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經·卷八·勢運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反經·卷八·勢運出自《反經》(亦稱《長短經》)是一本謀略奇書,由唐朝大詩人李白的老師道家末枝縱橫家趙蕤所著。它以唐以前的華夏歷史為論證素材,集諸子百家學說於一體,融合儒、道、兵、法、陰陽、農等諸家思想,所講內容涉及政治、外交、軍事等各種領域,並且還能自成一家,形成一部邏輯體系嚴密、涵蓋文韜武略的謀略全書。為歷代有政績的帝王將相所共悉,被尊奉為小《資治通鑑》。[1]
原文
(百六之運,推遷改移,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君子小人,無賢不肖,至人無可奈何。知其不由智力也。)
夫天下有君子焉,有小人焉,有禮讓焉。此數事者,未必其性也,未必其行也,皆勢運之耳。何以言之?《文子》曰:「夫人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物多則欲省,求贍則爭止。」(議曰:《管子》云:「衣食足,知榮辱。」此有餘則讓者也。《漢書》曰:「韓信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及在漢中,蕭何言於高祖曰:「韓信者,國士無雙。」此不足則爭者也。故傅子曰:「夫授夷、叔以事而薄其祿,父母餓於前,妻子餵於後,能守志不移者,鮮矣。」)
《淮南子》曰:「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爭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者,有所余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奸,而刑不能禁也。(慎子曰:「桀、紂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亂。關龍逢、王子比干不與焉,而謂之皆亂,其亂者眾也。堯舜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治,而丹朱、商均不與焉,而謂之皆治,其治者眾也。)故《莊子》曰:「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智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智失也。時勢適然。」《新語》曰:「以近河之地濕,近山之木長者,以類相及也。四瀆東流,則百川無西行者,小象大而少從多也。」
是知世之君子,未必君子(議曰:匡衡云:「循禮恭讓,則人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尚義高節,則人興行;寬柔惠和,則眾相愛。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由是言之,世之君子,乃上之所化也。)。世之小人,未必小人(議曰:《尚書》云:「殷罔弗小大,好草竊奸究。卿士師師,非度罔獲。」此言殷之季世,卿士君子並為非法,無得其中,皆從上化耳。故知世之小人,未必小人。)。世之禮讓,未必禮讓(議曰:《左傳》云:「范宣子好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形善也。」夫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形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由此言之,夫欒黶之讓,勢運之耳。故知世之禮讓,未必禮讓也。)。夫勢運者,不可不察。(議曰:政論云:「雖有素富,骨清者,不能百一,不可為天下通變。」故知君子、小人本無定質,盡隨勢運者多矣。)
譯文
