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片綠葉（史鐵生創作的散文）
原文
姐妹倆從小在一起長大。如今姐姐14歲，妹妹12歲，互相不見已經5年。姐姐跟着母親，妹妹跟着父親，相隔幾千里遠。父母離了婚，法律不承認感情，便把姐妹倆也分開。暑假裡，姐姐坐了火車千里迢迢去看妹妹。妹妹還想念母親，羨慕姐姐能在母親身邊生活。今天的孩子不會逆來順受，有的是勇氣和魄力，也有辦法。姐妹倆商量好一起到母親身邊去，悄悄地收拾起行李，聲色不露，神鬼不覺。孩子的真情也不承認法律。暑假將盡。去火車站的那天，姐姐在自己的提包里裝了妹妹的衣物，說那是自己的行李；妹妹呢，提了姐姐的東西，當然就沒人懷疑她不是去給姐姐送行。到了車站，進了站台，上了火車，一切都順利。然而妹妹畢竟小了幾歲，火車要開時心慌了，忘記該藏到車廂內的什麼地方去，於是露了馬腳，被拉扯着下了車。姐姐急得在車上喊：「妹妹！你再好好想想，願不願意跟媽媽在一起！」妹妹在車下哭。
車開了，姐姐哭了一天一夜，不吃不喝哭了一路，哭得車上的人都心酸，她不知道妹妹這會兒怎麼樣了。……孩子有一天對母親說：「我們的生活都是讓你們大人給搞壞了。」說得母親黯然無語。
以上並不是柳青所導演的影片中的一段，而是她真實生活中的一幕。柳青就是那個母親。
孩子怨母親，這太好理解。不過孩子還沒有長到能夠理解母親的年齡，不知道生活都是什麼。
閒時，我常一本正經地設計自己的來生，便確信是有先天的幸運這回事。譬如生就的一付好身體；譬如天生的一個聰明腦袋瓜兒；再譬如像貌和身材都漂亮，也不是憑後天努力能辦到的；還有是得生在一個文化素養比較高的家庭里（或環境中），這與「出身是不能選擇的」類似，全在乎上帝的態度；最後一條是，生活中要有些非毀滅性的挫折，以免活得發傻。有了這五條，我想就不再向上帝要求其它。當然，這樣想過無非得一個笑，知道這對上帝未免苛刻。對上帝這般苛刻是沒有好下場的。
上帝卻把這五條都給了柳青。一條不落。
柳青1949年上小學，離共和國成立只剩一個月，這明顯是個好兆頭。一上學她就參加了中國青年藝術劇院舞蹈三隊，就是兒藝的前身。她參加過三反運動的演出。就是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恰好目前還是需要的。給她印象最深的是扮演小和平鴿，（那時抗美援朝戰爭正打在高xdx潮）到中南海給首長演出，事先每隻「鴿子」都激動得不行，每人預備個小本子，單等首長簽名留念。世上象是沒有比這更幸福的事了，尤其是在50年代少先隊員的心中。
1954年夏天，好運之神沒有把柳青喜歡夠，她被嚴恭、蘇里兩位大導演選中，拍攝《祖國的花朵》飾演影片中的次主角——中隊委員高佳雲。這影片現在不常演了，影片中的主題歌卻一直流傳，今天的孩子們還都愛唱，曲名是《讓我們盪起雙槳》。幾乎是公認的：解放以來的少年兒童歌曲中最不朽的有兩首，一首是《聽媽媽講那過去的故事》，一首就是《讓我們盪起雙槳》。前一首悠遠、辛酸，後一首歡樂而充滿希望。兩首歌是那個時代的寫照。
其不朽也是那個時代鑄成，舊中國的辛酸已然悠遠。新中國正度着歡樂而充滿希望的童年。「讓我們盪起雙槳，小船兒推開波浪，水面倒映美麗的白塔，四周環繞着綠樹紅牆……」這首歌差不多是那一代和那以後好幾代少年兒童的聖歌，不必象後來的許多歌里那樣強調什麼好和什麼壞，唱着這歌的少年們都如聖徒般牢記了祖國和自己肩上的責任。影片中的那幾個小主人公呢？幾乎成了那幾代少年心中的偶像，確是祖國的花朵、祖國的寵兒。柳青和她的少年夥伴們經常作為中國少年兒童的優秀代表，到北京飯店之類的地方去參加國際少年兒童的節日歡慶活動，又經常給首長或外國代表團獻花去。
符合第三條已經無疑；因為中國影片中的正面角色無一不是漂亮的。又因為舞蹈演員的身材，當然一定要美。還因為我們是一個顧臉面的民族，絕不會請一個不漂亮的小姑娘去給外國人獻漂亮的花。
符合第一條也有明證：從初中到高中，柳青一直是北京市少年游泳隊隊員，曾兩次打破女子少年組100米蛙泳的市紀錄。她還是市排球隊隊員，參加過全國少年排球賽。看來「福無雙至」一語不絕準確，至少在少年柳青身上未得體現。
1956年，她考進了北京女十二中，一所很好的歷史悠久的中學，建校已有100
