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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國志》，由南宋葉隆禮撰寫，共27卷。

簡介

《契丹國志》一書共27卷，其中〈帝紀〉12卷，〈列傳〉7卷，後晉、遼國及北宋往來文書一卷，各國饋貢禮物數一卷，地理一卷，風俗及各種制度一卷，行程錄及使北記兩卷，諸番雜記一卷，歲時雜記一卷。

契丹國是指遼朝，本書自是研究遼朝歷史的重要歷史料，其中選錄了契丹世系及地圖等內容，可以與《遼史》相互參校。《契丹國志》中引用傳說為白馬青牛的仙人之後，始祖為奇首可汗。契丹早期歷史都有神話傳說為主。《契丹國志》明顯有抄錄諸書的痕跡，如卷一九《大實林牙傳》載：「大實深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王為帝而相之。……遼御馬數十萬，牧於磧外，女真以絕遠未之取，皆為大實所得。今梁王、大實皆亡，餘黨猶居其地。」此文全抄自洪皓《松漠記聞》卷上，卻未重新修改「今梁王、大實皆亡，餘黨猶居其地」一句，無法反映最後真實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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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國志》卷首《進書表》，末署「淳熙七年三月日，秘書丞臣葉隆禮上表」，淳熙七年（1180年）下距葉隆禮進士及第之年（1271年）達六十七年之久，葉隆禮斷無可能在及第前六十七年完成此書。再加上編撰本書過程過於草率，這些問題使得《契丹國志》真偽與否，一直存在爭議。

作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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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題葉隆禮撰。葉隆禮，字士則，號漁村，嘉興（今屬浙江）人。理宗淳祐七年（1247年）進士。十年，通判建康府。十二年，除國子監簿（《景定建康志》卷二四）。開慶元年（1259年），為兩浙運判兼知臨安府（《咸淳臨安志》卷四九）。

景定元年（1260年）。知紹興府（《寶慶會稽續志》卷二）。今書前附《進契丹國志表》，末署「淳熙七年（1180）三月秘書丞臣葉隆禮上表」。顯誤。論者謂淳熙應為淳祐之訛。然當年及第，即奉詔修書，且於三月以前撰成上進，亦不可信。

淳熙七年比葉隆禮中進士的時間還要早67年，因此，恐為咸淳之誤。在《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等均未著錄此書。說明此書在元代初年並未刊行。

元人蘇天爵《滋溪文稿》中曾論及此書，《千頃堂書目》亦有著錄，著錄為元人葉隆禮撰，據此推測，此書應為葉隆禮入元之後的作品。

主要內容

該書為南宋人奉敕編次，所取皆南朝所存有關北朝的資料，與元人所編《遼史》主要根據遼朝《實錄》有所不同，雖不免傳聞失實之辭，亦存直書不隱之論，足資參考。

書第一至十二卷記錄歷朝皇帝之事，第十三卷是《后妃傳》，第十四卷是《諸王傳》，第十五卷是《外戚傳》，第十六卷至十九卷為《列傳》，記載了十五位名臣的事跡。第二十卷為《晉表》、《澶淵誓書》、《關南誓書》、《議割地界書》。第二十一卷為《南北朝饋獻禮物》、《外國貢進禮物》兩類。第二十二卷講述地理，第二十三卷講述制度。第二十四、二十五卷為節錄宋人使北見聞。第二十六卷記述周邊北方各國。第二十七卷為《歲時雜記》記錄契丹的禮儀風俗。全書幾乎囊括了有關遼的重要史料。

紀傳之外，卷首附《契丹國初興本末》、《契丹國九主年譜》，末附《蕃將除授職名》、《漢官除授職名》。又收錄部分檔案材料：石晉降表二﹑澶淵誓書二﹑關南誓書三（契丹致宋書﹑宋朝回契丹書﹑契丹回宋誓書）﹑議割地界書二。

另有南﹑北朝饋獻禮物單及宋朝勞契丹人使物件。對州縣及四京本末，周鄰的少數民族風俗制度，歲時儀制，都有所記載，並附有宋人入遼行程錄。它是宋朝所存有關契丹的材料的總匯。

