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愛略特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喬治·愛略特(1819年11月22日－1880年12月22日）真實名字 瑪麗·安妮·艾凡斯（Mary Anne Evans)出生在華威郡一個中產階級商人家庭（父親曾是木匠，後暴發成為房地產商人），英國小説家。
由於曾在兩所宗教氣息濃厚的學校就讀，愛略特受宗教影響頗深；平日最喜研究語言，拉丁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希伯來文、希臘文皆能通曉。[1]
生平
愛略特三十幾歲時，她因翻譯工作而開始文學生涯，之後還擔任「 西敏寺評論」雜誌的編輯；在此期間經由介紹，她認識了一生的摯愛劉易斯（George Henri Lewes），劉易斯已有妻室，但艾略特依舊不顧外在壓力，與其同居；兩人隨後遷居德國；回國後，雖不見容於當時社會，但兩人仍恩愛幸福，在工作與生活中，相互扶持。[2]
她一生篤信宗教，卻依然極富懷疑精神，1841年，隨父遷居考文垂，結識自由思想家查爾斯·布雷，受其著作影響，艾略特遂放棄基督教，強烈質疑宗教。因之，在其著作中，偶見其對宗教的理性批判。
1859年，因為愛人劉易斯的鼓勵，艾略特才開始寫作，發表文章於雜誌上。
1859年，發表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亞當·比德》，這部小說一年內再版了八次，受歡迎程度不在話下。
1859年以後，她發表了兩部極為成功、著名的有《織工馬南傳》與《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奠定了在英國文壇的地位。
1878年，劉易斯去世，艾略特痛不欲生，但仍發奮完成愛人之遺作。
1880年，艾略特更下嫁小她二十歲的約翰·克勞斯（John Cross），二人情深意濃，但艾略特卻在同年十二月便病故了，結束了她平凡卻又豐富的一生。
寫作風格
喬治·艾略特是位描寫的大師，她不僅擅長描寫人物的外貌，而且擅長描寫人物的內心。這些成段的細緻入微的描寫把她的人物一下子拉到了讀者的面前——真實而親切。著名批評家阿巴·伍爾遜說過，多蘿茜"是所有小說人物中最美麗，最高尚的女主人公。" 讓批評家得出這個結論的恐怕少不了小說中對人物外貌和內心的描寫。
喬治·艾略特所塑造的人物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而不像有的批評家所說的是"狹隘的維多利亞時期道德教條"的傳聲筒。作者本人也曾辯解說："我的作用是美學意義上的陶冶，而非充當教化的老師——我的目的是要喚起社會道義所呼喚的高尚情感，而不是為社會規定什麼。"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作者在人物塑造方面注重的是其藝術感染力而不是別的東西，而且她出色的人物塑造技巧使她達到了這一"目的"。
然而，正如另一位英國小說家伍爾芙所說，"專心閱讀喬治·艾略特，就是發現我們對她了解得多麼少。"更多地了解這位作家，更好地領略其作品的藝術魅力還有賴於廣大讀者的悉心閱讀和專家學者的深入探討。
向善本質
由於受費爾巴哈等思想進步人士的影響,喬治·艾略特從青年時代起就開始與宗教決裂,並拒絕上教堂。
然而,在艾略特的一生中,她都試圖在心中確立起一種對上帝的態度。
她既受到基督教思想的影響,又充滿了對基督教的懷疑和叛逆;她既不信上帝,又對一切虔誠的宗教感情寄予深切的同情與理解;她既無法完全接受基督教,也無法完全拋棄上帝和宗教。
在她的心目中,上帝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存在,只不過上帝的概念和宗教信仰的實質已發生了變化。她心造的、理想的上帝是一個不同於基督教的上帝,是一個從自身的認識來感知的上帝。在她的宗教中,"愛"具有起源的意義,人的本質在實踐上,最高的和首要的原則必須是人對人的愛和人對自然的愛。
以愛為核心的思想
因此,在她的作品中,她對上帝的質疑與依賴彼此共存,相互交織。最終,在批判宗教神學及形式的過程中,喬治·艾略特逐步形成了自己以人為本和以愛為核心的基本宗教思想———上帝就是愛。
在宗教倫理中,愛往往被看成善的集中表現。"愛"在這裡具有雙重意義:首先是對神的愛,其次是對他人的愛。在基督教傳統中,人既應當愛神,也應當彼此相愛。從某種意義上講,艾略特是認同這種宗教思想的。所不同的是,她認為愛神的表現並非是給神供祭品、唱讚歌、添香火,而是"廉潔、寬厚、仁慈去對待芸芸眾生"。就是說,愛神只不過是表面現象,而愛他人才是愛的實質所在,才是對神真正的愛。
艾略特在她的早期小說中突出和解、寬恕與利他主義的道德原則,把普通村民的日常生活理想化,用村民們豐富的生活內容來表現鄉村生活的充實、和諧和美好,以追求理想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亞當·貝德》、《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和《織工馬南傳》中所表現的兄妹、兄弟、朋友、親人之間的愛與和睦關係,都充分說明了她的這種理想的人際關係。艾略特深信,人性本善,人倫關係的和諧,從根本上講,要求的是理解。在理解的基礎上才能談得上真正的愛和同情。用《亞當·貝德》中亞當的話來說,"宗教除了概念以外,還有別的東西:使得人們去做正確事情的不是概念———是感情。"人與人之間的美滿與理想關係是人與人之間充滿了愛,只有愛才能消除人與人之間的隔閡與差距。 [3]