多年，以前叫貝滿女中。初中二年級國慶節時，柳青的好運到了頂峰，她作為全校三好生中的第一名，站在彩車上通過天安門。完全能想象得出：紅領巾飄飄揚揚（紅旗的一角），五指併攏高舉頭上（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站在彩車上大約不容雀躍，但心中定是沸騰，不知說什麼好（說什麼似乎也不好），熱淚盈眶（不知道毛主席看見了沒有），彩車開得太快。沒有什麼比少年的純真和赤誠更動人的東西了。柳青說：「一種極高的榮譽感，使我保持了六個學年，全部課程都是五分。」這話說得讓我有點傷心，我記起自己小時候也是有極高的榮譽感的，卻不能得到全五分，因此見也沒見過那樣的彩車。沒錯兒這又是上帝的事，上帝還給了她聰明的大腦，以便符合第二條，當然這與她自己的努力難分，而且一定與她的母親難分。
柳青很小，父親就離開了她們。柳青跟着母親長大。柳青的母親是位作家，三、四十年代很出名，現在的筆名叫作柳青娘。
（注意第四條）不過第四條的重要絕不僅在於童年的智力能夠得到及時開發。因為教授的兒子坐了班房的事並不算稀奇。柳青娘（這筆名給本文的敘述帶來方便）的重要，也絕不僅在於能夠督促女兒的學習。望子成龍是普天下父母必有之心，如今的嚴父嚴母施拳腳以育龍而偏弄出了蟲的事，屢有發生。所以請注意：我的第四條中說的是文化素養。文化素養與文憑、學位和職稱，是分明的兩碼事。文化素養是什麼？此文要求一萬多字，不是為探討這個題目用的。講一件事，看能否對弄清這個問題有些幫助吧。50年代初期，柳青娘帶着三個孩子生活，柳青是老大。柳青娘有一位童年時代的老朋友，那時也是孤身帶着兩個兒女度日。兩家人住隔壁。這位老朋友是小學教師，教師比作家的收入少很多，似乎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老朋友一家的生活也就困難得多。「那時我媽給孩子們做衣服，」柳青說，「一做準是五件，我們三個和劉姨的兩個孩子每人一件。」這是件小而又小的事，似與「報告文學」
不甚匹配，但這在童年柳青的心中留下了難滅的印象，這一點卻又象比「報告」和「文學」都重要。柳青說：「我幸運地得到了整個少年時代的健康、自然的發展，我所在的是得天獨厚的沒有被污染的環境。真善美的東西在我心裡生長並扎了根。在我的心裡打了這樣一層底色，打得很牢，很紮實，以後再怎麼樣也塗抹不掉了，真誠、坦率、積極進取、與人為善……一直到15歲，我沒有遭到任何挫折。」
有一天上帝一覺醒來，悶悶的，不甚愜意，慢慢尋思道：單有真善美算什麼真善美？只把好運之神派去照顧一個人，太象凡夫俗子嬌養自己的兒孫，我既為天君，焉能做下這等孬事？便放出假惡丑三魔鬼，令其下到人間做上些手腳，特別囑咐要給那個叫柳青的孩子一點顏色瞧瞧。三魔鬼領會出來，真把時間搶得好，1958年5月，正值柳青初三快畢業之際，團組織要發展她入團之時，假惡丑魔鬼到了，柳青娘被劃為右派分子，並被開除公職送去勞動教養。
就這樣，上帝可謂功德圓滿，為柳青把五條都湊齊，接下來的日子看她自己了。反正是不知道母親去了哪兒，反正是家裡一分錢收入也沒有了，弟弟反正是只有9歲，14歲的妹妹反正是身患重病，一種叫作「肝竇狀核變性」的病，日常生活也難自理。第五條反正是不如前四條好對付。政府幫了一個忙，把妹妹送到了清河養老院（不知怎麼講），但據說在那兒能得到很好的照料。劉姨（柳青娘的那位老朋友）的經濟狀況那時有所好轉，負責了弟弟的生活費和姐弟倆的房租水電錢。柳青在學校領一點助學金，饅頭和窩頭加起來可以飽。再有用錢的地方呢？譬如，住在清河的妹妹最愛吃油餅，每到星期日柳青就買幾個油餅，騎了車去看妹妹。母親不在了，15歲的姐姐決心讓14歲的妹妹吃到想吃的東西。蹬三四十里地的車，到了清河，見妹妹躺在床上，衛生狀況一塌糊塗，便為妹妹梳洗料理一天，然後再蹬了車回來。油餅就是我們平時吃的那種油餅，但對柳青的助學金來說是太貴重了。得想法掙點錢。所以一到寒暑假，她就到工廠去找點事做，名曰勤工儉學。早晨6點鐘起床，騎車趕到東郊的北京鍋爐廠當小工，帶上乾糧，就着工廠供應的降溫鹽汽水吃，晚上5點回家，洗下一盆鐵鏽湯。……這樣的生活整整過4年。後來不用去清河了，妹妹不在清河也不在人間。柳青說：「對於這一段生活，我倒並沒覺得太苦，不抱怨，更沒想過隨波逐流或破罐子破摔。也許是與底層人民的接觸，我知道了他們都這樣，天生如此，當然如此，誰也沒想到過這是苦。」感謝上帝吧，讓她知道了祖國有各種各樣的花朵。
