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經·卷二·臣行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反經

反經·卷二·臣行出自《反經》（亦稱《長短經》）是一本謀略奇書，由唐朝大詩人李白的老師道家末枝縱橫家趙蕤所著。它以唐以前的華夏歷史為論證素材，集諸子百家學說於一體，融合儒、道、兵、法、陰陽、農等諸家思想，所講內容涉及政治、外交、軍事等各種領域，並且還能自成一家，形成一部邏輯體系嚴密、涵蓋文韜武略的謀略全書。為歷代有政績的帝王將相所共悉，被尊奉為小《資治通鑑》。

原文

夫人臣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

　　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大臣也。

　　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

　　(或問袁子曰：「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對曰：「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何者？夫為人臣，見主失道，指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也。故司空陳群則不然，其談語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不知，君子謂陳群於是乎長者。此為忠矣。)

　　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君終己無憂。如此者，智臣也。

　　依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食飲節儉。如此者，貞臣也。

　　國家昏亂，所為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

　　是謂六正。

　　(桓范《世要論》曰：「

　　臣有辭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順，可不恕之以直乎？

　　臣有朴騃而辭訥，外疏而內敏，可不恕之以質乎？

　　臣有犯難以為上，離謗以為國，可不恕以忠乎？

　　臣有守正以逆眾意，執法而違私慾，可不恕之以公乎？

　　臣有不屈己以求合，不禍世以取名，可不恕之以直乎？

　　臣有從仄陋而進顯言，由卑賤而陳國事，可不恕之以難乎？

　　臣有孤特而執節，介立而見毀，可不恕之以勁乎？

　　此七恕者，所以進善也。」)

　　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世沉浮，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

　　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後害。如此者，諛臣也。

　　中實險詖，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疾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彰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

　　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妒亂於朝廷。如此者，讒臣也。

　　專權擅勢，以輕為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賊臣也。

　　諂主以佞邪，墜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無別、是非無聞；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

　　是謂六邪。

　　(桓范《世要論》曰：「

　　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慮之以詐乎？

　　臣有貌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可不慮之以虛乎？

　　臣有害同儕以專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慮之以嫉乎？

　　臣有進邪說以亂是，因似然以傷賢，可不慮之以讒乎？

　　臣有因賞以償恩，因罰以作威，可不慮之以奸乎？

　　臣有外顯相薦，內陰相除，謀事托公而實挾私，可不慮之以欺乎？

　　臣有事左右以求進，托重臣以自結，可不慮之以偽乎？

　　臣有和同以諧取，苟合以求進，可不慮之以禍乎？

　　臣有悅主意以求親，悅主言以取容，可不慮之以佞乎？

　　此九慮者，所以防惡也。」)

　　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泄冶諫而殺之，是與比干同也，可謂仁乎？」

　　子曰：「比干於紂，親則叔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存宗廟而已，故以必死爭之，冀身死之後而紂悔悟。其本情在乎仁也。泄冶位為下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懷矣！《詩》云：『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

　　或曰：「叔孫通阿二世意，可乎？」

　　司馬遷曰：「夫量主而進，前哲所韙。叔孫生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古之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撓，大直若詘，道同蜲蛇，蓋謂是也。」

　　(議曰：太公云：「吏不志諫，非吾吏也。」朱雲延詰張禹曰：「尸祿保位，無能往來，可斬也。」

　　班固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由此言之，存與死，其義云何？

　　對曰：范曄稱：「夫專為義則傷生，專為生則騫義。若義重於生，捨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

　　或曰：「然則竇武、陳蕃，與宦者同朝廷爭衡，終為所誅，為非乎？」

　　范曄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昏俗，驅馳山岨峗之中，而與腐夫爭衡，終取滅亡者，彼非不能潔情志，違埃霧也。憫夫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遁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值際會，協策竇武，可謂萬代一時也。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世心矣。」

　　(議曰：此所謂義重於生，捨生可也。)

　　或曰：「臧洪死張超之難，可謂義乎？」

　　范曄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相其徒跣且號，束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豪雄之所趣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算以相尚者，蓋惟勢利所在而已。況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紓倒懸之會，忿悁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荊則未聞。」

　　(昔廣陵太守張超委政臧洪，後袁紹亦與結友。及曹操圍張超於雍丘，洪聞超被圍，乃徒跣號泣，勒兵救超，兼從紹請兵，紹不聽，超城陷，遂族誅超。洪由是怨紹，與之絕，紹興兵圍之，城陷誅死。

　　議曰：臧洪當縱橫之時，行平居之義，非立功之士也。)

　　或曰：「季布壯士，而反摧剛為柔，髡鉗匪匿，為是乎？」

　　司馬遷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搴(音綺連反)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至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勇也，其計盡，無復之耳。」

　　(議曰：大史公曰：「魏豹、彭城雖故賤，然已席捲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叛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以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雲。」此則縱橫之士，務立其功者也。

　　又《藺公贊》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不敢發。相如一厲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廉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此則忠貞之臣，誠知死所者也。

　　管子曰：「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理；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申於諸候。」此則自負其才，以濟世為度者也。」

　　此皆士之行己，死與不死之明效也。)

　　或曰：「宗愨之賤也，見輕庾業。及其貴也，請業為長史，何如？」

　　裴子野曰：「夫貧而無戚，賤而無悶，恬乎天素，弘此大猷，曾、原之德也。降志辱身，俯眉折脊，忍屈庸曹之下，貴騁群雄之上，韓、黥之志也。卑身之事則同，居卑之情已異。若宗元干無怍於草具，有韓、黥之度矣。終棄舊惡，長者哉！」

　　(宋宗愨之賤也，州人庾業豐富，待客必方丈。其為愨設，則粟飯，愨亦致飽。及為豫州，請業為長史也。)

　　世稱酈寄賣交，以其紿呂祿也，於理何如？

　　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義存君親可也。」

　　或曰：「靳允違親守城，可謂忠乎？」

　　徐眾曰：「靳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

　　昔王陵母為項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殺以固陵志，明心無所系，然後可得事人，盡其死節。

　　衛公子開方仕齊，十年不歸，管仲以其不懷其親，安能愛君，不可以為相。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

　　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劉備乃遣庶歸。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公又宜遣允也。」

　　(魏太祖征冀州，使程昱留守甄城。張邈叛。太祖迎呂布，布執范令靳允母。太祖遣昱說靳允，無以母故，使固守范。允流涕曰：「不敢有二也。」)

　　魏文帝問王朗等曰：「昔子產治鄭，人不能欺；子賤治單父，人不忍欺；西門豹治鄴，人不敢欺。三子之才，於君德孰優？」

　　對曰：「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非，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恥，同歸者也。優劣之懸，在於權衡，非徒鈞銖之覺也。」

　　或曰：「季文子、公孫弘，此二人皆折節儉素，而毀譽不同，何也？」

　　范曄稱：「夫人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為美談；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事實未殊而毀譽別者，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故前志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功無以殊；核其為仁，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者優矣。」