史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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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契丹國志》一書的史料價值，歷來評價不一。最早提到這本書的是元代史學家蘇天爵，他認為：「葉隆禮、宇文懋昭為遼、金國志，皆不及見國史，其說多得於傳聞。」後來的學者也曾指出其中種種疵病。但是，宋、元時期通記遼朝一代史事的著作，除《遼史》外，只有《契丹國志》。儘管缺點很多，仍是較原始的資料。遼代史料為數甚少，元末修《遼史》，已有文獻不足征之苦，就從《契丹國志》引用了不少材料。可以斷定的是，《遼史》中有關天祚帝一朝的史實，因無《實錄》可憑，主要取材於此書 。

今天我們將《契丹國志》和《遼史》加以比較，尚有不少可以訂正、補充後者的地方。所以，本書仍不失為研究遼代歷史的基本史料，值得我們特別予以重視。

《契丹國志》常全部引用原文而無所更改，收錄了許多今已失傳的珍貴史料書籍的記載，保存了大量史料。遼代有禁書令，有關遼國史事的書很少能流入中原，因此可以流傳到今天的遼國史料就更加罕見。

《契丹國志》的資料對研究遼代歷史具有不容忽視的價值。

本書版本

國家圖書館收藏有一部元刻本《契丹國志》，現存最早的版本。此書原為黃丕烈所藏，有缺字。書末黃丕烈跋一則稱：歲在辛未仲夏，書友有以《契丹國志》鈔本見售者，余見其裝潢，識是述古堂物，且與元刻款式同，因留閱，其所攜本適為下冊，遂請西賓陸東蘿抄補余書之缺，亦一快事也。

書上鈐有蜀石經一卷有半人家、黃丕烈印、文琛、平陽汪氏藏書印、民部尚書郎、鐵琴銅劍樓、瞿印秉沖、瞿印秉清、紹基秘籍、瞿印啟文、雅庭等藏書印。可知書自黃丕烈處散出後，歸汪士鍾家收藏，從汪家散出後為鐵琴銅劍樓所得，鐵琴銅劍樓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曾將藏書分三批售予北京圖書館。此書為瞿家第二批所售出書的一種。是鐵琴銅劍樓藏書中比較珍貴的一種。

元刻之後，此書到嘉慶二年（公元1797年），才又有席世臣校刊的掃葉山房問世。此本也為現通行的刻本，在舊鈔本的跋文中，黃丕烈曾慨嘆：此書自來藏書家皆儲鈔本，余何幸而兩收元刻。

此外，還有承恩堂本﹑及國學文庫諸版本。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賈敬顏﹑林榮貴的校點本，系以元刻本為底本與其他版本參校的較好版本。

四庫提要記載

《契丹國志》·二十七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葉隆禮撰。隆禮，號漁林，嘉興人。淳祐七年進士。由建康府通判，歷官秘書丞。奉詔撰次遼事為此書。凡《帝紀》十二卷、《列傳》七卷、《晉降表宋遼誓書議書》一卷、《南北朝及諸國饋貢禮物數》一卷、《雜載地理及典章制度》二卷、《行程錄及諸雜記》四卷。錢曾《讀書敏求記》，稱其書法謹嚴，筆力詳贍，有良史風。而蘇天爵《三史質疑》則謂隆禮不及見國史，其說多得於傳聞，譏其失實甚多。

今觀其書，大抵取前人紀載原文，分條採摘，排比成編。穆宗以前紀傳，則本之《資治通鑑》。穆宗以後紀傳及諸雜紀，則本之李燾《長編》等書。其《胡嶠陷北記》，則本之《歐史》。《四夷附錄》、《諸番記》及《達錫伊都》等傳，則本之洪皓《松漠記聞》。