我認識柳青是在1975年。她對插隊的事很有興趣，又知道我對文學和電影有着夢想而且癱瘓着，便願意來與我聊。由虎子介紹（虎子就是劉姨的孩子，我的中學同學），約了日子，聽說她是長影的導演，我便誠惶誠恐地做了準備，在自己的本子上和手心裡寫下很多字，等着。虎子說：「她等於就是我姐姐，你怕什麼。」
我說不怕。她來了。果然不怕。大家坐在七平米的小屋裡開聊，東南西北天上地下古往今來，說錯了也不被批判，我就說了許許多多的錯話。那天她穿了件墨綠色的呢大衣，就更顯得美，這一點不斷地給我以打擊，讓我覺得自己離電影有難越的障礙。她卻鼓勵我把插隊的事寫成電影劇本。我不敢說柳青是伯樂，那樣豈不等於說自己是千里馬？讓人笑話。實際上我的腿是癱的，不能千里也不是馬。實際上她成了我文學上的老師和引路人。我就下了一年苦力氣，寫了一個劇本，寄給柳青看。她回信說：「我一下就看出你應該搞文學。」這句話比我後來得了小說獎還讓我激動。我們全家也都激動了一回。我又寫了小說給柳青看，她看了又拿給好幾位有名的作家看，寫了厚厚的一疊意見寄給我。如是者許多次。我並未全盤接受那意見，在信中或面對面與她爭論過幾回，我們的關係很平等。我正式發表的第一篇小說，就是柳青推薦到一家刊物去的。那日天色已晚，她風也似地「刮」來，進門劈頭蓋臉向我祝賀，說那一篇「寫得真不錯」。我不免又激動一回，卻是激動不過她。
以後幾年我們見面的機會不多。她整年在外頭跑，採訪、寫劇本、籌資、拍攝，藉助上帝給的好身體可以行蹤不定。我坐在家裡倒總能聽說她的消息。消息不怎麼好，多是失敗的消息。消息如下：
1976年底——1978年夏，她與別人合寫《忠誠的戰士》，寫的是賀龍。劇本在1978年《電影文學》上發表。同年秋成立攝製組開拍，但中途下馬。原因很多。
1978年底，她寫成了電影文學本《作證》，但沒有拍攝的機會。此本收入1980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電影文學劇本集，集名就用了《作證》。
1979年5月——8月，她又寫了劇本《音樂之家》，寫了盛中國一家的故事。因有關部門不同意把盛中國的父親盛雪的事跡搬上銀幕，此片未能投產。
1980年4月——11月，她與王藝瑜合作，編導了《灕江春》。
此片由華文影片公司出品，1981年底總算公演。
1980年12月——1981年2月，她又寫了劇本《黃山吟》，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擬拍攝水墨動畫片，因非兒童所能理解的主題，又未成。與此同時，她與王力雄合作，寫了《末代皇帝》的劇本，中新社擬籌外資拍攝，因柳青本人認為此單位不具備拍攝此片的條件，終於放棄。
柳青簡直是馬不停蹄。我不由得要歇一會了，呼吸有些緊。
常聽電影界的朋友說，現在的導演，能把百分之三十的氣力使在藝術上就算不錯了，其餘的百分之七十得投到各種各樣奇怪和不奇怪的事情中去：相當於外交家和商人的事，相當於權術家和甜言家的事，相當於股票市場裡的事和街頭乞丐的事，相當於搬運工、勤雜工、自行車運動員和馬拉松運動員的事。都說，若不把這些技藝嫻熟了，憑什麼拍得起電影？有名氣的大導演要好辦一點，初出茅廬者必要有這樣一身硬功夫的，如果想成功的話。
如果想失敗呢？那就甭說，不過也沒有這樣的人。柳青自然也沒有失敗的癮。不過失不失敗不在於有沒有這方面的癮。很多朋友都說柳青嘛，人可真是個好人，可惜太不會處世，心腸又太軟，有些事做得太不管不顧，對人也太易輕信……還有好幾個「太」，因篇幅所限，不一一列出了。是否「可真是個好人」就註定與這些個「太」分不開呢？倒未必。作人何妨全面些、周到些呢？但都又似乎太沒有個性。據說，欲成大器者，若把每一件事都做對了，這本身就是一個錯誤。此語過於玄妙，非凡人所能悟透。柳青的事沒那麼玄，不過證明了「秉性難移」和「命運即性格」兩句話的偉大。譬如說作為一個導演，是大擺其架子好呢？還是與大家同甘共苦好呢？一般來說誰都會認為後者好。柳青是不擺架子的，因為不會。在上海錦江飯店拍攝內景時，因為要不斷變換拍攝角度，室內陳設及道具經常要搬動，這位導演便經常自己動手，很多好心人認為這樣會降低導演的威信。外出選景或拍攝時，她總揀租金便宜的車坐，有人建議說坐什麼什麼牌子的車才氣派，她想也沒想，只知道坐車是為節省時間提高辦事效率，不明白氣派的用處。