　　(議曰：夫聖人德全，器無不備。中庸已降，才則好偏。故曰：柴也愚，參也魯，師也僻，由也喭。由此觀之，全德者鮮矣！全德既鮮，則資矯情而力善矣！然世惡矯偽，而人賢任真。使其真貪愚而亦任之，可為賢乎？對曰：吁！何為其然？夫肖精天地，負陰抱陽，雖清濁賢愚，其性則異，而趨走嗜欲，所規則同。故靡顏膩理，人所悅也；乘堅驅良，人所愛也；苦心貞節，人所難也；徇公滅私，人所苦也。不以禮教節之，則盪而不制，安得攻苦食淡，貞潔公方，臨財廉而取與義乎？故《禮》曰：「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古語云：「廉士非不愛財，取之以道。」《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皆矯偽之謂也。若肆其愚態，隨其鄙情，名曰任真而賢之，此先王之罪人也。故吾以為矯偽者，禮義之端；任真者，貪鄙之主。夫強仁者，庸可誣乎？)

　　或曰：「長平之事，白起坑趙卒四十萬，可為奇將乎？」

　　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其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眾人預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拳，猶可畏也。況於四十萬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依山；歸秦之眾，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眾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為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強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期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眾複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起，必非前日之對也，況今皆使天下為後日乎！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縫，患諸侯之救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且長平之事，秦人十五以上，皆荷戟而向趙矣。夫以秦之強，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此為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也。又何稱奇哉？」

　　(議曰：黃石公稱：「柔者能制剛，弱者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柔者，人之所助；剛者，怨之所居。」是故，紂之百克，而卒無後；項羽兵強，終失天下。故隨何曰：「使楚勝，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強，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由是觀之，若天下已定，借一戰之勝，詐之可也。若海內紛紛，雌雄未決而失信義於天下，敗亡之道也。當七國之時，諸侯尚強，而白起乃坑趙降卒，使諸侯畏之而合縱，諸侯合縱，非秦之利，為戰勝而反敗。何晏之論當矣。)

　　或曰：「樂毅不屠二城，遂喪洪業，為非乎？」

　　夏侯玄曰：「觀樂生與燕惠王書，其殆乎知機合道，以禮終始者歟！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為心者，豈其局跡當時，止於兼併而已哉？夫兼併者，非樂生之所屑；強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苟利，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着於遐邇矣。邁令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人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開宏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招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人應如草，思戴燕王，仰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勢所不圖，敗於垂成，時變所然。若乃逼之以兵，劫之以威，侈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雖二城幾於可拔，則霸王之事，逝其遠矣。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速與變同也。由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

　　(或曰：「樂毅相弱燕，破強齊，合五國之兵，雪君王之恥，圍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者之師，咸以為謨謀勝武侯也。可乎？」

　　張輔曰：「夫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為強；大戰濟西，伏屍流血，不足為仁。彼孔明包文武之德，長嘯俟時。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咨以濟世，奇策泉涌。遂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蜀。及玄德臨終，禪以大位，在擾攘之際，立童蒙之主，設官分職，班敘眾才，文以治內，武以折衡，然後布恩澤於國中之人。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不犯。勳業垂濟而隕。觀其遺文，謨謀宏遠矣。己有利則讓於下，下有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震遐邇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貪夫自廉。』余以為睹孔明之忠，奸臣立節。殆將與伊、呂爭勝，豈徒以樂毅為伍哉？」)

　　或曰：「商鞅起徒步，干孝公，挾三術之略，吞六國之縱，使秦業帝，可為霸者之佐乎？」

　　劉向曰：「夫商君，內急耕戰之業，外重戰伐之賞，不阿貴寵，不偏疏遠。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知矢』，《司馬法》之厲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並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信之。此管仲、咎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眾，故諸侯畏其強而莫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也。衛鞅始自以為知王霸之德，原其事，不倫也。昔周召公施美政，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嘗舍於樹下，不忍伐其樹，況害於身乎？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戶，無怨言。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斧鉞之誅，身死車裂，其去霸者之佐，亦遠矣！然孝公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乎！」

　　(議曰：商鞅初因景監求見秦孝公，說以帝道，孝公意不入，時時睡，後又與鞅語，不知膝之過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君之歡甚也。」鞅曰：「始吾說公以帝道，而君曰：『久遠矣！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子孫成事乎？』吾又說以霸道，其意欲之而未能也。吾又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悅之。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

　　昔齊桓公與魯莊公會於柯而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反魯侵地。桓公許之，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棄信於諸侯，先天下之援，不可。」於是與曹沫三敗所亡之地。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而還，燕莊公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君，令復修召公之政，納貢於周，諸侯聞之皆從，齊桓公於是始霸。由此觀之，商鞅深刻棄信，非霸者之佐明矣。然孝公欲速，不從鞅言，孝公過也。商鞅牽於世，迫於君，不得行其志耳。劉向以鞅無霸王之術，謬矣。)

　　諸葛亮以馬謖敗於街亭，殺之。後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哉？」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之。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

　　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夫晉人視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暗得臣之益己，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駑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

　　(晉侯使荀桓子與楚戰於邲，桓子敗歸而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館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鬥，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曰：『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君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若日月之蝕，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也。)

　　漢代以周勃功大霍光，何如？

　　對曰：「勃本高帝大臣，眾所歸向，居太尉位，擁兵百萬，既有陳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虛諸王之援，酈寄遊說，以譎諸呂，因眾之心，易以濟事。若霍光者，以倉卒之際，受寄託之任，輔弼幼主，天下晏然。遇燕王綰之亂，誅除凶逆，以靖王室。廢昌邑，立孝宣，任漢家之重，隆中興之祚，參聲伊周，為漢賢相。推驗事效，優劣明矣。」

　　(袁盎問漢文帝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也。」盎曰：「可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者，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劉氏不絕如帶，絳侯為太尉，主兵柄，不能正。呂氏崩，大臣相與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也。」)

　　後漢陳蕃上疏薦徐稚、袁閎、韋着三人。帝問蕃曰：「三人誰為先後？」蕃曰：「閎生公族，聞道漸訓。着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稚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

　　或曰：「謝安石為相，可與何人為比？」

　　虞南曰：「昔顧雍封侯之日，而家人不知，前代稱其質重，莫以為偶。夫以東晉衰微，疆埸日駭，況永固(符堅字也)六夷英主，親率百萬；苻融俊才名相，執銳先驅，厲虎狼之爪牙，騁長蛇之鋒鍔，先築賓館，以待晉君。強弱而論，鴻毛太山，不足為喻。文靜深拒桓沛之援，不喜謝玄之書，則勝敗之數，固已存於胸中矣。夫斯人也，豈以區區萬戶之封，動其方寸者歟？若論其度量，近古已來，未見其匹。」

　　隋煬帝在東宮，嘗謂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其間優劣何如？」對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議曰：膽氣果敢，猛將也；淵而有謀，謀將也。)；韓擒虎是斗將，非領將(議曰：拳捷矯悍，斗將也；御軍齊肅，領將也。)；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議曰：領一偏師，所向無敵，騎將也；包羅英雄，使群才各當其用，大將也。)。」太子曰：「善。」

　　故自「六正」至於「問將」，皆人臣得失之效也。古語曰：「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擒于越；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跡不等者，所任異也。是以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死於沙丘，任李兌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而襄王得國。因斯而談，夫有國者，不能陶冶世俗，甄綜人物，論邪正之得失，撮霸王之餘議，有能立功成名者，未之前聞。(故知量能授官，至理之術也。)