雜記則本之武圭《燕北雜記》。（案圭書今不傳，其言略見曾慥《類說》。）皆全襲其詞，無所更改。間有節錄，亦多失當。如《通鑑》載太祖始立為王事，上雲恃強不受代，故下雲七部求如約，今此書刪去不受代之文，則所謂如約者果何事乎？又《長編》載聖宗南侵事，雲天雄軍聞契丹至，闔城惶遽。契丹潛師城南，設伏狄相廟，遂南攻德清。王欽若遣將追擊，伏起，天雄兵不能進退，其情事甚明。今此書於闔城惶遽下即接伏起云云，而盡刪其潛師設伏之文，則所伏者果誰之兵乎？

又《松漠記聞》載黃頭女真，金人每當出戰，皆令前驅。蓋洪皓所親見，其為金人，事甚明。今此書乃徑改金人為契丹，采入《遼志》，則益為顛倒事實矣。又《帝紀》中凡日食星變諸事，皆取《長編》所記，案年臚載。然遼、宋曆法不齊，朔閏往往互異。如聖宗開泰九年，遼二月置閏，宋十二月置閏，宋之七月，在遼當為八月。而此書仍依宋法書七月朔日食。此類亦俱失考。

蓋隆禮生南渡後，距遼亡已久，北土載籍，江左亦罕流傳，僅據宋人所修史傳及諸說部抄撮而成，故本末不能悉具。蘇天爵所論，深中其失。錢曾蓋未之詳核也。特諸家目錄所載，若《遼庭須知》、《使遼圖鈔》、《北遼遺事》、《契丹疆宇圖》、《契丹事跡》諸書，隆禮時尚未盡佚，故所錄亦頗有可據。如道宗壽隆紀年，此書實作「壽昌」，與《遼史》所遺碑刻之文併合，可以證《遼史》之誤。

又《天祚紀》所載與金攻戰及兵馬漁獵諸事，較《遼史》紀志為詳，存之亦可備參考。惟其體例參差，書法顛舛。忽而內宋，則或稱遼帝，或稱國主；忽而內遼，則以宋帝年號分注遼帝年號之下。既自相矛盾。至楊承勛劫父叛君，蔑倫傷教，而取胡安國之謬說，以為變不失正，尤為無所別裁。

又書為奉宋孝宗敕所撰，而所引安國說，乃稱安國之諡。於君前臣名之義，亦復有乖。今並仰遵聖訓，改正其訛，用以昭千古之大公，垂史冊之定論焉。

關於《契丹國志》的若干問題

《契丹國志》是第一部通記遼朝一代之事的紀傳體史書，也是目前除元修《遼史》之外最系統最具有參考價值的文獻，但是關於這部書的來歷，卻是一個使人們困惑已久的問題。前人曾從不同的角度對此書做過一些研究，余嘉錫先生就其作者葉隆禮的事跡進行過考證，馮家昇先生曾探討過《遼史》與《契丹國志》的關係，此外還有人論述過《契丹國志》的史料價值。然而對此書至關重要的真偽問題，史學界迄今尚未取得共識。本文旨在通過對《契丹國志》一書中存在的諸多問題進行客觀的分析和論證，藉以對此書作者的真偽之爭做出一個比較明確的結論。

一

《契丹國志》一書的來歷雖然頗成問題，但是大多數人卻都願意相信它確是出自葉隆禮之手，而少有人疑其為偽書。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葉隆禮確有其人。據《至元嘉禾志》卷一五《宋登科題名》，葉隆禮系宋理宗淳祐七年（1247年）進士。歷仕建康通判、國子監簿、兩浙轉運判官兼知臨安府，又知紹興府，其仕履之可考者均不出理宗時期。然而《契丹國志》卷首所載《進書表》，末署「淳熙七年三月日，秘書丞臣葉隆禮上表」，淳祐七年（1247年）上距淳熙七年（1180年）達六十七年之久，淳祐七年進士登第的葉隆禮，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在六十七年前任秘書丞，況且《中興館閣錄》和《續錄》亦無葉隆禮任秘書丞的記載。這是《契丹國志》一個最明顯的漏洞，也是歷來關於《契丹國志》真偽之爭的焦點所在。

