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媛苦女胡友松,李宗仁最後一位夫人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李宗仁的夫人 |
名媛苦女胡友松,李宗仁最後一位夫人愛國名將李宗仁的遺孀、棗莊市台兒莊李宗仁史料館名譽館長胡友松女士,因患癌症醫治無效,於2008年11月25日下午6時,在山東德州慶雲縣的海島金山寺中辭世,終年69歲。[1]
她,是30年代中國電影皇后胡蝶的私生女;由於從小被母拋棄,她在虐待和孤寂中成長;她最終選擇嫁給大她近50歲的李宗仁做妻子,目的是維持生計;晚年的她僅用四個字概括了自己的一生——「一聲嘆息」。
胡友松原名若梅,又名王曦。三個不同的名字,見證了她60多年坎坷人生的傳奇經歷,每一個名字都似一次重生,每一個名字背後又都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
童年「若梅」:養尊處優乾媽眾多
1939年,胡友松出生在舊中國的十里洋場——上海。幼年時的胡友松名叫胡若梅,那是母親胡蝶為她起的名字,意思是希望女兒如梅花一般美麗堅強。
因為是胡蝶的私生女,若梅並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誰,她也從來沒有問過。在她的記憶里,母親只跟她說過這樣的話:「誰要問你,你就說有媽媽,不要提爸爸。」
對於自己的童年,若梅最願意提起的是各色的乾媽——那些軍官的太太們,若梅經常跟隨她們混跡於五光十色的交際場。「我的乾媽很多,一個星期去這兒,另一個星期又給我接到那兒,再一個星期又上南京了。她們湊在一起打牌啊,跳舞啊,我就在旁邊這麼一坐,看着。」可以看出,胡友松更願意讓人知道的,是她和同齡孩子相比,有更多的漂亮衣服,更多的機會坐高級小轎車,比他們見了更多的世面。而對於那些不快的記憶,她希望它們都被掩藏在自己那自豪驕傲的神情之下,永不被提起。
胡若梅其實沒有家,儘管她不願意承認。從小,她就住在酒店的長包房裡,而她的母親胡蝶忙於拍戲,兩三個月才能回來見女兒一面。對於和母親見面的記憶,胡友松的描述平淡而簡潔:「突然間一睜眼媽媽回來了,就是這樣,意外的感覺。」母親於她,似乎更像是一個符號。從胡友松的表情上,你看不到一個孩子對母親的依戀,看不到她對家庭溫暖的渴望,也看不到沒有同齡小夥伴陪伴的孤單。然而,透過那些語言描述堆砌起來的燦爛浮華,胡友松的童年蒼白一片。
當若梅長到6歲時,不幸染上了濕疹,在醫生的建議下,胡蝶委託軍閥張宗昌的姨太太沈文芝,帶着若梅到氣候相對乾燥的北京定居。由於胡蝶的特殊身份,即使是偶爾去北京探望女兒,也總是來去匆匆,對於這一切,若梅早就習以為常。但也沒有想到,有一天她的母親會拋下她遠走他鄉,直到母親去世,母女二人都沒有再見面。
青年「友松」:遭母拋棄苦度青春
1949年初,李宗仁出任已經風雨飄搖的南京國民政府代總統。這時,意識到時局變化的胡蝶隻身奔赴香港。胡蝶離開時的心境無人知曉,但她的離去,卻讓獨自留在養母沈文芝身邊的若梅,開始了苦難的少年生活。養母把生母留下的許多財產一花而盡,小若梅的生活和求學都有了困難。寒冬臘月,養母一邊叫:「這不是你家,找你媽去。」一邊將若梅從床上拖起來,趕出家門。北京的正月,寒風凜冽,若梅凍得瑟瑟發抖,無處可去的她最終還是回到養母家,任憑養母虐待。
新中國成立後,若梅逐漸出落成一個亭亭玉立的少女,進入中學讀書。生活清苦的她人窮志不短,自取姓名叫胡友松,勉勵自己像蒼松翠柏一樣意志堅強。她想努力融入社會,但是在浮華中長大的她,和那個火紅的年代顯得格格不入。「特別是家庭出身,我什麼都不想填寫,最多只寫有一個養母。」不幸的是,過往的一切還是被查了出來,胡友松的名字從第一批入團的名單中撤了下來。之後,胡友松變得更沉默了,但她毫不掩飾她的虛榮心,每當同學誇她長得漂亮,說她是媽媽的掌上明珠時,她都表現出很自豪的樣子,而從不把真實的內心想法表達出來,「我不願意跟任何一個人,哪怕是最親密的玩伴,說我家裡的任何事,我只在心裡說。」