在黃河源頭拍攝《漂流》一片時（地處海拔4900米的巴顏喀拉山上），她把吉普車讓給人坐，自己每天提前40分鐘出發，翻一座山坡到拍攝點去。她既是導演，又是全攝製組中年齡最大的人，而且不久前剛剛作過一次手術，無論從哪一點說，她坐吉普車都是名正言順的。但她認為全組的團結最重要，沒有同心同德的創作氣氛這部片子不可能拍好，自己必須與大家同甘共苦。不過她象是有點「不識時務」，據說「今非昔比」，眼下「擺架子」和「氣派」也是件非同小可的事呢。有一位影界的朋友不無悲哀地跟我透露了其中的奧妙（我也不是活在桃花源，因而一說就懂）：假如你出去聯繫什麼事務，必要有一輛氣派些的轎車，這相當於一個特別通行證，與之聯繫事務的單位先就敬你三分，事情便要好辦些。假如你作為一個導演去聯繫事務，最好只說自己是一名劇務，與之聯繫事務的人一見你心下便可嘀咕，劇務尚且氣派如許，導演來了總歸更嚇人，事情又好辦些個。這些柳青不懂。也未必準是不懂，懂了她也做不來。所以她就坐末流汽車，住下等房間，以吃方便麵條為樂事去吧。再說威信。導演要有威信這不是一個問題，但建立威信的方法卻分青紅皂白。舉個例子？譬如周總理信奉的是一種，「四人幫」慣施的是另一種——這例子舉大了。沒那麼邪活。然而我想起詩人北島的一句詩，「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這真糟透了。不過失敗就失敗吧，柳青還是堅信她的「同甘共苦」、「同心同德」、「光明正大」吧，那樣好。
又見到柳青時，倒看不出她有失敗的樣子，依然是風一般地來，又風一般地去。我很想對她說點類似安慰和鼓氣的話，發現不必。我又很想勸她把那幾個「太」字改一改，料也白搭。就聽她興奮地給我講了她的兩個劇本——《作證》和《黃山吟》。
《作證》是她為編寫《忠誠的戰士》，在湘鄂西採訪時的意外收穫。這兒是賀龍的故鄉，是老革命根據地。這兒曾育出過多少傳奇式的革命人物和傳奇般的革命故事！如今又有了一個奇異而動人的傳說：有一位家在北京的老幹部，年近花甲了，級別約在局級以上。「四人幫」肆虐橫行時期，他離開了北京的家；隻身悄悄地來到了這裡，並悄悄地住下來。他原本是這地方的人。是什麼又把他召喚來？是逝去的童年的樂事？是依舊的故鄉的水土？還是已經遙遠了的青少年時代的夢想？是什麼不清楚。是什麼也都不算稀奇。稀奇的是，他不久竟與當地的一位既窮且老的寡婦結了婚，既無喧天的鑼鼓，又無動地之炮仗，兩人住在茅屋裡，沉靜和諧如償夙願般地生活，給人感覺不是牛郎過了天河，便是織女又降凡間。眾人都羨慕，也都感動，又都驚訝，便有了種種猜測。有的說那老人是在京蒙了冤的；有的說那老人是為了不使別人蒙冤而自己蒙了冤的；有的說那寡婦受了多年的悽苦，心裡一直念着那老人呢；有的說那老人也一直戀着那女人，到底來與她團圓了。眾說紛壇，但都相信：這二人年輕時必有過一段浪漫與悲哀，這二人歷盡劫難終於感動了上蒼。老根據地的人民，心地真是純淨善良，便把這美好的猜想四處傳揚。（中國還有一派流言家，慣會編派別人的私事，編派得如他們自己一樣骯髒。這一點本文在後面要提到。）柳青被這故事打動，又知道這實在是一件真事，那老人與寡婦都確是有，就想去見見他們，可惜時間緊張未能如願。
以上就是劇本《作證》所根據的原始素材。人，有什麼樣的心靈便會有什麼樣的靈感，這便是人對藝術的重要。
《黃山吟》，說的是明代一位大旅行家重遊黃山，尋覓三年前他在這裡遇到的一位姑娘。那姑娘當時被迫出家作了尼姑，痛不欲生。旅行家熱愛生命，志在山河的博大胸懷，曾感化並點悟了那個姑娘。然而現在，他尋遍，人間皆不見姑娘的蹤影。旅行家路遇大乘法師一同揣測姑娘的下落。黃山變幻萬端的雲彩始終伴隨着他們，在深谷、在天際演出一幕幕神奇悲壯的景象。他們心中都明白了：那姑娘已不在人世。她若逆來順受混混噩噩做生活的奴隸，尚可苟且偷生，而一旦認識了自我的價值並勇敢尋求時，必不為險惡的社會所容。從種種民間傳說中可知，她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有過壯麗曲折的經歷。如今，她的魂化作了黃山之雲，縈繞于山頭，俯視人間，不忍離去。
柳青說，「人的生活不夠美，所以才希望從藝術中看到美，在藝術中創造美、實現美。」我想這一點就是藝術對人的重要了。
