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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經·卷八·卑政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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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經·卷八·卑政出自《反經》(亦稱《長短經》)是一本謀略奇書,由唐朝大詩人李白的老師道家末枝縱橫家趙蕤所著。它以唐以前的華夏歷史為論證素材,集諸子百家學說於一體,融合儒、道、兵、法、陰陽、農等諸家思想,所講內容涉及政治、外交、軍事等各種領域,並且還能自成一家,形成一部邏輯體系嚴密、涵蓋文韜武略謀略全書。為歷代有政績的帝王將相所共悉,被尊奉為小《資治通鑑》。[1]

原文

 (劉厲云:「日月至光至大,而有所不遍者,以其高於萬物之上也。燈燭至微至小,而世不可乏者,以其明之下,能昭日月之四蔽。」由是觀之,政之貴卑也久矣。是以先生設官,分職而共治耳。)

  《淮南子》曰:「濟溺人以金玉,不如尋常之纏。」韓子曰:「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餓者不肯。」(故曰:療飢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也。)此言政貴卑以濟事者也。何以言之?韓非曰:「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也,今為眾人法而以為上智之所難也,則人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厭者,不待粱肉而飽;短褐不完者,不須文繡而好。以是言之,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務也。今所治之政,人間之事。夫婦之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智之所難論,則其於人過遠矣。是知微妙之言,非人務也。」

  (又曰:「世之所謂烈士者,離眾獨行,取異於人。為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為,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夫人生必事君養親,事君養親,不可以恬淡之人,必以言論忠信,言論忠信不可以恍惚之言。然則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又曰:「察士而後能知之,不可以為智全也。夫人未盡察之也,唯賢者而後能行之,不可以為法也。」)

  故《尹文子》曰:「凡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不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不為。」故君子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為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已。(又曰:小人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辯;所為者,極于堅偽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也。)

  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群,勇欲絕眾。夫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群之辯,不可為戶說;絕眾之勇,不可與正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也。

  (故曰:為善者,使人不能得從;為巧者,使人不能得為。此獨善、獨巧者也,未盡巧善之理。故所貴聖人之理者,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眾共治也。所貴工倕之巧者,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眾共巧也。《文子》曰:「夫先知達見,人材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貴於人。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溢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傲世賤物,不污於俗,士之抗行也,而治世不以為人化。故高不可及者,不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以為國俗。故國治可與愚守,而軍旅可與怯同。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並用之也。」議曰:據文子此言,以為聖人不可用先知遠見、博聞強志、傲世賤物三事,化天下百姓,使皆行此道,用為風俗。今但任其風土,化以農稼軍陣,曲成於物,而俯同於俗耳,非貴於獨能獨勇者也。)

  故聖人任道,以通其險。(《淮南子》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離朱之明,察針於百步之外,而不能見泉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理三畝之宅;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此任道以通其險也。)

  立法以理其差。(《文子》曰:「農、士、工、商,鄉別州異。農與農言藏,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工無苦事,農無廢功,商無折貨。各安其生。」此立法以理其差也。)

  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此至理之術。

  故叔孫通欲起禮,漢高帝曰:「得無難乎?」對曰:「夫禮者,因時世人情而為之節文者也。」張釋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施行。」由是言之,夫理者,不因時俗之務而貴奇異,是餓者百日以待粱肉,假人金玉以救溺子之說矣。

  (議曰:昔楚之公輸、宋之墨翟,能使木鳶自飛,無益於用。漢之張衡,能使參輪自轉;魏之馬鈞,能使木人吹簫,苟無益於用而為之,則費功損力,其害多矣。《莊子》曰:「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技成無所用其巧。」《文子》曰:「夫治國在仁義禮樂、名法刑賞,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纏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群生所飧挹,聖人措而不言也。」由是觀之,事貴於適時,無貴於遠功,有自來矣。)

  譯文

  [劉安在《淮南子》中說:「太陽、月亮是最光明、最偉大的,然而卻仍有照不到的地方,是因為它們高懸在萬物之上的緣故。油燈和蠟燭雖然非常微小,但世上卻不能缺少它,因為它的光明能照到太陽、月亮所照不到的犄角旮旯。」由此看來,治國以能普遍實行為貴,是由來以久的道理。所以古代聖君設置官吏,使他們各司其職,從而達到合作共治的目的。]

  《淮南子》上說:「救助溺水的人,給他金玉等珍寶,不如給他一根平常的繩子。」韓非子說:「很多天吃不上飯的人,讓他等有了黃粱米飯和肉食之後再吃,餓着的人一定不同意。」[所以說治療飢餓,不寄希望於寶鼎煮出的美味;拯救溺水的人等不到行步端正的慢性子。]這就是說,治理國家以淺近易行為貴,才能把事情辦好。為什麼這樣說呢?韓非子說:「人們所說的智謀之人講的微妙高深的道理,即使是智力較高的人也是感到難以理解的。現在為普通人立法,卻盡講智力較高的人也難以明白的道理,那麼普通人也就更無法弄明白了。所以糟糠都吃不飽的人,是不會等待有了黃梁米飯和肉食後再去吃飯的;連粗麻織的短衣都穿不上的人,是不須有了繡花的綢衣才喜歡穿的。由此說來,治理國家的事,急迫的事還解決不了,可以緩一步的事情就用不着去做。[韓非子還說:「現在人們所說的英烈之人都是些與眾不同。行為怪僻的人。他們標舉恬淡的學問,講些恍惚的道理。我認為恬淡,是無用的道理,恍惚是沒原則的說法。人生活在世界上,一定要侍奉君主,孝養父母。侍奉君主,孝養父母是不能用恬淡無為之人的,必須用講究忠誠信義的人。而講究忠誠信義就不能恍惚。可見恍惚的道理,恬淡的學問,都是迷惑人的邪術。」韓非子還說過:「非要考察別的人怎樣做才能明白,就不能認為他有完全的智能,因為人是考察不完的。有才德的人才能做的事,是不能當做取法的標準的。]所以《尹文子》說:「凡是雖有些道理卻對於治國沒有幫助的,君子不去談論它;雖然有能力但於具體事情上沒有好處的,君子不必去做。所以君子所說的道理,不越出名法和權術的範圍;君子所作的事情,不超出種田務農,行軍布陣的事情。這就是說,合於急用的才努力去做。[所以說:小人所說的都是關於儒家、墨家孰是孰非的爭論,所做的都是些固執、偏激、偽飾的行為。這不過是追求名聲而已,所以英明的君主要誅殺他們。]