如一株孤寂的花朵,胡友松的青春在沉默中度過。中學畢業後,她到北京積水潭醫院做了一名護士,在這裡她遭遇了她的初戀,一位五官科醫生。在胡友松的描述中,這位醫生是上海人,長得也十分英俊瀟灑。但是他們的感情卻遭到了醫院領導的極力反對。「他們說我倆都是上海人,都是資產階級的少奶少爺,我們要是湊在一塊兒,那還了得!」於是,這對戀人不得不分手,胡友松說:「我發誓我永遠也不結婚了。」
1960年,因為與蔣介石積怨重重而一直居住在美國的李宗仁,正通過秘書程思遠開始與大陸中央政府的秘密接觸。此時,胡友松正沉浸在失戀的痛苦之中,她並不知道,她一生中最重大的轉折,已經在冥冥中展開了。
人生轉折:總理牽線促成美姻緣
1965年,在周恩來總理的斡旋下,多年旅居美國的李宗仁,終於返回了祖國。這位曾經的國民黨代總統的回歸,在當時是頗具象徵的重大事件。李宗仁待遇很高,除了毛澤東以外,國家領導人都上機場迎接他。胡友松不會想到,一年後,27歲的她,竟然會嫁給這位已76高齡的李宗仁,成為李宗仁的第三任太太。
1966年,剛歸國一年的李宗仁夫人郭德潔因乳腺癌病逝。老年喪偶的李宗仁在孤獨中萌生找一個人陪伴的想法,秘書程思遠着手為他物色人選。這時,程思遠的一個朋友,曾經給胡蝶改過劇本的翻譯家張成仁想到了胡友松。院領導於是找胡友松去談話……
20多年前和乾媽們坐着高級轎車出入十里洋場的情景已經逐漸淡去,此時,胡友松終於又拾回了童年記憶,她重新坐上了小轎車。轎車駛進一個大門,胡友松走下轎車,「一位穿軍裝的警衛過來開門,那個走廊很長,走到大客廳,他們說,這是李宗仁先生。」30年後,回憶起當初見李宗仁的那一幕,胡友松十分清晰,「我想像李宗仁一定挺高大的,其實不高。可是,很有軍人氣質,說話很洪亮。」而李宗仁,對於遺傳自胡蝶容貌的胡友松十分着迷。「他見到我特別高興,跟程思遠說我就喜歡大眼睛。吃飯的時候,給我夾菜。吃完飯,我說我要走了,他捨不得呢,還親了我一下,外國人禮節嘛,我接受不了就趕緊躲。」
胡友松說,李宗仁本打算找一個貼身的保健護士,但是周恩來卻對此事做了另外的批示。「總理說,告訴李先生,咱們這個國家和美國不一樣,沒有私人秘書,即使做護理是按上下班制度,到下班一定要走,就不能留在這兒。所以李先生要是喜歡她,就要名正言順。」李宗仁當然無異議,只是擔心比他小48歲的胡友松不同意。為此有關領導專門找胡友松做思想工作。儘管是白髮配紅顏,但胡友松很快同意了這樁婚事。說起此事,胡友松的坦率令人驚訝:「只要跟李宗仁結婚,我的一切都改變了,醫院不用去了,生活條件變了,我可以徹底地走出那個老太婆(乾媽)的家了。」
1966年,中國的社會正開始經歷着劇烈的動盪,迫切想要改變生活境遇的胡友松,幾乎是想也沒想地就服從了組織的安排。
幸福婚姻:忘年之戀溫情無盡
1966年7月26日,27歲的胡友松與76歲的李宗仁在北京的「李宗仁公館」舉行了婚禮。結婚晚宴規模不大,參加的只是李宗仁的一些老部下和幾個民主人士。
婚禮以後,李宗仁和胡友松被安排到北戴河休養。從這個陌生的地方,這對老夫少妻開始了他們的婚姻生活。在那樣國家動盪的時局下,和這樣的一位特殊身份的人物一起生活,胡友松的複雜心態可想而知。但是,說起和丈夫相處的細節,依然可以感到胡友松從這段婚姻中獲得的溫暖。
「我在我的臥室睡覺,他每天夜裡要從他的臥室上我那兒看一看,給我蓋被子什麼的。後來我就煩了,跟他說以後不要來吵我,因為那時候我神經衰弱很厲害。後來他還是去,但是光着腳不穿鞋,怕吵我。」還有一回,胡友松肚子疼,李宗仁告訴她吃4兩南瓜子可以解痛。「我就發怵,我說這怎麼吃。晚上,李先生把4兩瓜子全嗑成了瓜子仁兒。第二天我一醒,哎呦,好一盤啊,李先生說,若梅,我把瓜子都給你嗑出來了,你就這麼吃吧。」
面對丈夫的體貼,胡友松哭了。「我真是找到一個知己了,那麼疼我的人。我真的要死心塌地跟他過日子,我要好好照顧他。」從未體味到家庭溫暖的胡友松,被李宗仁的細心和關愛融化了。