有那麼一陣子，我的耳朵也聽來不少關於柳青的流言。中國多流言，因為中國人少流動，多數都如我一般畢生「癱瘓」在一處。又因為不少人的時間多到不知如何挨過，便把別人的私事傳來傳去，又加了誇張與變形，以使自己寂悶的生活多出聲色。也可能還因為中國有把愛情列為禁區的歷史，性教育又極缺乏，所以這方面的好奇心就需流言來滿足。中國式的流言之最大宗，便是關於別人的私生活，包括結婚和離婚，包括再嫁和不再嫁。寫到這兒想起一件事：現今小說的題目中若有「男」字和「女」字並存，即可暢銷，想必是因為符合了辯證法的原則。
柳青上大學時就有了戀人，據說是一見鍾情。雙方的功課都好，雙方的理想都高，雙方的思想都進步，雙方都在青春年少時，自然有說不完的知心話，有夢不完的美麗的夢。讀者想知，盡可以把古今中外一切有關青年男女真誠相愛的故事想一遍，把精采的情節用在他們身上，多半是有不及而無過之的。想必讀者已有所料：象這樣美麗的愛情故事不會沒有一個悲哀的結局，否則成何世道？想得真對極了。1966年夏天，他們的愛情浪漫曲結束了，並沒有婚禮進行曲繼後，而是「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原因呢？也非常典型：男方的父母反對。反對的原因呢？也非常典型：柳青的母親是右派，所以與柳青結婚的人，其事業的前途法定黯淡。這樣的邏輯在那個時代是通行的。將來的人們對此可能會不理解，正如我們今天已經不能理解，為什麼一個奴隸的婚姻要由奴隸主來決定，為什麼奴隸主為了幾塊錢就能隨意拆散一個奴隸的美滿家庭。類似的事發生在20世紀的社會主義國家中，發生在中國的高級幹部和知識分子中間就更值得深思。就這樣，要麼忠於你的愛情而不顧你的前途，要麼顧着你的前途而拋棄你的戀人，那個青年選擇了後者。
不要太怪他吧，因為這裡所說的前途，是與革命、人民、主義等字眼劃等號的。柳青沒有太怨他，一直都把他當作好朋友。柳青也沒有恨他的父母，而且記得那兩位老人一直都是很喜歡她的。她在給兩位老人的信中寫道：「……我心裡雖然很難受，但並不感到意外。當我剛和他作朋友時，就想到了這個問題……幾次很直接了當地和他提過……應該把我家裡的實際情況老老實實地告訴您們，含糊、說謊都不對，在我心裡就過意不去。他說我不了解情況，要是和家裡說了，您們肯定會生氣的，也不會同意的，還是先別說吧。當時，我並沒有把家裡為什麼會不同意的原因想得很深，也沒有勇敢地正視這個問題，因此幾次想給您們寫信，都沒有寫。去杭州（男方家裡——作者注）前我想：如果您們問到我家裡的情況，我就如實地把一切講出來。可是您們都沒有問起過，我就沒講，並且天真地想：等我母親摘了帽子又重新工作了，等我也入了團，那時再向您們講吧。
因此一直拖到去陽高（柳青參加四清工作的地方——作者注）以後才講。這件事我做得很不對，也很不好。……」看來柳青還是很理智、很冷靜的。不過再看一段她的日記吧：「這些日子的感情是很複雜的，一連接到他的兩封來信，一封比一封冷酷，一封比一封更缺少溫柔……他認為必須按他父母的意見去做，而這和我們的愛情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必須舍一求一。他……認為這件事必須說明白，否則對雙方都不利；態度是相當堅決果斷的。真沒想到這樣大的打擊發生在我參加四清運動最緊張的時刻。我在上一封信里，曾有點挑戰式地批評他不勇敢、不堅定。我希望經過我們的努力，用我們的決心和行動解決和他父母之間的矛盾，爭取最後結合，但是他卻連這點勇氣和信心都沒有……那天中午接到他的信，我真想痛哭一場，哭一天，可當下張茂成就來找我，說被張侃迫害的徑忠的女人回村了（這是四清中的一件事——作者注），我立刻擦了眼淚去訪問她。……但有一剎那空隙，我就覺得心口像被什麼東西堵住一樣，眼眶馬上盈滿淚水。會一散我跑開了，跑到園子裡，—眼淚又止不住流出來。但是我很清醒，知道不能把眼睛哭紅，還得回來參加晚上對敵鬥爭會呢。」
柳青說自己「對此事並不感到意外」，那純粹是一種誇張的自我安慰。她說「我並沒把家裡為什麼會不同意的原因想得很深」，這才是實情。這不是壞人與好人演出的鬥爭，這是好人與好人釀製的悲劇。愚昧落後是其發酵劑。那時，能夠把「原因想得很深」的人不多，能夠把後果想得很深的人就更少。文革式的大悲劇，也許正是以這樣的小悲劇為基礎、為根源的。一對小人物純真愛情的被扼殺，與一位國家主席的冤死，這之間有着模糊但是確定的聯繫。人道主義泯滅的地方，人的尊嚴被蔑視的地方，苦難還能不日趨深重麼？中華民族那10年大悲劇的製造者是中華民族自己。每一位驕傲的炎黃子孫，對那段歷史如今想必都有了覺悟。（但願如此）悲劇又成了進步的發酵劑。
