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經·卷八·息辯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反經·卷八·息辯出自《反經》（亦稱《長短經》）是一本謀略奇書，由唐朝大詩人李白的老師道家末枝縱橫家趙蕤所著。它以唐以前的華夏歷史為論證素材，集諸子百家學說於一體，融合儒、道、兵、法、陰陽、農等諸家思想，所講內容涉及政治、外交、軍事等各種領域，並且還能自成一家，形成一部邏輯體系嚴密、涵蓋文韜武略的謀略全書。為歷代有政績的帝王將相所共悉，被尊奉為小《資治通鑑》。[1]
原文
(議曰：夫人行皆着於跡，以本行而征其跡，則善惡無所隱矣。夫辯者焉能逃其詐乎？)
《中論》曰：「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彼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着乎其體。」(故曰：使吾所行之信，如彼數物，誰其疑之？今不信吾之所行，而怨人之不信也。惑亦甚矣。)故知行有本、事有跡。審觀其體，則無所竄情。
何謂行本？孔子曰：「立身有義矣，而孝為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為本。」太公曰：「人不盡力，非吾人也；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宰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安萬乘之主，簡練群臣，定其名實，明其令罰，非吾宰相。」此行本者也。
何謂事跡？昔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我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而語之曰：「自夫子之守阿也，譽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苦。趙攻甄，子不能救。衛取薛陵，子不能知。是子常以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常譽之者，齊國大理。
漢元帝時，石顯專權。京房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也？將以為賢？」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曰：「陛下視今為治也？亂也？」上曰：「亦極亂耳。」房曰：「今所任丹者誰歟？」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二君，亦皆然耳。臣恐後之視今，如今之視前也。」)此事跡者也。
由是言之，夫立身從政，皆有本矣；理亂能否，皆有跡矣。若操其本行，以事跡繩之，譬如水之寒、火之熱，則善惡無所逃矣。
譯文
[趙子議論說：人的品行都會有跡象顯示出來，根據一個人的根本品質並參驗他辦事的跡象，那麼是善是惡就無法掩飾了。即使能言善辯，也無法用詭詐的手段掩飾他不善的本質。]
《中論》上說：「水是涼的，火是熱的，金石是堅硬的，這幾種東西並未自己標榜，可是人們沒有不了解它們確是哪樣性質的。這是什麼原因呢？
它的標記就附在它本身上面。」[所以說，假如我的所作所為誠如那幾種東西一樣，誰還會懷疑我的品行呢？如今人們不相信我的品行，卻埋怨別人不相信自己，真是糊塗極了。]由此即可明白，立身有根本可察，做事有跡象可尋，只要仔細觀察，那就誰也無法掩飾其真相了。
什麼叫立身根本呢？孔子說：「立身處世有一定的準則，而孝敬父母是根本；喪葬有一定的禮儀，哀痛是根本；戰陣有一定的排列方式，但以勇敢為根本。」姜太公說：「人民不盡力務家，不是我的人民；官吏不公平廉潔、愛護百姓，就不是我的官吏；宰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合陰陽四時，使國君安居王位，不能選拔訓練群臣，使其名實相符，法令彰明、賞罰得當，就不是我的宰相。」這就是立身根本。
什麼是做事的跡象？過去齊威王召見即墨大夫，對他說：「自從你到了即墨任職以後，說你壞話的每天都有。可是我派人去巡視即墨，看到荒地都開墾出來了，人民豐衣足食，官府沒有積壓的工作，東方一帶因此寧靜安定。
這是因為你不花錢收買我身邊的親信以求榮譽啊。」因而將萬家封給即墨大夫做采邑。又召見東阿大夫，對他說：「自從先生做東阿太守後，每天都能聽到的人說你的好話。然而我派人巡視東阿，只見到處荒蕪，百姓貧困。趙國攻打甄城，你不能救助；衛國攻取薛陵，你竟然不知道。這是你常用錢收買我身邊的親信，以求得榮譽啊。」當天，便烹殺了東阿大夫和身邊親信中說東阿大夫好話的人。齊國因此而治理得井井有條。
漢元帝時，石顯專權，京房私下進見皇帝，問漢元帝說：「周幽王和周厲王時，國家怎麼陷入危機的呢？他們信任的是些什麼人呢？」元帝說：「君主不英明，信任的都是些投機取巧、吹吹拍拍的人。」京房說：「是明知他們投機取巧、吹吹拍拍還要任用他們呢？還是認為他們有才能才用他們呢？」元帝說：「是認為他們有才能。」京房說：「那麼如今怎麼知道他們不賢呢？」元帝說：「根據當時社會混亂，君主的地位受到危脅的情況知道的。」[京房說：「齊桓公、秦二世也曾聽到過這樣的道理，但他們卻嘲笑幽王、厲王的糊塗。然而他們仍然任用了豎刁、趙高這樣的狡詐之徒，結果國家政治一天比一大昏亂，造反的人滿山遍野。為什麼他們不能以幽王、厲王作為前車之鑑，從而覺悟到自己用人之非呢？」元帝說：「只有懂得大道的人，才能鑒過去以知未來啊。」京房說：「陛下看現在的朝政是清明呢而是昏亂？」元帝說：「也是非常昏亂的。」京房：「如今受信任重用的是些什麼人呢？」元帝說：「有幸的是現在被任用的石顯比豎刁、趙高他們好。我認為朝政的昏亂責任不在他。」京房曰：「前世的齊桓公、秦二世也是這樣認為的。我恐怕將來的人看現在的情形就如同我們看過去的情形是一樣的。」]
這就是凡事必有跡象表現出來的道理。
由此說來，立身也好，從政也好，都有一個最根本的準則。政治清明或昏亂，人是否有才能也都有跡象表現出來。如果能把持住根本，以辦事的跡象作為考核的依據，那麼就象水是涼的、火是熱的一樣，人的善惡就無法掩飾了。[2]
作者簡介
趙蕤 (ruí），字太賓，號東岩子。梓州鹽亭人（今四川省鹽亭縣兩河鎮趙家壩人），約生於唐高宗顯慶四年 ( 公元 659 年 )，卒於唐玄宗天寶元年( 公元742年)。唐代傑出的道家與縱橫家 。趙蕤和李白是唐代的「蜀中二傑」，以「趙蕤術數，李白文章」並稱。[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