最早發現《進書表》的這個漏洞並產生懷疑的是清人程晉芳，在他的《勉行堂文集》卷五中有一篇《〈契丹國志〉跋》，謂淳祐七年「距淳熙七年且六十七年，烏有淳祐七年進士轉於七十年前獻書者乎？或淳祐誤作淳熙，然亦無是年成進士即官秘書丞之理。凡此皆有可疑，古書於今往往有難解處，惜不得多本以證之也」。值得注意的是，程晉芳本人雖曾長期參預《四庫全書》的編修，但不管是從《四庫全書總目》還是從《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中，我們都看不出館臣對《契丹國志》作者的真實性有絲毫的懷疑，而一個明顯的事實是，為《契丹國志》撰寫提要的人對其《進書表》在時間上的矛盾並無任何察覺。程晉芳的《〈契丹國志〉跋》作於何時不得而知，但《四庫全書總目》中的《契丹國志》提要不是出自他的手筆，則是可以肯定的。因為《契丹國志》一書在已經抄入文淵閣《四庫全書》之後，又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月奉旨抽出重纂，等到改編本完成並作好提要時，已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十一月；而程晉芳就在這一年西遊關中，並已客死於巡撫畢沅署中了。

本世紀三十年代，余嘉錫先生在《四庫提要辨證》中也曾指出《契丹國志·進書表》中的矛盾（余先生似未見過程晉芳《〈契丹國志〉跋》），因謂此書「疑是後人所偽撰，假隆禮之名以行，猶之《大金國志》託名宇文懋昭耳」。但同時他又懷疑《進書表》所署淳熙七年（1180年）或為咸淳七年（1271年）之誤，這表明他對《契丹國志》的真偽問題其實是猶疑未決的。四十年代初，中法漢學研究所編纂的《〈契丹國志〉通檢》，在其序言中大膽斷言《進書表》所署淳熙七年（1180年）實為淳祐七年（1247年）之誤，且謂「前賢論列，皆未及此，故特拈而出之」。豈不知程晉芳早已有過這種猜測了，況且正如程氏所說，即使淳熙七年為淳祐七年之誤，「然亦無是年成進士即官秘書丞之理」。其實，關於「淳熙七年」的種種猜度都是徒勞的，我們今天所見《契丹國志》元刻本，其《進書表》也正作「淳熙七年」，可見這一紕漏實在是沒有斟酌的餘地。

儘管如此，直到今天為止，在遼金史研究者中，相信《契丹國志》確實出自葉隆禮之手的仍大有人在。如前些年李錫厚先生髮表的《葉隆禮和〈契丹國志〉》一文，即認為《契丹國志》本非偽書，偽的只是《進書表》而已，謂《進書表》乃是後人杜撰出來置於葉隆禮《契丹國志》書前的。這種說法意在避開《進書表》中無法彌補的漏洞，但它純屬臆度之辭，作者並沒有提供任何直接或間接的材料來證明這一點，而且在我看來，這種假設即便從情理上來說也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又如賈敬顏、林榮貴點校的《契丹國志》，其點校說明稱「《契丹國志》比元代官修的《遼史》約早百年」，這種說法顯然也是以肯定葉隆禮為《契丹國志》的作者為前提的。

前此對《契丹國志》的真偽之爭，基本上只是着眼於《進書表》的矛盾之處，其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其實，要分辨一部書的真偽，最能說明問題的應當是此書的內容。從下面指出的《契丹國志》一書中所存在的大量問題，可以看出它絕不會出自葉隆禮之手。

二

對《契丹國志》存在的問題，《四庫全書總目》曾經約略列舉過幾條，然而書中的種種紕漏卻遠比《四庫提要》所指出的要嚴重得多。我把《契丹國志》中存在的問題大致歸納為以下五個方面，囿於篇幅，每類問題以舉兩例為限。