[天下大事,隨着時間的推移在不斷地變遷流逝,既不會因堯舜賢德而停滯,也不會因桀紂無道而消失。誰是君子小人?何為賢惠愚妄?都沒個定準,這是至高至明的聖人也沒辦法的事情。由此可知,一個人的好壞,並不完全取決於他的智力。]
天下有品德高尚的君子,有品格卑下的小人,也有推崇互相謙讓之風的時候。但上述情況,未必出於人的本性,或出於事所當然,都是大的形勢造成的。為什麼這樣說呢?《文子》上說:「人們富餘時才會退讓,而不足時便會爭鬥。退讓就產生了禮義,爭鬥就會發生暴亂。財富多了欲望就減少,獲取的多了爭鬥就會停止下來。[《管子》上說:「衣食豐足之後,才會有榮辱的觀念產生。」這是說有餘就會退讓。《漢書》上說:「韓信是普通人的時候,貧困潦倒,品行不正,不能被推舉為官。待到在漢中投奔劉邦,肖何向劉邦推薦他說:「韓信是國家難得的人才,天下沒有能比得上他的。」這是由於他是普通人時,衣食不足啊!所以傅玄說:「假如給伯夷、伯齊一個小官職,只發給他不多的俸祿,開始是父母挨餓,接着是老婆孩子吃不飽飯,不改變其節操的可能性就會很少了。」]
《淮南子》上說:「在水裡游泳的人不能拯救淹在水裡的人,由於他自己的手足抽不出空來救別人。在火災中被燒傷的人不能救火,因為他自己的燒傷疼得厲害。在樹林子中沒有賣木柴的,在湖上沒有賣魚的,因為沒有人缺少這種東西。」所以太平盛世,道德卑下的小人也會奉公守法,不義之財也誘惑不了他。但在世道混亂的時候,品格高尚的君子也會幹壞事,法律也禁止不住他。[慎到說:「夏桀、商紂當天子的時候,天下一片混亂。關龍逢,王子比干雖然是賢者,但人們還是稱那時為亂世,就是因為作亂的人多啊。
唐堯、虞舜當天子的時候,天下太平,雖然丹朱、商均作亂,但人們還把那時稱為太平盛世,就是因為守法的人多啊。]所以《莊子》說:「在堯、舜的時代,天下沒有不得志的人,並不是因為人都聰明。在桀、紂的時代,天下沒有顯達的人,並不是因為人都愚笨了。這都是形勢造成的。」《新語》說:
「靠近河邊的土地總是濕潤的,造近山邊的樹木,總是長得很高,那是同類互相影響的原因。長江、黃河、淮河、濟水古稱四讀,都是向東流入大海的,所以眾多的小河也沒有向西流的,這是小河仿效大河,水少的追隨水多的原因啊。」
因此可知,世上的君子,未必本質上就是君子。[匡衡曾經說過:「英明的君主恭敬謙讓,百姓也就不互相爭鬥了;君主好仁德禮樂,下民也就不會凶暴;君主推崇道義節操,百姓也會按道義節操行事;君主寬厚慈愛,百姓也會互相關心愛護。有這四種原因,所以有道之君不靠嚴刑峻法也能化導天下,使天下成為太平盛世。」由此說來,社會的君子,是明主化導的結果。]
世上的小人,未必本質上就是小人。[《尚書》上說:「殷商的法律並不可通融,然而社會風氣卻極壞,草野盜賊成群,朝廷內外,大夫互相勾結,狼狽為奸,上行下效,法律卻治不了。」這是說商朝的末世,大夫們都干非法的事,沒有遵紀守法的,這也都是君主化導的結果,因此可以明白,世上的小人,未必本質上就是小人。]世上的禮讓,也未必出於人們的本性。[《左傳》上說:「晉國的范宣子執政,他好禮讓,大夫們也都好禮讓。欒厭雖然橫暴,也不敢違抗這種禮讓之風,因而晉國安定,幾代人都仰仗范宣子樹立起來的民風,安定地生活。這是榜樣好啊。」在周朝開始興盛的時候,那時的詩中唱道:「以文王為榜樣,眾多國家也都講誠信了。」這就是榜樣好的緣故。
待到周朝衰落時,那時的詩中唱道:「大夫不公平,讓我做的事比別人都多。」
這就是說沒有謙讓了。由此說來,欒厭那樣的謙讓,是時勢造成的。因此,世人的謙讓,未必出於人們的本性。]所以君子也好,小人也好,謙讓也好,都是時勢造成的。這個道理是不能不考察明白的。[《政論》上說:「世上雖然有生來就品質高尚的人,但百里不能挑一,不能做為天下的普遍標準。」
因而可以明白君子、小人本來沒有固定不變的品質,大都是隨着時勢的推移變化而變化的。][2]
作者簡介
趙蕤 (ruí),字太賓,號東岩子。梓州鹽亭人(今四川省鹽亭縣兩河鎮趙家壩人),約生於唐高宗顯慶四年 ( 公元 659 年 ),卒於唐玄宗天寶元年( 公元742年)。唐代傑出的道家與縱橫家 。趙蕤和李白是唐代的「蜀中二傑」,以「趙蕤術數,李白文章」並稱。[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