譯文

當官的，如果能在天下大事還處在萌芽階段，沒有形成規模的時候，局勢的兆頭還沒有顯現的時候，就已經洞燭機先，獨具慧眼，知道哪些事可做，哪些事不可做，存亡、得失的關鍵都事先看得到，把握得住。在大大燃燒起來之前就能預先防止，使他的主子超然獨立，永遠站在光榮偉大的一面。能夠具有這種才具、境界的大臣，堪稱第一流的官吏，王者之師。這種大臣便是聖臣。

　　其次可稱作好官的是謙虛謹慎、盡心竭力為人主辦事，經常思索好的治國之道向人主建議，勉勵君王恪守禮儀、勤政愛民；勸說君王眼光遠大，胸懷大志，使其英明正確的地方更英明、更正確；對其不良的作風，有害的習慣千方百計加以糾正、挽救，能做到這些的，就是大臣。

　　能稱得上忠臣的，必須做到為國家辦事早起晚睡，廢寢忘食，同時要終生不懈地舉賢薦能，為國家推薦、選拔人才，還要博學多識，精通歷史，經常引證歷史經驗啟發激勵人主。能做到這些的才是忠臣。

　　[有人問魏明帝時的楚郡太守袁安：「已故的內務大臣楊阜，難道不是忠臣嗎？」袁安回答道：「象楊阜這樣的臣子只能稱『直士』，算不得忠臣。

　　為什麼說他只是一『直士』呢？因為作為臣子，如果發現人主的行為有不合規矩的地方，當着眾人的面指出他的錯誤，使君王的過失傳揚天下，只不過給自己撈了個梗直之士的名聲，但這不是忠臣的應有的做法。已故的司空陳群就不是這樣，他的學問、人品樣樣都好，他和中央機關的高級官員們在一起的時候，從來不講人主的錯誤，只是幾十次地送奏章給皇帝，指出哪些事做錯了，哪個缺點必須改，有批評，有建議，而同僚們卻都不知道他寫過奏摺。陳群向人主提了意見而不自我標榜，所以後世的人都尊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者。這才是真正的忠臣。」]

　　深謀遠慮，明察秋毫，清楚成功、失敗的機樞在哪裡，並能事先預防，採取補救的辦法，堵塞某一國策實施的漏洞，把可能導致失敗、動亂的因素提前消滅了，轉禍為福，轉危為安，使人主自始至終不必憂慮。能這樣做的是智臣。

　　奉公守法，以身作則，忠於職守，勇於負責，為民眾出了力、辦了事不接受賀禮，清正廉潔，勤儉樸素。能這樣做的是貞臣。

　　當皇帝昏庸、國家離亂的時候，對上不拍馬屁，不阿諛逢承，而且敢冒犯昏君的龍顏，在群臣唯唯喏喏的時候，敢當面指出昏君的過錯。能這樣做的，就叫做直臣。

　　這是六種類型的正面官員——「正臣」。

　　[南北朝的桓范在他寫的《世要論》中說：「有些官員不善言辭，說出來的話不好聽，而當領導的卻要注意，這個官吏雖然嘴笨，但他是個內秀的人，有一肚子錦囊妙計。如果當領導的只因他禿嘴笨舌，說話刺耳，就處處看不順眼，冷落疏遠他，他的才幹就得不到發揮了。對這樣的官吏，能不體察到他的心直口訥，而不加以寬容嗎？

　　「有的官員相貌憨厚土氣，說話吭吭巴巴，其貌不揚，不修邊幅，可是腦子好使得很，聰慧敏銳，能發現、想到被別人忽略的問題。對這樣的官員，當領導的不應當為了他本質上淳樸、聰敏的優點而寬容他外表鄙陋的不足嗎？

　　「有的官員是臨危授命，冒險犯難，是能擔當撥亂反正大任的天才，為了國家、民族的興旺發達，可以忍受一切誹謗屈辱。對於這樣的官員，當領導的不是應當為了他的忠心為國而信任、重用他，原諒他的小節嗎？

　　「有的官員公正廉明，為了長遠利益，為了國家大局與大多數人的意見、利益發生了衝突；或者為了捍衛法律的威嚴而大義滅親，犧牲個人和家族的利益。對於這樣的官員，當領導的應當看到其公而忘私、大公無私的可貴，給予支持保護。

　　「有的官員個性倔強，道德標準很高，要想讓他委屈求全，違反他的人格標準去迎合某一種意見，屈從某一種局勢，他死也不干。可是在現實中，這種人往往被當作傻子。還有的官員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如果讓他阿諛世俗做一件事，個人可以名利雙收，但這件事將給社會帶來禍患，那他寧可不要這個名，也不做這種事，在現實生活中，這種人也往往被當作傻子。

　　對於這些高風亮節，品格高尚的官員，當領導的不是應當特別加以理解、重用嗎？

　　「有些官員在基層工作，地位不高，沒有名氣，路子也窄，但是愛動腦筋，有見地，能向上級領導提出很好的意見。雖然位卑人微，但敢越級反映情況，討論國事。對於這種官員，當領導的不是應當體察到他們忠心為國之難能可貴嗎？

　　「有的官員個性孤僻，作風特殊，但他保持着與眾不同、超然獨立的節操，這就很容易招來誹謗。當領導的應當明白這種人有着特殊的品操、才能，並加以原諒、寬容。

　　「這七種善於理解、體諒、保護官吏的做法，是當領導必須具備的，否則就得不到前面所說的六種好官員。」]

　　有的人當官只是為了拿薪水，對工作敷衍應付，不當回事，隨大流，跟着走，見風使航，八面滑溜，瞻前顧後，左顧右盼，就怕得罪人，就怕負責任，這種當官的，可名之曰「具臣」——濫竽充數而已。

　　只要是領導講的，就說「講得好，非常正確，非常重要」；只要是領導做的，就說「做得對，帶了個好頭」。嘴上這麼說，肚子裡卻在暗暗揣摸主子的愛好，凡有所愛就投其所好，及時上貢，來滿足主子的聲色之樂，把主子巴結得渾身通泰。漸漸的，當領導的不把這類專事拍馬屁的官員當外人了，互相包庇縱容，一起吃喝玩樂，不計後果，不考慮影響。這種官員就叫做「諛臣」。

　　內心陰險奸詐，外貌謙恭謹慎，能說會道，討人喜歡，實際上嫉賢妒能，想提拔誰，就在上級領導面前盡說他的好話，隱瞞他的缺點；對真正的人才，就在上峰面前誇大、突出他的過失，隱瞞他的優點，結果使上級賞罰不當，號令不行，政策、法規不能貫徹，這類官吏就是「奸臣」。

　　有才智，有學識，干起壞事來更有能耐。掩飾他的過錯道理講的振振有詞，叫人們聽了不由得不信服；辯論起來足以形成一家學說，小則可以挑撥離間父子兄弟反目成仇，大則可以在中央政府煽風點火，製造混亂。這種官員就是「讒臣」。