其一是篡改史料。

篡改史料乃史家之大忌，然而在《契丹國志》中，作者隨心所欲地篡改史料的例子卻不乏所見。如卷九《道宗紀》清寧十年（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共記有三事：遼使耶律防、陳 來求真宗、仁宗御容；宋遣張昪、劉永年為回謝使副；宋又遣胡宿、李緩（「緩」為「綬」之誤）為回謝使副，且許以御容。這三件事全是從《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八五至卷一八六宋仁宗嘉祐二年（1157年）抄來的。據《長編》載，是年三月乙未，遼使耶律防、陳 來求御容；戊戌，遣張昪、劉永年為回謝使副，但未許御容；九月庚子，遼使蕭扈、吳湛再來求御容，且言當致道宗像；十月己酉，宋遣胡宿、李綬為回謝使副，並許以御容。《契丹國志》除漏記遼使第二次來求御容外，其它三事全部照抄《長編》。作者之所以要將前幾年的事抄來記在此年下，大概只是因為這一年無事可記，聊充篇幅罷了。如此明目張胆地篡改史料，說明作偽者的手法是多麼拙劣。

又如卷六《景宗紀》乾亨六年（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公元979年）七月云：「宋太宗欲北侵，遺詔渤海王發兵相應，然渤海畏遼，竟無至者。遣使如渤海責問。」這條記載抄自《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二太平興國六年（981年）七月，《宋會要輯稿》蕃夷四之一○三、《文獻通考》卷三二六《四裔考》及《宋史·太宗紀》記載此事也全都在太平興國六年七月。《契丹國志》的作者將《長編》兩年以後的內容抄來記在此年下，也是有意識地篡改史料的行為。

以上情況是很能說明問題的。不能想象，奉詔修撰《遼史》的葉隆禮竟敢如此肆無忌憚地顛倒歷史記載，並把這樣的一部史書奏上朝廷。像這麼隨心所欲地篡改史料的做法，是只有坊肆書賈才做得出來的。

其二是誤解原文。

將《契丹國志》和它所依據的史籍原文拿來一一對照，就可以發現書中有不少誤解原文的地方。如卷五《穆宗紀》應歷四年（954年）五月云：「（遼兵）數千騎屯忻、代之間，周遣符彥卿擊之，遼兵退保忻口。彥卿恃勇輕進，為遼兵所敗，死傷甚眾，彥卿引兵還晉陽。」這段記載系節錄《資治通鑑》之文，《通鑑》卷二九二周顯德元年五月丙申云：「（符）彥卿與諸將陣以待之。史彥超將二十騎（胡註：二十太少，恐當作二千）為前鋒，遇契丹，與戰，李筠引兵繼之，殺契丹二千人。彥超恃勇輕進，去大軍浸遠，眾寡不敵，為契丹所殺，筠僅以身免，周兵死傷甚眾。彥卿退保忻州，尋引兵還晉陽。」很顯然，《契丹國志》的作者是錯把符彥卿和史彥超當成一個人了；但轉念一想，符彥卿既然已死，下文又說他引兵還晉陽，豈不自相矛盾？於是作者就把「為契丹所殺」改成「為遼兵所敗」。其實《通鑑》的這段文字並沒有什麼費解之處，只是《契丹國志》的作者在抄書時未免太匆忙了，以至顧不上把原文的意思看個明白。

又如卷七《聖宗紀》統和二十二年（1004年）十月云：「契丹既陷德清，率眾抵澶州北，直犯大陣，圍合三面。宋李繼隆等整軍成列出御。統軍順國王撻覽為床子弩所傷，中額殞。契丹師大挫，退卻不敢動。」這段文字抄自《續資治通鑑長編》，《長編》卷五八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十一月甲戌云：「契丹既陷德清，是日，率眾抵澶州北，直犯大陣，圍合三面，輕騎由西北隅突進。李繼隆等整軍成列以御之，分伏勁弩，控扼要害。其統軍順國王撻覽有機勇，……威虎軍頭張瑰守床子弩，弩潛發，撻覽中額隕，其徒數十百輩競前輿曳至寨。是夜，撻覽死。」據此，撻覽當時並非中弩即亡，而是抬回寨後到晚上才死的。「中額隕」之「隕」，是顛躓、跌倒的意思，而《契丹國志》的作者誤解了這個「隕」字，把它改成「殞」，則是謂撻覽當即就死了，這是與事實相悖的。

