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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特加·伊·加塞特 奧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1955) 是二十世紀西班牙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於文學和哲學皆有深厚造詣，他的思想和政治理念影響了西班牙的知識分子，有人將他譽為西班牙的陀斯妥也夫斯基，而法國存在主義作家加繆則稱他為繼尼采之後歐洲最偉大的作家。加塞特還是現象學傳播史上至關重要的人物。加塞特一八八三年誕生於西班牙馬德里。
基本內容
奧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1955) 是二十世紀西班牙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於文學和哲學皆有深厚造詣，他的思想和政治理念影響了西班牙的知識分子，有人將他譽為西班牙的陀斯妥也夫斯基，而法國存在主義作家加繆則稱他為繼尼采之後歐洲最偉大的作家。加塞特還是現象學傳播史上至關重要的人物。 加塞特一八八三年誕生於西班牙馬德里。一九○四年取得文學暨哲學博士學位，一九○八年成為馬德里大學的形而上學教授。然而，思辨哲學並不是他的終極關懷，他念茲在茲的是如何領導西班牙走出地域性的孤立狀況，進而能接觸歐洲文化更寬廣的運動。為此，他創建了著名的西班牙報紙《太陽報》(El Sol)和文學月刊《西方評論》(Revista de Occidente)。 西班牙內戰期間，加塞特因為反對佛朗哥政府，先流亡法國，之後到阿根廷。一九四九年返回西班牙，創辦了一所人文學院。一九五五年加塞特去世，其葬禮引爆了西班牙內戰之後最激烈的學生示威，這場示威反對西班牙長槍黨對教育的政治控制。加塞特的主要作品有：《無骨氣的西班牙》、《大眾的反叛》、《大學的使命》、《面對歷史的哲學》等。 就地理上的傳播而言，西班牙語世界為現象學的發展提供了最廣大的通路。現象學的傳播大多要經由西班牙。最初是奧特加·伊·加塞特的著作對現象學作了介紹，他於1934年曾在弗賴堡訪問過胡塞爾，並給胡塞爾和他的一些門徒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奧爾特加的這種毫無疑問的貢獻並沒有使他成為成熟的現象學家。在某些方面他可以與F.布倫塔諾相比，他是主要的開路人，但不是現象學事業的積極參加者。他與舍勒的關係密切，把舍勒作為生活在歐洲的最偉大的思想家而提起，並認為舍勒真正是柏拉圖所謂的「狂熱的」哲學家。奧特加·伊·加塞特認為，舍勒的心靈一直過着急噪的生活，而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舍勒的著作才表現出清晰而又無秩序兩重特點，由於缺少組織和結構，他的著作充滿許多不連貫，而未來的世代的責任可能就是要為他的思想補上所缺的架構和秩序。 對於奧特加·伊·加塞特來說，胡塞爾形式的現象學主要變成了他在弗賴堡五年研究的最後階段藉以擺脫他曾在H.柯亨的新康德主義中遇到過的那種意識哲學狹隘性的工具。他認為胡塞爾的功績是提供這種唯心主義所缺少的東西：嚴格和簡潔。但是胡塞爾也沒有避免唯心論的錯誤。胡塞爾的實在是純粹的意識，是純粹沉思的「我」，這個「我」將世界變成非實在的，將它還原為「純粹的可理解性」。因此，奧特加·伊·加塞特得出結論說，胡塞爾通過「現象學還原」達到的純粹反思的意識反過來必須建立在最初的「執行的」意識之上，對於這種意識來說，每一個東西都是實在的。因此，完成了的現象學使人們有可能「把握」唯心論「失足」——即通過將實在轉變為意識而使實在消失——的「時間和場所」。相比之下，早在1913年，奧特加·伊·加塞特在他的《對唐·吉訶德的沉思》（Mediations on Don Quijote）中就提出他的基本命題「我是我和我的環境」，這是對德國「實存哲學」的預言，而不是對胡塞爾式的「我思念我的被思想之物」（ego cogito cogitate mea）的預言。因此現象學通過為他的生命的理性的實在論哲學準備部分基礎，在將他從新康德主義解放出來的同時，也使他從現象學本身解放出來了。 奧特加·伊·加塞特本人既不是提倡和實行現象學主要原則的現象學家，也不是現象學主流的一部分，但他確實是從那以後澆灌着拉丁美洲哲學的現象學之流的閘門。他最重要的早期同事們最初的貢獻，主要是翻譯舍勒、胡塞爾、海德格爾，甚至普凡德爾的著作。大西洋西岸的現象學最初的刺激可能就是奧爾特加1916年對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訪問。因此可以說，奧特加·伊·加塞特在現象學傳播史上產生過非常重要的作用。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