　　篡奪權力，造成自己的勢力，顛倒黑白，無限上綱，整倒別人，排斥異己，培植私人勢力結成死黨，形成自己的社會勢力；假傳聖旨，到處以全權代表的身份出現，使自己顯得無比尊貴。這類官吏就是「賊臣」。

　　在人主面前阿諛奉承，鼓動、促使國王往邪路上走，背後又把錯誤都推到國王一個人身上；結黨營私，互相包庇，欺上瞞下，不讓領導人了解真實情況，使上上下下黑白不分，是非不辯；暗地裡宣揚領導人的過失，使全國老百姓都罵國家領導人，鬧得國際上都知道。這種官吏就是『亡國之臣」。

　　這是六種類型的反面官員——「邪臣」。

　　當官的既然有六種類型的「邪臣」——不正派的官員，那麼有什麼辦法可以防止他們混入各級機關呢？這就要講究防邪之道。

　　[桓范說：「有的官員在小事情上忠心耿耿，工作幹得不錯，但其險惡用心在於一旦手握大權，以便實現他的大野心，達到大不忠的目的；有的在小事上，在平時很講信用，但其目的是為了沽名釣譽，在大事上搞陰謀詭計，達到反叛的目的。對這類官員不是應該預防其欺詐嗎？

　　「有的官員表面上很有魄力，幹勁沖天，實際上沒有真膽識；而有的表面上非常仁義，可在實際行動上卻與仁義相違背。這就要考慮，這些官員是不是在弄虛作假？

　　「有的官員專搞打擊同事、貶低同僚的小動作，以達到自己被信任、重用的目的，一旦委以重用，就使下情不能上達，上面的計劃、政令也不能向下傳達。對這類官員，當領導的就要考慮他是不是嫉妒心理在作怪呢？

　　「有的官員發表似是而非的意見，雖然很中聽，但是中了他的邪說就會亂了真理；或者發表貌似合情合理的意見，一旦實行，就會傷害真正的賢能之士。對於這類官員，當領導的就要考慮他是不是在進讒言？

　　「有些官員手中有一定的權力，就用不公正的賞賜鼓勵自己滿意的部下，儘管這些人沒有什麼業績；或者用獎賞的辦法收買人心，預支恩德；或者用不公正的處罰對待自己不喜歡的屬下，以此樹立權威，儘管這些人有能力、有業績。對出於私心擅自賞罰的負責人，當領導的就得想想他是不是奸佞之人？

　　「有的官員居心不良，存心要陷害某人，就採用明場上抬舉他，說好話，而暗地裡卻用陰謀詭計把他搞垮的手法；或者要謀略什麼事情，總是冠冕堂皇地打着公事公辦、一心為公的旗號，實際上暗中卻塞進了私貨，假公濟私，但手段非常高明，做得不留痕跡。當領導的，就要警覺這類官員是不是欺世盜名、欺君罔上之輩？

　　「有的官員專走上層路線，結交領導人左右的辦事人員，從而找機會向執政者說項推薦，以達到進身的目的；或者藉助領導人重用的、言聽計從的人，巴結他們，依靠他們，以此鞏固自己的權力和地位。當領導的就應當考慮，這類官員是不是有作偽的動機？

　　「有的官員永遠隨聲附和，八面玲瓏，有時甚至違心地苟合別人，為的是不得罪任何人，一步步順利地往上爬。對這類官員，當領導的就要考慮將來的禍患：關鍵時刻，利害關頭，他是不是也會這樣呢？

　　「有的官員一門心思順着上級領導的意志，專做上面喜歡搞的事，專說上面喜歡聽的話，為的是求得上級的歡心，取得上級的親信，而這些事、這些話對老百姓、對社會是好是壞，他一概不去多想。這種官員，就得想想他是不是佞臣？」

　　春秋時鄭穆公的女兒夏姬，後世稱她為「一代妖姬」，是當時的名女人，陳、鄭等好幾個國家都亡在她手裡。據說她好幾十歲了還不顯老，許多諸候都被她迷住了。最初她嫁給陳國的大夫御叔，丈夫死後，她和陳靈公及朝中大夫孔寧、儀行父私通，搞得朝廷烏煙瘴氣。陳國的大夫泄冶看不下去，就向他們提出規諫。陳靈公自知理虧，無顏面對泄冶，就買通一個刺客，把泄冶殺了。就這件事子貢問孔子：「陳靈公君臣與夏姬yín亂朝綱，泄冶規勸，招來殺身之禍。泄冶的行為與紂王時代的比干相同，能不能說泄冶的做法合乎仁道呢？」

　　孔子說：「不能這樣說，因為比干之於紂王，從私人關係方面講，他們是皇親，比干是紂王的叔父；從公的方面講，比於是皇帝的老師。比於是為保住殷商的宗廟社稷，所以他下決心犧牲自己，希望用自己的一死使紂王悔悟，所以比幹當時的心理狀態，是真正的仁愛之心。泄冶就不同了，他只是陳靈公的部屬，地位不過是個下大夫，並沒有血緣上的親密關係，在陳國這樣一個政亂君昏的國家，正人君子本應掛冠而去，可是泄冶沒有這樣做。他以如此低微的地位，抱着不切實際的幻想，想用區區一身，糾正國家領導人的yín亂昏庸，死了也是白死，一點用處都沒有。象他這種作法，愛國之心還是有的，至於說到忠、仁，卻毫不相干。《詩經》中有兩句話：『民之多僻，無自立辟。』意思是說，尋常百姓一旦走到偏激的邪路上去的時候，是沒有辦法把他們拉回來的。泄冶就是這種人。」

　　有人問：「叔孫通順着秦二世的心事拍馬屁，這是應該的嗎？」

　　司馬遷回答道：「叔孫通先生考較做君王的是不是英明，以便決定自己的進退，這個原則是前代哲人所認可的。他為了繼承文化道統，期待着太平盛世，希望理想的時代一來，好做一番事業，制定富有文化精神的體制。進退韜諱，他看得很清楚。在秦始皇那個時代，他沒有辦法，只好遷就當時的時代環境。他非常懂得適應時代的變化，以最強的應變能力達到最終目的，最後終於成了漢王朝的儒學宗師，開創了幾千年的儒家禮儀制度。古代的君子，挺拔有如大樹，所有的樹都被彎曲折斷的時候，只有它還直立着，但是太挺拔了也很危險，容易折斷，所以雖然直立，卻很柔韌。保全自身以後，在那樣的亂世是很難生存的，不來點隨波逐流，就顯得與眾不同，太特別了也要吃虧，只好遷就世俗。但完全同流合污也不行，必須『曲而不撓』，心中始終堅持一貫的思想原則。所以在亂世中行直道的人，就有種『大直若詘』的樣子，看上去好象不會說話，畏畏縮縮的，曲里拐彎的，但最終的目的是要實現自己的理想。這就是叔孫通的處世哲學。」

　　有這樣一個觀點：司馬遷在談到官員的標準時說：「在朝為官而不給領導提意見，這種官員要不的。」比如朱雲和張禹的事吧，這兩個人都是漢成帝的老師，當時正是王莽家族用權的時候，民間怨恨到了極點，各地的奏章報到中央，都被張禹壓下來不給皇帝看。朱雲當着皇帝的面詰問張禹：「下面那麼多奏章你不讓聖上看，象死人一樣占着一塊地方，只想保住自己的烏紗帽，什麼都不干，使上下的意見、消息無法勾通，該殺！」