其三是節錄失誤。

這種情況突出地表現在作者節錄史籍時不能準確地反映原文內容，從而導致史實錯誤。如卷八《興宗紀》在重熙十年（1041年）下記載說：「夏四月，宋遣知制誥富弼往契丹為回謝使，西上閤門使張茂實副之。」據《長編》卷一三五慶曆二年（《契丹國志》誤以公元1033年改元重熙，比《遼史》晚一年，故其重熙十年實為重熙十一年，即宋仁宗慶曆二年）四月庚辰條云：「以右正言、知制誥富弼為回謝契丹國信使，西上閤門使符惟忠副之。」卷一三六同年五月癸丑又云：「命知貝州、供備庫使、恩州團練使張茂實為回謝契丹國信副使 ，代符惟忠也。惟忠行至武強病卒，富弼請以茂實代之，詔從其請。」上引《契丹國志》即系綜括《長編》這兩條記載而成，但作者竟張冠李戴，將符惟忠的官稱置於張茂實的名上。這也是抄書太草草， 不及細細推敲的緣故。

又如卷七《聖宗紀》統和十七年（999年）十二月云：「契丹入攻宋，宋真宗親征。次於澶州，為知冀州張旻敗於城南；次大名府，為知府州折惟昌敗於五合川。」這段文字系節錄《續資治通鑑長編》的記載，《長編》卷四五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十二月曰：「戊午，駐蹕澶州。己未，知冀州張旻遣使馳奏，敗契丹於城南，殺千餘人。……甲子，次大名府。……丁卯，左侍禁、閤門祗候衛居實自府州馳騎入奏：『駐泊宋思恭與知州折惟昌、鈐轄劉文質等引兵入契丹五合川，破黃太尉寨，盡殺敵眾。』」《契丹國志》的作者想要綜括這段文字的意思，無奈辭不達意，仿佛是說真宗兩敗於契丹，與史實相去遠甚。

其四是機械抄書。

機械抄書是《契丹國志》中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如卷五《穆宗紀》應歷三年（953年）有這樣一段記載：「秋八月，周太祖得風痹疾，術者言宜散財以禳之，於是築社壇，建太廟於大梁。太祖享太廟，才及一室，不能拜而退，命晉王榮終禮。是夕，宿南郊，幾不救，夜分小愈。」這段文字中，從「周太祖得風痹疾」至「建太廟於大梁」句抄自《資治通鑑》卷二九一周廣順三年（953年）九月，從「太祖享太廟」以下則抄自同年十二月乙亥條，所謂「是夕」即指乙亥日。而一經《契丹國志》作者的節錄之後，其「是夕」就不知將謂何夕了。可見這位作者的抄書手段實在過於機械，連一點起碼的加工處理都不會。

又如卷一九《大實林牙傳》云：「大實深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王為帝而相之。……今梁王、大實皆亡，餘黨猶居其地。」大實（石）林牙的這篇傳記全部抄自洪皓《松漠記聞》卷上，《松漠記聞》作於宋高宗紹興年間，故云「今梁王、大實皆亡，餘黨猶居其地」。而《契丹國志》的作者也照抄不誤，豈不知耶律大石建立的西遼政權早在十三世紀初就已被蒙古滅亡，安得謂「餘黨猶居其地」！

其五是缺乏常識。

《契丹國志》一書還存在着某些常識性的錯誤，譬如此書的作者竟分不清尊號、諡號和廟號的區別，常常混為一談，而這在古人來說其實是很普通的常識問題，只要粗通文墨者就不會不知道。