柳青把屈辱和悲傷藏進了心中，心變成荒漠。愛情之火在那兒熄滅了十幾年。雖然她後來結了婚，有了兩個女兒，但那根本談不上愛情。恐怕沒有篇幅寫這件事了。就在她準備結婚的時候，她心裡也全明白：沒有也不可能有愛情。這一點，無疑是她的錯誤。她的錯誤還在於：不懂得，同情和犧牲絕不是婚禮進行曲的音符；沒注意到，荒漠之下還有着愛的潛流；沒有看清，這樁婚姻的雙方是兩種不同的人。本文不具訴訟性質，也不打算象大多數國產影片那樣分出正面角色與反面角色。生活沒有那麼簡單。總之，純潔的愛情被扼殺之後，不會有好果子從這棵樹上結出。
柳青繼續馬不停蹄。
1981年3月——1982年10月，她與王力雄合寫了劇本《追索》。劇本在1982年第，2
期《醜小鴨》上發表，同年由中國新聞社電影部投資拍攝，1983年公演。這是她獨立執導的第一部故事片，放映後獲得一定好評（70個拷貝，放映14900場）。
1982年11月——1984年1月，她參加了故事片《南拳王》的拍攝。『1984年2月——6月，她與達奇、王力雄合寫了25集電視系列片《黃水謠》。同時，她自己又寫成同名故事片劇本。本打算電視電影套拍，但又因故下馬。
1984年7月，她在浙影廠所拍電視劇《風荷曲》中，任藝術指導。
1984年9月一10月，她拍攝了長錄象片《炎黃子孫歡慶十一》。
1984年底一85年初，她與王力雄合寫電影劇本《血門》上下集。自己沒有拍攝機會。此片由西影和廣東藝術發展中心聯合攝製。
1985年3月一7月，她在深圳影業公司拍攝故事片《漂流》，因種種複雜的矛盾，她中途離開。
1985年10月一12月，她為湖北電視劇創作中心改編了12集連續劇《天堂之門》。
柳青很能吃苦。與柳青一起工作過的人無論對她的看法多麼不同，在這一點上卻都一致。
影片《追索》中有這樣一個畫面：凌愷打開父親的考古筆記，響起駝鈴聲，隨之出現當年凌思涵的考古隊通過火焰山的情景，巨大的紅色金字塔式的火焰山下，一支小小的駝隊走在黑色的沙漠上，給人神奇的感覺。7月的吐魯番，中午的氣溫高達47℃，人靜靜地呆着也會感到難受，但為了這一畫面，她們還要往山上爬去找最好的角度。那次柳青中暑休克了，被人抬到山腳下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內，3
小時後才緩過來。第二天她照常工作。小說靠語言，電影靠畫面；語言看出作家的功力，畫面見到導演的匠心。為了一個好的畫面，她和她的同志們不知走過多少冤枉路。在沙漠裡，在高原上，在急流險灘間，常常是玩命一樣走到一個地方，看看，不理想，再重新去找。這與片名相同：追索。「眾里尋他千百度，摹然回首，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這不怕。凡是追求完美藝術的人，都不怕這個。怕只怕：眾里尋她千百度，猛然發現，有人正在名利薰心處。那時候柳青只會傻眼，再無作為。
為了拍攝《漂流》，柳青讓掉了《血門》的導演權。西影和廣東省藝術發展中心共同決定，請柳青導演她參加編寫的這部影片，共二集，投資150萬，拍攝景地在上海、天津，工作條件來比《漂流》不知好多少倍。《漂流》拍攝條件之艱苦，是一般攝製組無法與之相比的。古稱黃河沿的瑪多縣已屬人跡罕至的地方，離西寧有600
多公里。再向上穿過大草灘，就到了鄂陵湖西北方布青山下的淘金場。她們和淘金人滾在一起，喝的是沙坑中滲出的水，住的是帳篷，地上僅鋪一塊塑料布，下面是濕草皮和老鼠洞。
那地方晚上9點多太陽才落，她們便從早晨5點一直工作到晚上10點，中間只吃一頓飯。再往上走，到了黃河源頭。自古以來，涉足此地的人也不過幾十個吧，萬圓幾十公里連牧民的帳蓬都不見了。她們就在地上挖個坑生起灶火，用高壓鍋煮麵條，一頓飯要吃三個小時。空氣稀薄。走幾米路都覺困難。不過得爬山，跟在上海或天津的爬樓梯有區別。柳青覺得《漂流》更能實踐她的藝術理想，寧肯放棄另一種成功，而來這洪荒之地冒風險。這一次她除去冒了風險，沒有得到別的。不過，黃河的博大激涌、高原的偉岸雄渾、大自然的純潔沉靜使她得了大享受。她常獨自久久地默對這顆星球和這個宇宙，便忘卻了蠅營狗苟的瑣事，聽到了瞑瞑之中愛與寬容的啟示。