　　班固對此發表意見說：「為人處世太難了，跟着時代、世俗走吧，就違背了倫理道德，違背了思想信仰；可是如果超凡脫俗，逆潮流而行，人生就馬上變的舉步維艱，危機四伏，至少這輩子沒有飯吃，會把自己給餓死。因此古代的人給官也不做。為什麼不願做官？為什麼要清高？因為他既然出來做官，就想對國家對社會有所貢獻。可是如果估量一下當時的局勢，當官後不但一無所為，甚至還有危險，那又何必出來？這樣一想，就不輕易接收招聘了。」由這個道理看起來，推論下去，一旦面臨生存還是死亡的抉擇，有時候連命也得搭上，這生與死的取捨，該怎麼講呢？

　　范曄對這一重大問題的回答是：「一個人一天到晚，專門講文化道德、義理之學，那麼就連飯也吃不上，連謀生的辦法都沒有了；但是如果只講求生，為掙錢，為當官，連命都不要，倫理道德的貫徹就被堵死了。古人在生與義發生衝突時，取捨的標準是這樣：假如死了比活着更有價值，就捨生取義；假如生存下來可以扭轉局面，干一番更大的事業，雖然是苟且偷生，但比死更有價值，那就舍義求生。否則，只能殉難以全節了。」

　　如果有人問：「如此說來，後漢的竇武、陳蕃，與把持朝政的竇後及其親信宦官曹節、王甫抗衡鬥爭，最終還是死在這班外戚、宦官手裡，難道他們做錯了嗎？」

　　《後漢書》的作者范曄對這段歷史是這樣議論的：「漢桓帝、漢靈帝兩朝，象陳蕃這樣的人，都是能夠建樹時代風尚，對當時渾渾噩噩混日子的世俗風氣發出抗議的人。以他的人品學問，道德情操，在最腐敗的社會風氣中，猶如駿馬馳騁在坎坷崎嶇的險途中一樣，敢和那些權勢薰天的宦官抗爭，乃至不惜把生命搭上。以他的聰明才智，並不是做不到潔身自好，明哲保身，而是不屑於這樣做

　　罷了。因為他堅持自己的人格、道德標準，悲憫當時世俗庸人，象一些知識分子那樣，看到世風日下，儘管反感極了，也只求遠離五濁惡世，自以為清高，然而這樣一來，人世間就連一些互相同情、憐惜的人情味都沒有了。

　　所以他反對那些退隱避世的人，認為退隱不合人生的真義，而他自己好幾次有機會退隱避禍，可就是不走，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精神，以仁義之心為已任，明知任重道遠，意志更加堅定、激昂。等到政治形勢一有施展才智的機會，就協同竇武掃除宦官勢力，甚至不惜以生命相助。這樣的死，以歷史的眼光看，把時間拉長、空間放大了，是把千秋萬代的事業放在一個暫短的時空內做了。他這生命的價值，在於精神的不死，千秋萬代都要受人景仰。雖然他失敗了，然而他的精神、正義卻世世代代作為信念的支柱在引導、支持着世道人心。」

　　這就是前面所講的義重於生、捨生取義的道理。]

　　[三國交戰的時候，廣陵（今江蘇揚州一帶）的太守張超把地方政務委託給臧洪去代理，後來袁紹也和臧洪成了朋友。等到曹操在雍丘（今河南杞縣）

　　包圍了張超，臧洪聞訊後，光着腳哭着到處替張超求救兵，自己也出兵去救張超，因與袁紹是朋友，又向袁紹求援，可是袁紹沒答應。雍丘被曹操攻破後，張超全家被殺。臧洪因此恨透了袁紹，就和他絕交了。朋友反目成仇後，袁紹舉兵圍攻臧洪，城破之後，臧洪也被袁紹殺了。

　　後來人們在談論起這件往事時，不但不同情臧洪，反面認為他頭腦不清，稀里胡塗。三國交戰的那個時代，正象春秋戰國縱橫錯節的時代一樣，是個沒有道理好講的時代，說不上哪一方是仁義之師。臧洪昏頭昏腦，對時代環境看不清，身家性命都保不住，還妄想象在和平安居時那樣講道義，講友情，豈不可笑！所以說，身處亂世還想象臧洪那樣去立功立業，救苦救難，只能自取滅亡。]

　　也許有人會問：「臧洪雖然不明智，但他為救朋友張超而死，總還夠得上講義氣吧？」

　　對此范曄也有他的看法。他說：「曹操兵圍雍丘，張超處境危急，臧洪為救朋友到處求救，當時就臧洪個人感情之悲憤、慷慨來說，是一種壯烈的情操。看他那副光着腳奔走呼號、帶兵赴難的樣子，確實值得同情。可是話說回來，英雄豪傑在某種特定的情勢下，對於是非善惡的取捨，與普通人的信守節義，在心態上是否不一樣呢？『大行不辭小讓』，成大功，立大業，辦大事的人，是顧不到那麼多枝節瑣事的，甚至挨罵都在所不惜。至於象三國時期，袁紹、曹操、張超這一幫人，和一切亂世中擁兵割據的草頭王一樣，有時候結盟訂約，聯合起來對付共同的敵人，實際上都在打自己的算盤，聯合有利就聯合，開戰有利就汗戰，根本沒有什麼信義可講，唯一的出發點是形勢的需要，利害的衡量。在這種局勢下，看不透這一點，而去和人講道義，只有送命了。更何況三國時，在軍閥割劇的戰亂局面下，雍丘是個非常危險的偏城，臧洪出於一時憤慨，只知道自己的朋友被曹操包圍了，心想袁紹也是朋友，就去請袁出兵，卻不知曹、袁當時出於利害關係的考慮，剛剛講和，正是友好相處的時候。臧洪昏昏然想借袁紹的兵打敗曹操，來解救朋友的危難，即便成功了也是前門驅狼後門進虎的做法，是很危險的。再說，按兵法來講，逞一時義憤，率忿恨之師，是兵家之大忌。臧洪『徒跣且號，束甲請兵』，和楚國的申包胥因楚國被吳國打敗，到秦國請兵，在秦庭哭了七天七夜一樣，在個人的情感上無可指責，但是對解決問題而言，一點用也沒有。

　　藉助外力解決本國的危難，只會落個把國家拱手讓給他人的下場，從來沒有聽說這樣能復國圖存的。」

　　有人問：「天下聞名的遊俠季布，當年曾是項羽麾下戰將，一次追擊劉邦，差點殺了劉邦。後來劉邦得了天下，最恨的就是季布，懸重賞全國通緝他，同時下令，誰敢藏匿他就誅滅九族。弄得季布無處藏身，剃成了光頭，毀了容，東躲西藏，四處流竄。一個真正的英雄壯士，窮途末路，一死了之算了。象季布這樣的壯士，一反昔日剛勇豪邁的氣概，去做窩囊的亡命徒。