如卷一《太祖紀》開篇小注即稱耶律阿保機「諡太祖」，卷五《穆宗紀》應歷九年謂「周帝（柴榮）崩，諡曰世宗」，都是將廟號當成了諡號。

又如卷三《太宗紀》云：「諡曰嗣聖皇帝，廟號太宗。」據《遼史·太宗紀》，天顯二年（927年）群臣上尊號曰嗣聖皇帝，統和二十六年（1008年）上諡孝武皇帝，重熙二十一年（1052年）增諡孝武惠文皇帝。又卷五《穆宗紀》云：「諡曰天順皇帝，廟號穆宗。」據《遼史·穆宗紀》，應曆元年（951年）群臣上尊號曰天順皇帝，重熙二十一年（1052年）諡曰孝安敬正皇帝。又卷七《聖宗紀》云：「諡曰天輔皇帝，廟號聖宗。」據《遼史·聖宗紀》，統和元年（983年）群臣上尊號曰天輔皇帝，景福元年（1031年）諡曰文武大孝宣皇帝。《契丹國志》的這幾條記載均誤以尊號為諡號。

又如卷八《興宗紀》云：「廟號興宗，諡曰文成皇帝。」據《遼史·興宗紀》，重熙元年（1032年）群臣上尊號曰文武仁聖昭孝皇帝，清寧元年（1055年）上諡神聖孝章皇帝。此處誤以尊號為諡號，又誤「文武」為「文成」。

又如卷九《道宗紀》云：「廟號道宗，諡天福皇帝。」據《遼史·道宗紀》，咸雍元年（1065年）群臣上尊號曰聖文神武全功大略廣智總仁睿孝天祐皇帝，乾統元年（1101年）上諡仁聖大孝文皇帝。這裡也是誤以尊號為諡號，又誤「天祐」為「天福」。

以上歸納的五種情況遠遠沒有反映出《契丹國志》一書存在的所有紕漏，但這已經足以說明問題了。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此書作者所具有的文化素養和知識水平，與進士出身並曾擔任過國子監簿的葉隆禮是完全不相稱的。抄書如此之草率，態度如此之敷衍，又怎麼可能是奉敕所撰並曾奏上朝廷的呢？即使撇開《進書表》那明顯的漏洞不說，單單從書中所反映出來的這些問題，就可以斷定它不是一部嚴肅的歷史著作，種種跡象都顯示出這樣一個事實：《契丹國志》當是出自慣以作偽牟利的坊肆書賈之手，它所標明的作者和作年都是杜撰出來以欺騙讀者的。據我的判斷，此書可能是元朝前期江南地區的某一家書坊所為，因為南宋末年的葉隆禮主要擔任江浙一帶的地方官，到元朝初年，葉隆禮在江南可能還算得上一個不大不小的名人，所以書賈才會嫁名於他。但從《契丹國志》偽稱此書於淳熙七年（1180年）奏上朝廷這一點來看，作偽者對葉隆禮的生平仕履可能並不是很清楚，也沒有細細考究，就炮製出這樣一個留有明顯漏洞的《進書表》，這未免太顢頇了。

本文論證《契丹國志》不是宋人葉隆禮的著作，指出它是一部書賈託名的偽書，並不是想就此將它全盤否定。我無意貶抑《契丹國志》一書的史料價值，儘管此書的作者和作年都出自杜撰，儘管書中存在着各種各樣的錯誤，但畢竟它還保存了許多我們在別的地方見不到的記載，這就是《契丹國志》的史料價值所在。在遼史史料相當貧乏的今天，這部書仍然值得我們給予足夠的重視。

三

最後還要談到的一個問題，雖無關乎《契丹國志》的真偽，但卻與此書的內容關係很大，這就是遼朝的紀年問題。

北宋時代，一般人對遼朝的情況所知無幾。遼朝書禁甚嚴，不准本朝書籍流入宋境，宋人有關遼朝的一星半點的知識，差不多都是從那些所謂的歸正人或歸明人所寫的筆記雜著中得來的。即便像遼朝紀年這樣一個並非很隱秘的問題，宋人的了解也是相當有限的，歐陽修在《新五代史》卷七三《四夷附錄》篇末的一條小注中說：「契丹年號，諸家所記，舛謬非一，莫可考正。」到了遼朝亡國之後的南宋，人們對遼的情況就更加隔膜，見於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中的契丹年號起訖，就相當凌亂而且有不少錯誤。《契丹國志》因為主要取材於宋人著作，所以書中的遼朝紀年與《遼史》歧異甚多，這是應該引起我們充分注意的。