記得有一次我問她：「這麼拚命地干，我猜是想用事業的成功來抵銷生活中的失望吧？」
她說：「我不是那種把事業放在第一位的人。」
「那把什麼放在第一位？」我問。
她說：「生活。」
她說：「真誠的愛和人與人之間美好的關係，事業也不過是為了這個。」
她說：「有的人最關心的是怎麼能在社會上站住腳，認為能搞成幾部作品，被人們所承認就是最大的快樂，為此可以犧牲一切。」
她說：「我也盼望自己的作品被社會承認，但那不是最重要的，真的實現了我也不會覺得是什麼了不起的幸福。其實有更珍貴的東西。」
這最珍貴的東西是什麼呢？再看一段她的日記吧：「……不去追求人的能力的最大半徑，不去尋找人的能力的最大值，我追求的是人性的美，真善美的最大限度的實現，人和人之間的理解、信賴、尊重、愛護、幫助、真摯的永恆的友誼與愛情。我要這樣做，我也想這樣影響別人，比如通過我的作品，使人和人的關係變得更美好，也使人類本身變得更美好。」
看來幾個概念有些亂，得稍稍分析一下：為了在社會上站住腳而搞藝術的人，是一種人。為了發揮和實現自己能力的最大值而搞藝術的人，又是一種人。為了使人間變得更美好而搞藝術的人，是第三種人。第一種和第三種都是目的很明確的人。第二種呢？其「最大值」怎樣體現呢？神槍手所以能證明其為神槍手，總是要有個靶子的，否則子彈向何處出膛？倘這靶子是「在社會上站住腳」，便與第一種人同。倘是「使人間變得更美好」，又與第三種人一樣。所以第二種人是個不確定的概念。而第三種人若是為了自己的目標竭盡全力，不也是在「實現人的能力的最大值」麼？
柳青正是這種人。
這種人總是失敗多於成功的，原因有三：一是因為他們永遠不嫌生活已經太美，他們創造美的生活欲望是不知道夠的；二是，他們永遠不認為自己已經發揮了自己能力的最大值；第三，他們總也投時間去學「站住腳」的技術。幸虧這種人對成功與失敗有着自己固執的見解：他們不認為「站住腳」就是成功；他們認定，人與人之間失去了真誠、信任和理解才是失敗。誰都不願意失敗，只是失敗的含意不同。有一位詩人跟我說：藝術是跳高，不是拳擊，其對手是神，而不是人。我理解此話有兩層意思：其一是說，搞藝術的人沒有理由互相爭什麼強弱（更不要說互相使拳腳了），面對自然造化的萬物，我們每一個人都太弱小、太淺薄。藝術不是為了用來打倒人，而是為了探索全人類面對的迷茫而艱難的路。
其二是說，拳擊以打倒一個人（一個更弱者）為目的，所以總能得一點沾沾自喜的勝利。跳高卻是在與神較量，所以每一次勝利都是以失敗告終（把橫竿碰掉算結束）。人與人之間美好的關係正如那橫竿的升高一樣，是沒有極限的。這種失敗之所以同時又是勝利，在於他們非常清楚自己是在為人類尋找一個新的高度。據說：「不想作元帥的士兵就不是個好士兵」，但是，僅為作元帥而作元帥的元帥，準是個壞元帥。
我見過柳青悲傷的時候。這時候，風象是在她身上停歇了，她坐下來，仿佛被風吹落在椅子上，眼睛裡一片空曠。這種時候她可能說：「昨天我很難過，既便是那個本子搞成了，可我們那些過；去的朋友為此離心離德，也還是一個悲劇。」她也可能是說：「我有時候挺失望，人要是只愛自己，還有什麼意思呢？」不必去詳究她說的是哪件事和哪個人。她象大多數善良的女人一樣，您給她一點美好的東西看，她身上就颳風，興奮而且強勁，不惜把自己刮光。而一旦出現了不那麼美好的事，不管是出現在誰身上，失敗者就象是她自己一眼睛睜得太大，其中是不盡的茫然。當然用不了很久，她又能聚起足夠的風力，興奮且強勁，把自己刮出去，因為世間的美好事確也不盡。
不過，這麼容易颳風也未必全是好事。柳青娘就說過她缺心少肺，「這麼大的人了還那麼糊塗」。我和虎子也認為她太少主心骨，太有些盲目。當然不是願意她變得世故，而是希望她能風平浪靜哪怕是一會，惟此才能對生活多些深的思考。我以一個寫小說的人的偏見，認為她應該及時把自己找回來，把自己四十幾年的生活細看一向再深思幾遍，下些慢功寫出來。任何一個人，若能不留情且無忌諱地把自己剝開來細品，都會發現那原來是一部好作品。何況柳青又不乏藝術才能，手裡又掌握着非常豐富的好素材，那些素材又不是費盡心機搜集來的，而是上帝賜給她的經歷。真情和深思比技巧重要。我真希望她能寫。譬如：她的與「花朵」和「鴿子」一同度過的少年時代；她的詩一樣美妙又詩一樣憂傷的青年時代。譬如：那一個夏日，她游泳回來，人們告訴她母親已被抓走；那一個冬天，她買了油餅去看妹妹，妹妹已不在人間。