　　這樣對嗎？」

　　司馬遷在談到季布的行為時說：「在劉、項爭雄的時候，以西楚霸王項羽那樣『力拔山兮』的氣概，季布仍然能在楚軍中以武勇揚名楚國，每次戰役都身先士卒，率領部隊衝鋒陷陣，多少次沖入敵軍奪旗斬將，稱得上是真正的壯士。可是等到項羽失敗，劉邦下令通緝他，要抓他殺他的時候，他又甘心為奴而不自殺，又顯得多麼下賤，一點志氣都沒有。季布為什麼要這麼做呢？他肯定是堅信自己是個了不起的人才，只是投錯了胎，走錯了路，所以受盡了屈辱但不以為恥，盼望有機會能施展自己還沒有充分發揮的潛能，所以最終還是成了漢代的名將。由他的所作所為，可以窺測出他的志氣、抱負，他覺得為項羽而死太不值得，因此才那樣忍厚負重，委屈求全。由此看來，一個有見識、有素養、有氣魄的賢者，固然把死看的很重，可並不象愚夫愚婦一樣，心胸狹隘，為了一點兒小事，就氣得尋死上吊，這並不是有勇氣的表現，而是計窮力竭，覺得沒有辦法挽回局面，走到絕路上了，所以才去自殺。而胸懷大志的人，雖然不怕死，但要看值不值得去死，只要還有一線東山再起的希望，是絕不會輕生的。」

　　[對生與義的衝突和取捨，司馬遷還有一種說法：「在楚漢相爭的時候，魏豹和彭越這兩個人，有自己的軍隊，能征慣戰，都是一方的霸主，他們投靠哪一方，對局勢有舉足輕重的影響。這兩個人雖然出身卑賤，一個是亡命徒，一個是打魚的，然而亂世英雄起四方，一旦聚眾呼嘯，攻城略地，席捲千里，就有了稱王稱霸的資本，殺人 放火，氣焰囂張，天天都是他們得意的時候。這種土匪、流氓出身的投機分子，心懷叛逆，唯恐天下不亂，因為在亂世他們才有機可乘，有油水可撈，一旦社會安定，就沒他們的立足之地了。這種人失敗了是不會自殺的，他們寧願被俘虜，受盡凌辱而死，而且至死也不甘心，這是什麼道理呢？」

　　司馬遷說：「象這樣的行徑，就是中等水平以上的人，也會覺得羞恥，更何況具有帝王之才的人呢？如項羽失敗了，都因元顏面對江東父老而自殺了。但這些人失敗之後，寧可被俘也不願自行了斷，落到坐大獄、受刑戮的地步，這是為什麼呢？沒有別的緣故，只因為他們的智慧、謀略超人，唯一憂懼的是此身不保，只要『留得青山在』，一旦抓到哪怕是不大的一點權力，就想實現他的理想，讓天下來個天翻地覆，所以他們寧願做囚犯也不想死。」

　　這些縱橫之士，只想如何建功立業，為此受什麼委屈都在所不惜。

　　司馬遷在《藺相如列傳》之後，讚頌藺相如時說過：「一個人明知干一件事非死不可，還要決心去做，這是需要大勇的。死並不是一件難事，難的是如何處理。決定死還是生，這不但要有大勇，還要有大智。當藺相如捧着和氏壁，眼睛看着柱子，準備人玉俱毀的時候，回過頭來怒斥秦王及其左右，藺相如已經有充分的心理準備，以一文弱書生，當面折辱威加四海的秦王，多不過被砍頭而已。可是在那種情況下，能做出這一決定是最難的，就連當時在場的文武百宮，都嚇得戰戰兢兢，大氣都不敢出，然而藺相如卻能氣勢奪人，反而鎮住了秦國上下。後來他回到趙國，因此舉功勞太大，位比廉頗，老將軍心有不服，處處和他過不去，然而藺相如總是百般謙讓，後來廉頗負荊請罪，將相和好，名重泰山，千古流芳。象藺相如這樣處理生與死、榮與辱的，才算是智勇雙全啊！」

　　這就是忠貞之士的典型，真正懂的何時、何地、何事上不伯死，但在另一些情況下又不輕言犧牲，是具有大智慧、大勇氣的英雄。

　　齊桓公的名相管仲說：「人們認為我被齊桓公俘虜後，關在牢里委屈求全是可恥的，可我認為有志之士可恥的不是一時身陷囹圄，而是不能對國家、社會做貢獻；人們認為我所追隨、擁戴的公子糾死了，我也應該跟着死，不死就是可恥，可我認為可恥的是有大才而不能讓一個國家稱雄天下。」

　　管仲的這番話表明，有經世治國之才的人由於對自己的才能充滿信心，以改天換地作為人生之目標，所以決不會把生死看得太重。季布也罷，管仲也罷，這些有才有識之士，對自己一生的行為，乃至死與不死，都有很明確的價值觀念和衡量標準。]

　　[我們再提出一個問題來討論一下。

　　魏晉南北朝末，在劉裕建立的宋朝（公元420——502 年），有一個叫宗愨的落魄書生，他的同鄉庾業很瞧不起他。庾業有錢有勢，豪闊得很，宴請客人，一上幾十道菜，酒桌都有一丈見方，可是招待宗愨的飯菜卻只有用稗子等雜糧煮的粗飯，宗愨照樣坦然地吃。等到後來宗愨發達了，做了豫州太守，生殺之權集於一身，不但不記庾業輕辱他的舊恨，反而請庾業來做他的秘書長。]對宗愨這種不記恨過去折辱他的人，反而以德報怨的度量該如何理解、評價呢？

　　斐子野在談到幾個類似的歷史人物時說：「一個人在窮困時不悲不愁，在微賤時不氣餒不苦悶，淡泊於天命和平凡，窮就窮，很坦然，可是絕不放棄偉大的理想。這樣的素養、器度和品德只有象曾子、原憲這兩位孔子的學生才具有；還有一種人，倒霉的時候，降低自己的理想標準，低頭認命，甚至人格被辱也能忍得下，低眉順目，鞠躬屈膝，屈居庸庸碌碌、無賴潑皮之下，忍受胯下之辱也不反抗，一旦得勢了，就在英雄頭上跑馬。韓信、黥布就是這種人。「這兩種人，卑賤的時候被人輕蔑、侮辱的情況是相同的，可是其心態卻截然不同。一種是英雄情操，得志就氣象非凡，不得志就忍辱負重；另一種是道德、人格的榜樣，認為人生本來平淡，從不侈求榮華富貴，淡泊中養其清泰天和。

　　「至於象宗愨這樣的人，卻兼有這兩種情操、氣度的長處。當年庾業在高朋滿座的情況下冷落他，小瞧他，他不覺得慚愧，因為他有理想，有大志，這一點和韓信、黥布相象；在他得志以後，還請庾業做部下，不把過去的舊惡放在心上，這種崇高的寬厚的長者之風又和曾子、原憲一樣。確實是了不起啊！」

　　後世的人在談到西漢時的酈寄把朋友呂祿騙到效外遊玩，給了周勃他們推翻呂后政權的機會這件事時，認為從個人道義上講，酈寄出賣了朋友，是不光彩的。這個道理該怎麼講呢？

　　班固的看法是：「所謂出賣朋友，是指那種為了富貴榮華而忘了朋友的情義，把朋友作為換取個人利益的犧牲品，才是賣友行為。至於酈寄，其父酈食其幫漢高祖打了天下，是開國元勛，而呂氏家族陰謀篡奪了政權，他在這場劫難中，雖然用欺騙手段把呂祿騙出去，摧毀他的衛戌部隊，推毀呂氏家族，目的是安定國家，為了天下蒼生。這不是出賣朋友，是為了拯救國難、捍衛父輩君臣開創的大業而不得己採取的一種手段。」

