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合作
國際貨幣合作 |
中文名稱: 國際貨幣合作 時間: 19世紀20年代 |
據稱早在19世紀20年代就出現了英格蘭銀行和德、法、俄等國間的貨幣合作,而20世紀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健或崩潰均與大國間的國際貨幣合作狀態相關,但有關國際貨幣合作的研究長期以來卻一直處於"蒙塵的珍珠"狀態,沒有獲得與其蘊意相稱的地位。[1]
目錄
產生與發展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貨幣合作已經得到來自經濟學家和各國政策制定者們的越來越高的重視。早在1978年的波恩峰會上,七國集團就已經達成了一套非常詳備的合作方案,使我們不能再對該領域內的重要進展無動於衷。在研究中我們常常將貨幣政策合作(Policy Cooperation)和貨幣政策協調(Policy Coodination)交替使用,用以指稱涉及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的貨幣決策機構或決策當局之間某種形式的合作關係。對國際貨幣合作的基礎和有效性問題,從來都存在廣泛的爭議,支持者麥金農和威廉姆森宣稱,國際貨幣體系中無節制的匯率浮動對國內宏觀經濟管理和物價穩定非常不利,而一國貨幣政策的目標恰恰是宏觀經濟和通貨的穩定,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並不是目標本身而僅僅是達成目標的手段,對開放經濟體而言,有效的國際貨幣合作值得優先追求。而反對者則陣容更強大,國內穩定是匯率穩定的前提條件已根深蒂固,哈伯勒等則將支持者的論點反轉過來,聲稱應該優先考慮國內的貨幣穩定,唯其如此這些國家才有能力遵循一種更穩定和更富有預見性的匯率政策,進行國際貨幣合作才有起碼的基礎。至今,如何形成有效的國際貨幣合作機制,並防範其向逆效合作滑落仍是國際經濟學有待探索的前治理論。
波及原因
如果我們承認全球化導致各國在貨幣經濟領域的相互聯繫和相互影響日益加深,那麼一國資本市場的異常波動就可能影響和波及國際資本市場,而國際資本市場危機也可能無法充分隔疫而困擾國內資本市場,這通常被稱為市場的"溢出"和"溢入"(Market SPill-over)。一國貨幣政策也既可能傳遞到也可能受制於它國的貨幣政策,這通常被稱為政策的溢出和溢入(Policy Spill-over)。顯然市場或政策溢出及相關命題都僅對開放經濟體才有意義。鑑於對全球資本市場和對國際貨幣體系的管轄權的歸屬模糊不清,人們試圖通過國際貨幣合作來降低上述溢出效應。
基於"貨幣政策溢出"的國際貨幣合作理論的代表人物有庫珀等。經濟全球化的加深導致只有小型開放經濟才可以基本不考慮政策的溢出效應,而大國在制訂貨幣金融政策時,就不能不事先考慮相互間的政策溢出並進行政策協調。一般認為,政策溢出效應主要通過貿易渠道和資本流動渠道傳遞。
以貿易渠道為例,一國緊縮性貨幣政策可能導致進口需求的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則給予其主要貿易夥伴一個外源性需求緊縮;以資本流動渠道為例,一國緊縮性貨幣政策意味着本幣利率上升,而政策溢出則導致向這個國家的資本流動,他國因資本外流而有意外緊縮。庫珀的大致結論是:在開放經濟下如果不考慮貨幣合作,則一國政策效能將大為削弱。此後庫里,列文和維達里斯等(1987)研究了近年浮動匯率制發展歷程後指出,各國力圖確保它們宏觀政策的獨立性可能對世界經濟具有破壞性,溢出效應的存在說明各國可以通過國際貨幣合作來分享合作體系帶來福利增進。富蘭克爾的基本思路是:所謂政策溢出,是指在經濟相互依存不斷加深時,一國的政策行為將影響別國的福利函數,而它國的政策行為同樣將影響本國福利函數的達成,因此各國彼此割裂和相互衝突的貨幣政策是不可取的,必須通過貨幣合作降低整體福利損失,富蘭克爾尤其主張以建立起較大的貨幣區(Currency Bloc)來作為國際貨幣合作的手段。
基於"資本市場溢出"的國際貨幣合作理論的代表人物歸功於蒙代爾,他分別討論了在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下,資本流動帶來的溢出效應,以及一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搭配問題。基於市場溢出的貨幣政策合作大致有以下幾種思路:一是主張國際貨幣合作可以降低市場和匯率的不確定性,即浮動匯率制在確保了各國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同時,並不能完全隔疫資本市場的溢出效應,其頻繁波動反過來將削弱各國貨幣政策的效能,各國讓渡部分貨幣主權進行合作可以降低外匯市場和匯率的不確定性,並最終使貨幣合作參與者受益;二是主張國際貨幣合作應該有恰當的水平和方式。S.漢和C.瑞因哈特等認為,估計在1992年時,1.7個百分點的利率差才會因溢出效應而引起貨幣市場間的波動,而現在0.7個百分點的利率差即可達到類似效果,甚至股票市場等其它資本市場的溢出效應也在增加,因此各國必須在會計準則、銀行監管、信息披露等方面進行適當的國際貨幣合作。可見,各國產生在貨幣領域進行合作的初衷,就在於通過貨幣合作降低政策或市場的溢出效應,並改善本國貨幣政策的效能及資本市場的穩健性。
博弈分析論
在國際貨幣合作分析中引入博弈論工具的代表人物是濱田宏一(y.hamada)等。從廣義上講,國際經濟政策協調在貨幣領域的表現,指"各國充分考慮國際經濟聯繫,有意以互利的方式調整各自經濟政策"的過程,而國際貨幣合作則是政策協調在貨幣領域的表現,這一過程在協調範圍上有較大的可伸縮性,濱田定一(y.hamada,1985)用博弈論直觀地說明了兩國條件下的政策協調過程。濱田宏一分析的依據是相對於一定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越寬鬆的國家越能獲益。
如果不存在政策溢出效應,則各國的無差異曲線可能是直線。這意味着兩國自己的政策不會造成對對方的影響,即每一國最優政策的選擇是獨立於別國最優政策的,各國不必考慮對方採取什麼樣的政策就能夠制定自己的政策以達到最優福利安排。此時各國沒有必要展開國際貨幣合作。但現實中無政策溢出幾乎是不可想象的,經濟全球化程度越深,一國政策對別國福利的影響更加顯著。此時只有使兩國無差異曲線相切的貨幣政策才是有效的,在切點上的政策實現了帕累托最優。因為此時一國福利的改進必須以犧牲另一國福利為代價。故從博養論角度看,各國必須進行貨幣合作。
問題是,如果各國拒絕合作會導致什麼樣的後果?如果拒絕合作,各國代表的福利比契約線上進行適當的國際貨幣合作所對應的任意一點都更遠離帕累托最優狀態。這就說明,在存在政策溢出的前提下,進行國際貨幣合作是十分有必要的,它將有助於改進參加協調國的福利。
參考來源
- ↑ 國際貨幣合作與中國的貨幣統一道客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