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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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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夜雨》 創作年代: 唐代詩人 文學體裁：詩 作者：白居易 |
《夜雨》[2]唐代詩人白居易的作品。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於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並稱「劉白」。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語言優美、通俗、音調和諧，形象鮮明、政治諷喻。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3075篇詩文。[3]
首句開門見山，寫出了所要記敘的事情，強烈的感情色彩也在無需意像的渲染的情況下，立刻展現在讀者面前。四句話形式上兩兩相同，但情感上卻是層層深入的，第一句提到了人的思念和遠，都是平平的概述，點到為止，並沒有提及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如何的思念她。第二句則重點寫到了思念，寫到思念的程度，也並沒有深寫。行文至此，全詩的中心已經點明框架，已經明晰，但還只是一幅，如果用畫畫作比的話，構圖，或者說是工筆前的白描圖，線條簡潔而有力。第三句對第一句進行了擴充和延伸，鄉遠遠的程度，對故鄉，更準確的說是對故鄉的生活，故鄉的人的思念之深。第四句是對第二句進行了擴充和延伸。
一、三句是寫實，故鄉、人都是客觀存在的。二、四句是寫虛，回憶中的事和肝腸絞痛的感覺是詩人主觀的感情。一實，一虛，把氣氛渲染開來，行文至此，白描已經被染，出現了淡淡的色彩，陰陽、冷暖色初步分明。詩人付與「人」一個「隔」，付與「事」一個「結」字。「隔」、「結」都是冰涼涼的字眼，給人一種一對火熱的戀人被活生生分扯開來的感覺。詩人用兩個冰冷的字形象地寫出了自己火熱的情感，而火熱又敗於冰冷，這時引出自己肝腸絞痛的感覺顯得自然，又打動了讀者。在這裡，詩人又用了一個打動人的動詞「瞻望」。鄉遠，瞻望卻不可相望見，可是還要望，縱是眼望不見那心也早已回到了那故鄉的戀人身畔。
前四句是對一個長時間一直以來狀態的寫，從「況此」一句開始，詩人就開始描繪一個夜雨的場景了。作者在描寫夜雨場景的時候，卻是惜字如金。他只用了兩句話二十個字。這兩句話不寫思，不寫念，不寫人，不寫事，只是用簡潔的言語描繪了許多意像，燈、堂、天、風雨。
一個況字說明這四句所描寫的這些是在前四句的前提上進一步增加的。所以，在情感上也是在前四句的思念上增加的。一個「況」字就替代了千言萬語的心理描寫。「夜」是時間，在「夜」之前詩人用了一個名詞作形容詞來形容「夜」，「殘燈」。燈從晚上點，點到殘，一定已是深夜。詩人夜不能寐，久久的思念着心中的戀人。殘燈昏暗的光下，長長的燈芯使光閃爍着，詩人在這情景萬分傷心，沒有言自然顯得寂靜，寂靜使屋子顯得「空」，顯得寂寥。「空」不一定是真的缺少家具，而是因為缺少「人」。夜雨同話五更的人「空堂」不一定是堂「空」也寫出詩人心中的悵然若失。
「秋天」「未曉」「風雨」更是融情於景。「蒼蒼」二字既是對風雨的描寫，又是詩人此時的心境。這兩句，不着一字思念，而又字字句句把詩人的思念之情着色，分染過的白描已經基本上上好了顏色。
最後一句話，可謂畫龍點睛之筆，使用直抒胸意的寫法，將全詩推向高潮。想忘，又不能忘，想忘，又不敢忘。詩人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就在這無果的結局中謝幕，無數的思念，向何處傾訴。
整首詩貫穿着白居易的大、簡、妙風格，雖是寫愛情，寫思念，但不像多數愛情詩一樣婉約，它大氣、又不失細膩，這不是刻意為之，而是一種情感之至，一種渾然天成。這首詩不是唐代所流行的工整的今體詩，它共有七句話，前四句大量的重複用字，也並不合乎詩歌的習慣。意像的描寫被放在了敘事之後，全詩沒有比喻、沒有用典，也沒有大量的興、比之作，可以說是完全沒有格律的羈絆，用最直白的語言，抒發了最真摯的情感。
詩詞正文
| “ | < 我有所念人，隔在遠遠鄉。
我有所感事，結在深深腸。 鄉遠去不得，無日不瞻望。 腸深解不得，無夕不思量。 況此殘燈夜，獨宿在空堂。 秋天殊未曉，風雨正蒼蒼。 不學頭陀法，前心安可忘。 [4] > |
” |
| — <《夜雨》>，<古詩文網> | ||
譯文
我有深深思念着的人，卻相隔很遠在他鄉。我有所感懷的事情，但深深的埋在心底。
故鄉遙遠難以歸去，我沒有一天不遙望它。心中憂愁苦悶卻無處化解，日日夜夜未曾停止思念。
我的前途似乎也迷茫無望，只能獨自宿在這空屋中。秋天還沒有來臨，卻已風雨紛紛。
不學學苦行僧的佛法，如何忘記曾經的過往！
作者簡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漢族，字樂天，晚年又號香山居士，河南新鄭（今鄭州新鄭）人，我國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中國文學史上負有盛名且影響深遠的詩人和文學家，他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故居紀念館座落於洛陽市郊。白園（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陽城南琵琶峰。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 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閒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着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着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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