　　[曹操帶兵征討冀州的時候，命令大夫程昱留守後方重鎮甄城。就在這期間，曹操手下的將領張邈叛變。這時曹操只好親自迎戰呂布。當時的戰爭局勢是如果呂布把范城拿下來，就可以消滅曹操，所以呂布使計把范城的守將靳允的母親捉去，想脅迫靳允為救母親歸順。曹操聞訊，趕緊派留守甄城的程昱去遊說靳允，要靳允不必考慮母親的安危，固守范城。結果靳允被說服，感激流涕地表示：「一定守城，決無二心。」]

　　於是有人問：「靳允這樣做，於母不孝，於曹操算不算是忠？」

　　徐眾的觀點是：「當程昱去遊說的時候，靳允與曹操之間，還沒有形成君臣關係，而母親是至親骨肉。所以於情於理，靳允都應該為母親的安危而去，不該為曹操守城。

　　「昔日劉邦的大將王陵的母親被項羽抓了起來，以此威迫王陵歸順他。

　　王陵的母親看出劉邦肯定會得天下，項羽必定要失敗。自己被軟禁後，知道王陵有孝心，怕兒子為救自己而玷辱一世英名，因此自殺，把遺書教人偷偷送給王陵，教他好好幫助漢高祖打天下。她用這種絕決的辦法讓王陵心無牽掛，一心一意去盡忠盡節，至死無悔。

　　「另一樁歷史故事卻大異其趣。戰國時衛國的公子叫開方的在齊國做官，十年沒有請假回國看望父母。有人說開方這樣忠於職守，忠於齊國，可以提拔他為相，可是齊國的宰相管仲卻把他開除了。理由是說象開方這種人，連父母都不愛，怎麼會愛君王，怎能為相。

　　「從以上兩個事例再來看靳允，就應當明白對父母孝敬愛戴的人，才會對社會、對國家有感情，才有可能做忠臣，所以靳允應該先去救母親。

　　「徐庶的母親被曹操抓起來後，徐庶進退兩難。劉備得知這一情況後，就對徐庶說，我固然非常需要你幫忙，可是我不能做違背情理的事。你若留在我身邊，曹操肯定會殺你母親，使你一生都受良心的譴責。你還是去吧。」

　　魏文帝曹丕問他的大臣王朗等一班人：「根據史籍記載，春秋戰國的時候，鄭國的大臣子產，部下和老百姓不能騙他；孔子的學生子賤治理單父的時候，受他道德的感化，人們不忍心騙他；西門豹治理鄴都的時候，人們不敢騙他。這三個人能做到不能騙、不忍騙、不敢騙，你認為哪一種更好？與你的才能相比又如何？」

　　王朗回答說：「上面的領導人，本身德高望重，能夠真愛人、真幹事，老百姓和部下都感念他的恩義，就不忍心騙他了，就象單父的老百姓對待子賤那樣；如果上面的領導人什麼事都看得很清楚，下邊的各級官員怕被覺察，就不能欺騙了，象子產那樣；如果上面用嚴刑重法治理一區一國，老百姓和部下怕犯法、怕刑罰，就不敢欺騙了。這三種不欺的效果相同，但是其出發點卻大不相同。要求臣民忠心，但盡忠不是單方面的事情，如果執政者多行不義，臣民就不可能忠心。當領導的按仁義道德行事，臣民自然感恩戴德，這就合乎孔子所說的『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用仁愛道德管理大眾，使全國人民都有文明教養，即便有人做了不體面的事也好糾正），可以達到文治的最高政治目的；如果靠明察秋毫、嚴刑重法來治理，老百姓提心弔膽過日子，或者有人在法網的漏洞中為非作歹，幹了壞事還能逃過法律的追究，自認為高明，還恬不知恥，就和孔子說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靠政治法令來治理因家，用刑罰來管理人民，有人幹了壞事能逃過法律的制裁也不覺得羞恥）一樣了。這兩種情況，好壞的差別很大，關鍵在於領導人能權衡利弊，一文一武把握平衡，而不應斤斤計較，因小失大。」

　　有人問：「季文子、公孫弘這兩個人，身處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尊榮顯赫，卻能放下架子，吃穿非常儉樸，然而在當時以至後世，對這兩個人的評價一毀一譽，截然不同，這是什麼道理？」

　　范曄說：「人對待仁的立場、動機各各不同，有的人看上去做人、做事都有利於仁，可也說不定是拿『仁』做幌子，以『仁』為手段，為在政治上達到個人目的，最終還是為了私利！有的人看上去在身體力行地行義舉，處處講究應不應該，合不合理，可是並不一定希望做得真正合乎義的真諦。

　　「季文子身為宰相，他的小老婆卻從不穿綾羅綢緞，魯國人談起來，都認為是自己國家的光榮。漢武帝的宰相公孫弘一輩子穿布衣，與他同朝的監察御史汲黯當着漢武帝的面就指責他假裝簡樸。季文子和公孫弘的行為是一樣的，可是在歷史上季文子受到讚譽，公孫弘在當時就受到了詆毀，這是為什麼呢？是不是行義舉和弘揚仁德的目的不同呢？

　　「古聖人（指孔子）說過，仁義的人自己就是仁義的化身，智慧的人一言一行都有利於仁義的教化。害怕觸犯法規的人不是出自本心，而是勉強去做合乎仁義的事。二者比較起來，為仁為義的行為表面上看去雖然一樣，但仔細考較，就不難發現，各自的心態就截然不同了。天生仁義的人，本性就很善良；言行自覺合乎仁義的人，努力用仁義的標準要求自己，並能身體力行；勉強去行仁義的，是不得已而為之。『安仁』、『利仁』、『強仁』這三者相比，當然是第一種人最好。」

　　[聖人是天生的道德全備，器識、才具、學問、見地、品操，沒有一樣不完美的。聖人以下，中等稟賦的人，就不是德才兼備了，而是各有所長，各有所好，品德、才學都有長有短。孔子批評他的學生時說：柴的缺點是愚笨，參的缺點是魯莽，師不誠實，由太粗俗。由此看來，德才兼備有如聖者那樣的人，實在太少了！既然全德全才的人是少數，一個人要想達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只能靠後天的努力，克服糾正自己的缺點、錯誤和壞習慣，由好的行為習慣慢慢影響心理素質。但是世人又討厭做作，喜歡坦率。不過一個貪愚的人就很坦率，貪得直爽，愚得可愛，可是能因此而聽之任之嗎？能因此而信任他，把責任交給他，認為他是好的嗎？

　　啊，道理可不能這麼講。人是依照天地的法則、形象生出來的，本身就具備陰陽之性。雖然生下來後有清秀、混濁、賢惠、愚蠢的不同，個性也各各不同，但是追求嗜欲，要吃好的，穿好的，希望榮華富貴，美貌動人..