當胡友松從這段忘年婚姻中,漸漸品味出幸福與歸屬的時候,窗外的世界已經因為那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而風雨飄搖。看着身邊的那些將軍司令紛紛被批鬥,原本談笑風生的李宗仁變得沉默了。不久,一場「燙頭大字報」風波更是讓胡友松切身體會到了政治運動的威力。一日,胡友松隨李宗仁去北京飯店理髮。喜歡打扮的她,燙了一個頗為時髦的捲髮。然後,兩人坐着汽車從飯店到了醫院。
「醫院的人,是嫉妒我。他們想你以前不就是個護士嗎?現在你這樣了,給我貼了張大字報。寫我資產階級思想,頭燙成什麼樣,穿的什麼。」看到大字報,邵力子的夫人就上我那兒去了,說:「哎呦,我的夫人,你看看,趕快把你那頭髮剪了吧,你還這麼摩登,頭髮還需要燙,外頭人說你呢,快剪了吧。」於是,大波浪改成了革命頭,皮鞋改成了布鞋,胡友松總算躲過了一劫。
1966年10月1日,李宗仁忽然被邀請上國慶慶典的天安門城樓。那一天毛澤東與他親切握手。但他不知道,這將是他最後一次踏上這座象徵着最高權力的城樓了。1968年9月30日,在人民大會堂參加國慶晚宴的當晚,李宗仁突發重病,住進了北京醫院。檢查結果是直腸癌。
1969年1月30日,78歲的李宗仁的生命走到最後一刻。這個曾經威振日寇的將軍,臨死之前身邊只有他年輕的妻子。對於李宗仁辭世前的細節,胡友松拒絕回憶,她顯得十分低沉和煩躁。可以想象,那是她生命中最痛苦的時刻。在那一刻,她生命之中惟一給過她溫暖的人即將離去,她將要獨自面對複雜的政治環境,她日後的生活會是怎樣,那時候的心情,又豈是一個「痛」字了得。
周總理說過,李宗仁一生做了兩件大事,一件是回國,一件是台兒莊戰役。而胡友松認為她這一生也是做了兩件大事:一件是與李宗仁結婚,一件就是繼承李宗仁的遺志,定居台兒莊。用她自己的話說這是她人生兩大最有意義的選擇。
晚年「王曦」:堅守夫志清心寡欲
在李宗仁臨終前的日子,正是胡友松無微不至的看護,使李宗仁倍感欣慰。從1966年到1969年,胡友松和李宗仁的婚姻持續了不到3年,但它卻是胡友松人生履歷上最重要的一筆。3年時間,幾乎定義了她的全部人生。
李宗仁逝世後,胡友松的厄運便接踵而至。文革愈演愈烈,胡友松被趕出李公館,隨後被扣上港台特嫌的帽子,下放到武漢幹校勞動。後來進廠當工人,有關領導不想讓世人知道她的真實身份,便建議她改個名字。胡友松便說就叫王曦吧,晨曦的曦,新生活的開始,光明就在後頭,多有朝氣和希望呀。在最難熬的日子裡,一個「曦」字,道盡了她對美好生活的企盼。一年後,在周總理的關照下,胡友松回到北京。
李宗仁逝世後,周恩來總理曾經批示:李宗仁的遺產上繳國庫,郭德潔的遺物由胡友松繼承。從1969年至今,胡友松先後把李宗仁留下的20餘萬元現金上繳國庫,並把李宗仁的大量遺物捐贈給中國歷史檔案館、廣西李宗仁官邸和山東台兒莊史料館。
文革結束後,胡友松被分配調入了國家第一歷史檔案館工作。上世紀80年代初,胡友松又結了一次婚,但這次婚姻並不幸福,她很快又離了婚。1998年4月,她欣然接受棗莊市台兒莊區人民的邀請,到台兒莊定居,並出任李宗仁史料館名譽館長。周總理說過,李宗仁一生做了兩件大事,一件是回國,一件是台兒莊戰役。而胡友松認為她這一生也是做了兩件大事:一件是與李宗仁結婚,一件就是繼承李宗仁的遺志,定居台兒莊。用她自己的話說這是她人生兩大最有意義的選擇。
1989年,生母胡蝶在加拿大病逝。幾年後,胡友松才在北京得知生母去世的消息。她不知道母親老年的樣子,她更不知道,在母親離開的那一刻,心裡是否想起了她,這個遠在祖國的女兒。
胡友松於1995年在北京廣濟寺皈依佛門,法號妙惠居士。她一生簡樸,沒有後人。
若梅,友松,王曦,這是胡友松一生曾使用過的名字。但其實無論在哪個階段,她始終是生活在兩個傳奇人物——胡蝶、李宗仁的盛名之下,也正因如此,她的命運註定與眾不同。當問到她如何評判自己時,她說,她是一個歷史人物。而讓她總結自己的一生,她只說了四個字,一聲嘆息![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