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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灝
原圖鏈接 台北中研院院士
出生	1937年
國籍	中國
知名作品	<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 <張灝自選集> <時代的探索> 。

張灝（zhanghao)台北中研院院士

張灝， 男，1937年出生，原籍安徽省滁縣(今滁州)。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後留學美國，獲哈佛大學碩士、博士學位。

基本資料

中文名	張灝	性 別	男
學 歷	博士	職 業	台北中研院院士
畢業院校	台灣大學、哈佛大學	出生日期	1937年
代表作品	《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	《張灝自選集》	《時代的探索》

職務

曾長期擔任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香港科技大學人文部教授，現為台北"中研院"院士。

研究著作

研究領域為中國思想史，特別是近代思想史。主要著述有《梁啓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危機中的中國知識分子:尋求秩序與意義》(1987)、《危機中的中國知識分子:意義與秩序的追求，1895-1911》、《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1988)、《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1989)、《張灝自選集》(2002)、《時代的探索》(2004)，他還是《劍橋中國史》晚清部分的撰稿人之一。

記者採訪

陳建華：張灝教授訪談錄 問：關於你的心路歷程，我想先從一個簡單的問題開始：你為什麼要學歷史？

答：這跟我早年經歷很有關係，最重要的我是出生在動亂之中。其實從我的童年到少年，對動亂沒什麼理解，只是有一種感覺，朦朧的但很強烈，跟時代相聯繫的一種感覺。出生在天翻地覆的時代，這種感覺漸漸凝聚起來，漸漸明朗化，很自然地會想這動亂是怎麼回事？是怎麼來的？我相信這個東西把我帶進了歷史，一開始從近代史學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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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從你讀書到教書，前後約有半個世紀。這其間一直以近現代中國作為你的思考對象，好像是一條直線。有沒有中斷的時候？或者對自己從事歷史研究懷疑過？

答：沒有。似乎沒有認同危機，或者是學術的認同危機，不明顯。動亂的經曆始終在起作用，揮之不去的是逃難的記憶。早年在四川，從我的記憶開始，就跟逃難分不開。那時候才四歲，被日本人的轟炸震醒。離開大陸前，跟家人倉皇離開南京，已經是一座空城了。有些恐懼，也有些好奇。然後在上海，在近郊的上海中學，附近都是堡壘，只見一卡車一卡車的軍隊來來往往，似懂非懂的不知道怎麼回事，還不了解什麼是戰爭。

問：為什麼離開大陸？當時有不少人並沒有去台灣。

答：這跟我家庭有關。父親是國民黨黨員，是立法委員，屬於中上級官員。父親當時認為只有一條路，就是走。當時不少人在猶豫，走還是不走，但我父親沒有選擇。家裡有五個弟兄，四個留了下來，後來都很慘。那時上海龍華機場一片慌亂的景象，到了台灣，整個氣氛很恐慌、很低迷。國民黨政府信心動搖，對於共產黨不是來不來、而是幾時來的問題，惶惶不可終日。

問：您到美國時幾歲？

答：二十三歲，我十七歲進大學，畢業後要受軍訓，後來不要，因為我從小就生肺病。十八歲的時候動了手術，差點把命送掉，可以說是死裡逃生。

問：大難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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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至少生過三次大病，包括最近的一次。八歲時發現我有肺病，後來知道是從我的奶媽那裡得來的，她離開我家不久就死了。我是獨子，經常休學。考大學時，又好些了，就去試試看，考進了台大歷史系，此後肺病就慢慢的淡去了。家裡有個親戚是醫生，叫陶榮錦，在台灣很有名。他向我父親建議給我動手術，哪怕拿去一葉肺都沒有關係，如果吃藥的話，反而會結疤，有後遺症。父親聽了他的話，沒想到是個大手術，打開胸腔，整個的換血，手術完畢以後，又發現匆忙中忘記用止血藥，又立即把我送進開刀房，但醫院又發現缺藥。讓我母親在城裡到處找藥，最後終於找到一家藥房，快要打烊了，但買到了這種藥，她拿了藥就沖回醫院，把我的命救了下來。後來又患了黃疸肝炎，在醫院裡住了三四個月，我算是多災多難。1959年，我到了美國。

問：進了哈佛。

答：是的，然思想幾度變化。在台大最重要的是投入殷門，殷海光替我們和「五四」之間搭了一個橋。國民黨統治之下「五四」不能隨便談，因為共產黨就是「五四」帶進來的。殷先生膽子很大，當然不是明目張胆地提倡「五四」，但他是「五四」知識分子。所謂「五四」，有這麼幾樣東西：一個是民主，一個是科學，再一個就是反傳統，對我影響很大。這裡我來念一段東西，2005年我在台灣作的一個關於我的心路歷程的演講：「開始認識殷海光先生，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進台大不久，讀到聶華苓寫的《一顆孤星》的文章。在她生動描寫下，台大的一位特立獨行的哲人，在我腦海中浮現出來。在台灣早期灰暗的大環境裡，正像看到一顆孤星在天邊閃爍，年輕的我，怎能不為之心儀而神往？」那時的台灣，思想學術很沉悶，不許隨便談什麼，動不動就是通匪了，無形中殷海光把「五四」大觀念灌輸給我們。有人說殷沒什麼思想，不錯，沒什麼思想，沒什麼學問，對自由主義理解膚淺，但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台灣的思想脈絡里，聽到他聲音，看到他文章，卻是非同小可。關於中國自由主義的發展，大約在五十年代以前，主要是受盧梭、黑格爾和馬克思這一路數的影響，是一種高調的民主。後來王元化他們談黑格爾，也是從這一思想路數進去的。在台灣是殷海光，在大陸是顧准，這兩個人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真是了不起，孤軍奮鬥，把中國激進理想主義的思想，如高調的民主觀念帶到英美的比較低調的以保衛人權為主的自由主義。盧梭、黑格爾、馬克思談民主自由的理想，非常高調，搞得不好把自由民主搞成抽象玄虛的東西。黑格爾的「絕對自由」（absolutefreedom），盧梭的「公意」（generalwill），馬克思的「真民主」、「真正的人」。可是在英美傳統里比較低調，把自由民主落實到每個人具體的生活和願望里。在五十年代以前由大陸系統的高調的民主出發，因此走上毛澤東的人民民主專政絕非偶然。殷海光現在來看沒什麼，但在當時脈絡里把自由民主思想換軌，換到比較低調、以經驗主義為基礎的英美自由主義軌道。當時在台灣另一個人物叫張佛泉，對這種思想換軌也很重要，使我們對什麼是民主、自由有新的了解。他寫了本書叫《自由和人權》，說什麼是自由，就是基本而具體的人權保障，談自由、民主必須談具體經驗的人的利益和人的尊嚴。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就是要從這裡開始，這就是西方的傳統，不要談一個絕對的民主自由。殷海光在台灣寫文章，把張佛泉這些觀念發揮出來。我覺得更了不起的是顧准，在艱苦而完全孤立的環境中能夠悟出英美經驗主義的政治觀。王元化晚年也感到，黑格爾這套東西是可以闖大禍的。所以殷海光的自由主義，就是他把「五四」的一些基本觀念帶到我們青年一代，同時把民主自由思想換軌，這就是殷門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