  現在世上有些人,品行想要比所有的人高,辦事要比所有的人強,能言善辯想要出群,勇力想要超眾。但是,出眾的品行卻並不能教化人民;超眾的辦事能力並不能合於急用;傑出的口才也不能挨門挨戶地去遊說;過人之勇,卻不一定能和大家一起去行軍打仗。總之,這四種超眾之處,不過是產生禍亂的根源而已。

  [所以說,行善的,使人不能隨心所欲;弄巧的,使一般人不能插手。

  這獨善、獨巧的人,其實也未窮盡巧和善的道理。所以應該以聖人之理為貴,不以一人獨自治理為貴,以能和大家一起共同治理為貴。應該以工捶的巧技為貴,不以一人獨巧為貴,而以能有和大家一樣的巧技為貴。《文子》說:

  「先知先覺,通達的見解,這是人材的過人,但太平盛世,不把這當作比別人珍貴的東西。廣博的知識,超人的記憶力,能言善辯的口才,這是人聰明智慧的流露,但是英明的君主不把這當作要求臣下的標準。做視一切,輕賤別人,不受流俗的污染,這是士大夫的高尚的品行,但太平盛世不把它當做教化百姓的標準。所以,那些高不可攀的表現,不能做為衡量百姓的標準。

  那些一般人比不上的品德,不能當做一國的風俗。所以國家太平,可以和愚人一起守成;軍隊強大,可以和怯懦的人並肩作戰。用不着等待古代英俊傑出的人物出現而人可以自我充實的原因,就是按他們所現有的品質、能力兼容並用他們而已。」《文子》這些話,是認為聖明的君主不能用先知遠見、博聞強記、傲視別人三事來教化天下。假如讓百姓都把這作為行動的規範和風俗是行不通的。如今只要隨其風土人情,以務農耕稼、行軍作戰為教化,娓婉地附合眾人,隨同流俗而已。而不是以獨能獨勇為貴啊。]所以古代聖明之君隨順大道來通過險阻。[《淮南子》說:「能夠體悟大道的就會安逸而不會走入窮途未路;依仗自己巧妙的一定勞而無功。有離朱那樣明亮的眼睛,能看清百步之外的縫衣針,卻看不到泉水中的游魚。有師曠那樣能分辨各種音調的耳朵,卻聽不到十里之外的聲音。所以,任用一個能力強的人,不能把三畝大的宅院治理好;遵循大道的規律,依從大地之自然法則,宇宙六合也不難治理的均衡公正。這就是順隨大道來通過險阻的意思。]

  樹立法度來理順各種差別。《文子》說:「農民,士大夫,工匠,商人,無論在鄉里、在州縣,都是有差別的。農民和農民談論收穫;士大大和士大夫談論品行;工匠與工匠談論巧技;商人和商人談論利潤、價格。所以士大夫不會失去品行;工匠不會有做不了的活計;農民不會花費無用的氣力,總有所收穫;商人不會折損本錢。這就是用各安其位的方法來理順各種差別。]使聰明的人和愚笨的人不互相輕視,能巧的和粗俗的不互相拋棄,這是最好的治理國家的辦法。所以叔孫通要制定禮儀,漢高祖說:「不會很難吧!」

  叔孫通回答說:「禮這種東西,是隨着時世人情而制定用來節制虛文的。」

  張釋之對文帝講論治國的道理,文帝說:「講得淺近些,不要有太高深的道理,只要現在可以施行的就好。」由此看來,如果治理國家不依從時俗急需的事去做,而以奇異為貴,那就是犯了餓了多日的人讓他等待黃梁米飯和肉食,借給別人金玉珍寶去拯救溺水者一樣的錯誤理論。

  [過去,楚國的公輸般,宋國的墨翟,能使木製的飛蔦飛上天,但並無實際用途。漢代的張衡能使車的三個輪子自己運轉而不靠馬的拉力。魏國的馬鈞能制出會吹蕭的木人。但假如沒有實際用途,做這些東西,就是廢功損力、勞民傷財,它的害處太多了。《莊子》說:「朱汗漫跟支離益學習殺龍的技術,花費了千金的學費,但學成之後,卻沒有使用這種技術的機會。」

  《文子》說:「治國的根本在於仁義、禮樂、名法、刑賞,超出這些去弄別的,即使能統括天地,纏繞萬物,卻屬於治國之外的道理,對廣大人民百姓來說,既不能吃,又不能用。所以古代聖人置之不言。」由此看來,做事在於切合現實,不應好高騖遠,這是自古以來就有的道理啊。][2]

作者簡介

趙蕤 (ruí),字太賓,號東岩子。梓州鹽亭人(今四川省鹽亭縣兩河鎮趙家壩人),約生於唐高宗顯慶四年 ( 公元 659 年 ),卒於唐玄宗天寶元年( 公元742年)。唐代傑出的道家與縱橫家 。趙蕤和李白是唐代的「蜀中二傑」,以「趙蕤術數,李白文章」並稱。[3]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