譬如：她信徒般虔誠地自我改造，卻總難得到「主」的寬容；15歲就夢想着入團，直到大學將畢業時才算如願。譬如：她說過的，她最不能原諒自己的罪過——為了與家庭劃清界線，她和弟弟曾一度離開了給人家作褓姆的柳青娘，以致老人無兒無女地過了好幾年。譬如：文革中她曾作過一陣頭號保皇派；又為了給系主任爭人的尊嚴（因為有人把系主任畫成豬），致使自己陪着上台挨斗。再譬如：文革中她曾被敵對派打成反革命，而後來當敵對派也被人打成反革命時，她反而寫大字報為之鳴不平。再譬如：她天真地以為自己有與別人一樣的捍衛真理的權利，大約又是風一樣地去串聯，結果被全國通緝。還有：她那一次悽惶悲傷的少女的初戀，那二次失敗的婚姻，和以後幾次仍不成功的愛情——這既是一個人的悲劇，也是社會和歷史的悲劇。還有：她心如荒漠時可以平安，而一旦又萌生了愛情，便招出惡語流言。——這中間更有着深意。……她幹嘛不寫寫這一切呢？至少幹嘛不靜下來想一想呢？讓風靜那麼一會不好麼？那會給人更深的智慧。
我不懷疑她能把自己的故事寫好，只要她靜下心去寫的話。她說過：「真正悲劇的主人公，他們的道德品質不是好到極點，但他們的遭殃絕不是因為罪惡而是因為弱點，我和我要寫的主人公都是這樣的一些人，我要寫的既是性格悲劇，又是社會悲劇。」她還說過：「我以後要報復世界嗎？要報復那些傷害了我的人嗎？報復只能在人中間再製造痛苦，我在別人的痛苦中絕對得不到快樂。我受的苦太多了，我不願由於我的存在再給人們增加痛苦。」古往今來，真正的藝術家多是嘗夠了世間的艱辛與苦難的，但他們總是對人類充滿了愛的，他們的作品中因而沒有報復的色彩，沒有狹隘的怨恨，沒有歇斯底里的發泄，沒有自命聖潔的炫耀。在他們看來，靈魂殘疾了的人和雙腿殘疾了的人是一樣的，都是不幸的「羔羊」，而「主」不是神祗而是「羔羊」們的不屈、自新與互愛。
他們敘述苦難乃是站在人類立場上的沉思，他們剝開人類的弱點，本是為着人類趨向完美。惟此，藝術才有了更高的價值，藝術家的苦心才能獲得報償。
我到擔心，柳青還能不能靜下心來去寫她自己的故事。這種擔心大約也是多餘，或者寫或者不寫，對於她似乎都不重要。人常犯的錯誤是替別人瞎擔心。柳青把作人看得比作文重要。作人的重要不在於用筆寫，而在於用心行。幸福的實現對她來說也在於此。在生活中太難實現生活的理想，便到藝術中去實現，她說她搞藝術主要是此動機。不過我還是跟她說過一句玩笑話：要是不把您這四十幾年的生活寫一寫，似乎有負於上帝對您的「寵愛」。這話不全是玩笑。有幸得到上帝諸多「恩寵」的人，有理由多為世上做些貢獻，這與她的初衷不違。這麼多年來，她確實沒有一刻偷閒，但是「有所不為才能有所為」，她應該搞出更好的作品來。不單為自己，也為了後人。譬如她的女兒，不僅應該知道她自己的生活是被大人搞壞了的，還應該知道這些大人的生活都是什麼，以及生活原本就是多麼不簡單。歷史永遠是一條艱險的路，這路要人去走，其間布滿了迷茫和痛苦，從而人才有了思想和歡樂。柳青說，自從她的女兒一懂事，她便跟女兒說過，「我們是母女，我們更是朋友」。現在代溝依然出現了。出現了就出現了吧，叛逆是創造的開始。上一代人只須留下自己清晰的腳印，也許還應該把這些腳印鑄成模型，放在路邊的草叢裡，成一座路標。[1]
作者簡介
史鐵生（1951年1月4日—2010年12月31日），中國作家、散文家。1951年出生於北京市。1967年畢業於清華大學附屬中學，1969年去延安一帶插隊。因雙腿癱瘓於1972年回到北京。後來又患腎病並發展到尿毒症，靠着每周3次透析維持生命。後歷任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副主席。自稱職業是生病，業餘在寫作。2010年12月31日凌晨3時46分因突發腦溢血逝世，享年59歲。 2018年1月《史鐵生全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發行，全集共350萬字，按體裁分為各類小說、散文隨筆、劇本詩歌、書信、訪談等12卷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