由於過去人們對這一點往往注意不夠，所以有時難免會造成一些誤解。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批評《契丹國志》的失誤時說：「帝紀中凡日食星變諸事，皆取《長編》所記，按年臚載。然遼宋曆法不齊，朔閏往往互異，如聖宗開泰九年，遼二月置閏，宋十二月置閏，宋之七月，在遼當為八月，而此書仍依宋法，書『七月朔日食』。此類亦俱失考。」《提要》指出的這類問題確實是《契丹國志》的一個通病，但這裡舉的例子卻大謬不然。據《遼史》，開泰元年是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而《契丹國志》誤以開泰元年為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比《遼史》錯後一年。因此開泰九年本應是宋天禧四年庚申（1020年），《契丹國志》卻誤為天禧五年辛酉（1021年，此年遼實為太平元年），其《聖宗紀》開泰九年「秋七月朔日食」即抄自《長編》卷九七天禧五年「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的記載，而這一年遼、宋曆法均無閏月。《提要》之所以發生這個錯誤，就是因為四庫館臣沒有注意到《契丹國志》的紀年與《遼史》不同。類似的問題還見於錢大昕的《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考》，[7]在宋天禧四年七月庚戌朔下錢氏注云：「遼同。《紀》、大任、《契丹國志》。」意謂遼之七月與宋歷同為庚戌朔，其根據是《遼史》本紀、陳大任《遼史》和《契丹國志》。顯然，錢大昕也忽略了《契丹國志》與《遼史》的紀年有所出入，所以他在這裡很不恰當地引用《契丹國志》為證。

為了便於說明《契丹國志》的紀年歧異問題，茲將《遼史》與《契丹國志》的紀年並列於下，以資比較。

《遼史》 ----- 《契丹國志》

太祖 神冊6年（916—921年） 神冊5年（916—920年）

天贊4年（922—925年） 天贊6年（921—926年）

太宗 天顯12年（926—937年） 天顯10年（927—936年）

會同9年（938—946年） 會同11年（937—947年）

大同1年（947年）

世宗 天祿4年（947—950年） 天祿3年（948—950年）

穆宗 應歷18年（951—968年） 應歷17年（951—967年）

景宗 保寧10年（969—978年） 保寧6年（968—973年）

乾亨4年（979—982年） 乾亨9年（974—982年）

聖宗 統和29年（983—1011年） 統和30年（983—1012年）

開泰9年（1012—1020年）       開泰9年（1013—1021年）

太平10年（1021—1030年）     太平10年（1022—1031年）

興宗 景福1年（1031年） 景福1年（1032年）

重熙23年（1032—1054年） 重熙22年（1033—1054年）

道宗 清寧10年（1055—1064年） 清寧10年（1055—1064年）

咸雍10年（1065—1074年） 咸雍30年（1065—1094年）

大康10年（1075—1084年）

大安10年（1085—1094年）

壽隆6年（1095—1100年） 壽昌6年（1095—1100年）

天祚 乾統10年（1101—1110年） 乾統10年（1101—1110年）

天慶10年（1111—1120年） 天慶10年（1111—1120年）

保大5年（1121—1125年） 保大4年（1121—1124年）

根據上述比較結果發現：第一，兩書所記遼朝立國時間相差一年。《遼史》記其亡國在保大五年乙巳（1125年），前後共歷210年；而《契丹國志》記其亡國在保大四年甲辰（1124年），卷首所載《契丹國九主年譜》亦云：「契丹自太祖神冊丙子稱帝，至天祚保大甲辰，……實歷二百單九年。」第二，《遼史》所記契丹九帝年號共計二十二個，而《契丹國志》所記年號只有十九個，少太宗大同及道宗大康、大安三個年號。第三，在所有這些年號中，年數和起迄年份全同者只有四個，即道宗清寧、壽昌及天祚乾統、天慶。

至於兩書紀年的是非，除了道宗壽昌年號《遼史》誤為壽隆，當從《契丹國志》外，沒有發現第二處《志》是而《史》非的地方，遼朝紀年仍當以《遼史》為準。

注釋

參見

• 大金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