表現人類的向善本質
艾略特與其他浪漫主義作家一樣,強調感情作為人的本能不應受到理性和社會文明的壓抑,希望通過揭示人們的內心情感生活來表現人類的向善本質。
除了重拾舊時的記憶來構築她的小說世界,艾略特也用她所汲取的各種新知識、新思想營造小說的主題及哲學意蘊。翻譯施特勞斯的《耶酥傳》和費爾巴哈的《基督教的實質》使她確立了人文主義宗教觀,摒棄了神學意義上的上帝;從施特勞斯的理論、斯比諾薩(Spinoza)的《倫理學》,她演繹出自己的"同情學說"(doctrine of sympathy):主張尊敬平凡的事物,同情人性的弱點,珍視人面對生活的挫折時表現出的勇氣和忍耐。
此外,艾略特得益於費爾巴哈的人文主義、喬治·康布(George Combe)的顱相學決定論,構築了她"因果報應"的觀點。費爾巴哈認為相信上帝的旨意就是相信人自己,相信自己該有所得(失)。康布的顱相學的原則認為人的行為取決於其觀點,而觀點又取決於其顱骨的構造。他在《人的構造》一書中既強調顱相學的決定論,也突出了人思想的變通性,堅信人類的進步。這就是為何艾略特小說在體現因果法則的同時,對人類及社會的進步也抱有深信不移的態度。
代表作
包括《佛羅斯河畔上的磨坊》（1860年）和《米德爾馬契》（1871年－1872年）等。
《米德爾馬契》
最有意義的人生往往不是非凡的人生。而是那些平凡的、有尊嚴的人生。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小說《米德爾馬契》(Middlemarch)最準確地表達了這種智慧。[4]
它大概有700多頁，需要全心投入和自我約束才能讀完，而這兩點也是本書的主旨。要讀完這本書的確很難，需要努力才能做到，擁有一個有意義的人生也是如此。小說的女主角名叫多蘿西婭·布魯克(Dorothea Brooke)，是一位出生在英國地方小鎮的富有淑女。多蘿西婭有一種激情洋溢的氣質，渴望做一個慈善家，為世界帶來點美好的東西。小說的男主人公特蒂斯·利德蓋特(Tertius Lydgate)是一位胸懷大志的年輕醫生，希望能獲得重要的科學發現。兩人都渴望過著英雄史詩般的生活多蘿西婭和特蒂斯的婚姻都是災難性的——她嫁給卡蘇朋(Casaubon)牧師，他娶了鎮上的美女羅莎蒙德(Rosamond)。慢慢地，他們的夢想破滅了。羅莎蒙德原來是個空虛膚淺的女人，只希望特蒂斯從事一個能賺大錢的職業，以便滿足她奢侈的品味，到最後他順從她的願望，放棄了自己的科學追求，成了為富人看病的醫生。他去世時50歲，雖然取得了傳統上意義上的「成功」，但臨終前認為自己沒有遵循原本的生活計劃。
至於多蘿西婭，卡蘇朋牧師去世後，她嫁給了自己的真愛威爾·拉迪斯拉夫(Will Ladislaw)。但她更大的抱負並未實現。乍看上去，她似乎也浪費了自己的潛力。
特蒂斯的悲劇在於，他永遠未能同自己生活中的乏味現實和解。多蘿西婭的勝利則在於她做到了。 在小說結尾，她以賢妻良母的身份安居樂業，艾略特寫道，她「沒有開創任何東西」。這對讀者來說可能很失望，但對於多蘿西婭來說並不是。她全心投入母親和妻子的角色，做著「有益的活動，讓她感受不到發現自我或突出自我的那種懷疑的痛苦」。
一天，她從窗戶向外看去，看到一家人正在沿著道路往前走，她意識到自己也「是那不由自主的、洶湧向前的生活的一部分，她不能躲在奢華的小天地裡，僅僅做一個旁觀者，也不能讓個人的痛苦遮住自己的眼睛，看不到其他一切。」換言之，她開始生活在當下。夢想受挫的絕望並沒有令她屈服，她開始接受生活的本來面目，並且盡可能地為身邊的人做出貢獻。
關於多蘿西婭，艾略特的最後一句話是：「她的完整性格，正如那條給居魯士堵決的大河，化成了許多管道，從此不再在世上享有盛譽了。但是她對周圍人的影響，依然不絕如縷，未可等閑視之，因為世上善的增長，一部分也有賴於那些微不足道的行為，而你我的遭遇之所以不致如此悲慘，一半也得力於那些不求聞達，忠誠地度過一生，然後安息在無人憑弔的墳墓中的人們。」[5]
作品
長篇小說
《亞當·比德》(Adam Bede，1859)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n the Floss，1860)
《織工馬南傳》(Silas Marner，1861)
《羅慕拉》(Romola，1862-1863)
《費利克斯·霍爾特》(Felix Holt，the Radical，1866)
《米德爾馬契》(Middlemarch，1872)
《丹尼爾·德龍達》(Daniel Deronda，1876)
其他作品
《教區生活場景》(Scenes of Clerical Life，1856-1858)
《撩起的面紗》(The Lifted Veil，1859)
《雅各布哥哥》(Brother Jacob，1864)
《西班牙吉卜賽人》(The Spanish Gypsy，1868)
《朱巴爾傳奇詩集》(The Legend of Jubal and Other Poems，1874)
《西奧弗拉斯特斯·薩奇的印象》(The Impressions of Theophrastus Such，1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