　　這種種欲望原則上是相同的。所以男男女女都愛修飾打扮自己，美容化妝，護膚駐顏；大人小孩都想坐高級車，乘駿馬，覺得這樣才風光氣派。與此相反，苦其心志，甘願清貧，在滾滾紅塵中潔身自好，堅守節操，在世道人情上都覺得十分困難。處處為公，大公無私，真要人人做到這一點，是很痛苦的。在理論上是不錯，但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個人要做到歷史上所標榜的忠臣孝子，必須按學問道德的標準刻苦修練自己。大多數人並非生來就德才兼備，本性仁慈，假如不在後天用仁、義、禮、智、信教育節制，克服自己的不足，任由人的天性自由發展，就會象流水一樣飄蕩、放浪，怎麼可能吃苦耐勞，安於淡泊，做到忠貞高潔，一心為公，見財不起意，動靜合規矩呢？所以《禮記》上說：「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古人說得好，清正廉潔的官員、名人不是不愛財，而是「君子愛財，取之以道」。

　　經》上「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叫人用後天努力的慢功，象玉匠琢磨寶石那樣，雕鑿自己，打磨自己，把自己不完善的偽劣的地方去掉，這樣才能成為珍寶。假如任其痴愚之態放肆，隨其鄙劣之情泛濫，還美其名曰「順其自然」而自視其高，認為不用理性加以規範才是不矯情，不虛偽，那麼，古代明君先哲就成了文化罪人了。

　　因此，我認為用後天的教育提高國民的文化素質，雖然一開始不習慣，不自然，但是通過漸進的矯正改變人性的弱點，這就是禮義的開始，而放任自流，順其天性的結果，人就會被貪婪卑劣所主宰。即使用強制手段讓國民行仁義之道，又怎麼可以稀里胡塗地否定呢？]

　　有人問：「長平一戰，白起活埋了趙國的降兵四十萬，算得上是歷史上的奇將了吧？」

　　何晏說：「白起活埋趙國的四十萬大軍是個大騙局。他當初答應投降了沒事，結果人家投降了，他又全部活埋，這不單是個殘暴的問題！從此以後，白起再也難以得意了，也增加了秦國統一六國的困難。假如趙軍在投降之前就知道被活埋，這四十萬人就是沒有武器，赤手空拳抵抗到底，也是很可怕的，更何況這四十萬大軍都是全副武裝呢？普天之下都看見投降秦國的將領被砍下的頭顱堆成山，歸順秦國的士兵屍骨積為丘，從此以後，如果再與秦國交戰，要死就死，反正投降是死，戰死也是死，誰還肯再投降，哪座城還肯歸順！所以白起雖然能一夜之間坑殺四十萬生靈，但是這等於告訴天下人，你們必須決一死戰，絕不可投降。白起為爭一時之功，結果更加堅定了六國保家衛國的決心。從戰略上講，這種做法是在進攻的時候削弱自己的優勢，在軍事上表面勝利了，在政治上、國際上卻破壞了自己的整體計劃。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趙國雖然戰敗了，但並沒有亡國，假如趙國萬眾一心動員起來再戰，趙國的大元帥再出來一個馬服君趙奢那樣的將領，那麼下一次的大戰一起，秦國就不是前一次的對手了。況且從今以後，白起使各國都對秦國同仇敵汽了。後來秦國之所以始終不敢再出兵攻打趙國的邯鄲，並不是因為趙國經此一敗而由平原君趙勝出來當統帥，而是因為秦國害怕各國諸侯聯合起來救趙。秦國知道這個道理，只是因忌諱不說罷了。

　　「再說長平之戰在開戰之前，秦國的兵源不足，重新變更法令，規定凡年滿十五歲的青少年都要服兵役，都要拿起武器上前線和趙作戰。以秦國那樣強大的國家，一仗打下來，十五歲以上的軍士死傷過半，因此從長遠來看，長平之戰打敗趙國的功小，秦國大傷元氣損失更大。象白起這種不懂戰略、不懂政治、不懂國家長遠利益的將領，怎麼能稱得上是奇將呢？」

　　[我認為，黃石公所言「柔能制剛、弱能制強」的道理很對。這裡的所謂柔，是指道德上的感化；所謂剛，是指竊賊似的強硬。柔弱的人一般總會得到別人的扶助，而太霸道的人怨恨就會集中到他身上。正是由於這樣的道理，紂王當年百戰百勝，最後還是被周武王徹底消滅了；項羽每次都打勝仗，和劉邦大大小小打了七十二仗，七十一次都勝利了，最後一次卻全軍覆沒，落了個烏江自刎的下場。所以漢代的學者隨何說：「全國各路諸侯，都不希望項羽打勝仗。項羽打了勝仗，所有的諸侯都有危機、恐懼感，就彼此結盟，互相援救，所以楚國越強，對劉邦越有利。楚國項羽強大了，只會把全國的軍事力量吸引過來與自己作對。」從這個道理看來，假若天下已定，前面只有一個敵人，只要一戰就能解決問題，那麼使用詐術一舉獲勝是可以的；倘若亂世英雄起四方，鹿死誰手還未定論，就不能目光短淺，急功近利。這個時候，要想獲得徹底的成功，就必須取信於人，真誠相待，否則最後一定要失敗、滅亡。根據這個原則，回過頭來再看長平之戰，當時正是七雄爭霸之際，秦國統一天下的實力還不夠，六國諸侯的力量還相當強大，白起一下坑了趙國四十萬降卒，嚇壞了各路諸侯，趕緊按照張儀的合縱之計組織聯合戰線同心協力抗秦。這樣一來，對秦國非常不利。白起貪求奇功，自以為得計，實為秦國的一次大失敗。因此何晏的觀點是正確的。]

　　公元前285 年，燕國上將軍樂毅聯合趙、楚、韓、魏，合五國之兵攻打齊國。齊軍全線崩潰，最後只剩下莒城（今山東莒縣）、即墨（今山東平度東南）未克。樂毅如果乘勝近擊，攻克這二座城池完全是可能的，但他沒有這樣做，於是有人問：「樂毅不破莒城、即墨，結果喪失了開創大業的最後機會。這是不是他的過錯？」

　　夏侯玄說：「閱讀樂毅的《與惠王書》，就可以知道他是一個差不多已經參透了符合大道之玄機、能按禮義善始善終處理大事的人。大凡一個人如果立志要最大限度地貫徹道德原則，把兼濟天下作為理想的時候，怎麼會迷惑於眼前的形勢，僅僅把兼併敵國、稱霸諸侯當做目標呢？樂毅一方面沒有把兼併其它國家看在眼裡，另一方面，他也不想為使燕國強大而不講道義。

　　蔑視眼前的利益，不貪求渺小的成就，這表明他的志向是要統一天下。一連攻克齊國七十餘城，是為了運用他的機謀，使四海為之震動；圍攻二座殘城而不傷害百姓，就可以使他的仁善的心胸遠近聞名。通過廣布恩德來影響其它幾個國家，就差不多類似成湯和周武王的做法了。樂毅宏揚他的遠大戰略，用對二城圍而不殲的辦法，以期得到百姓的信任，然後使齊國的殘兵敗將做出什麼錯事，使即墨、莒城的民眾怨恨他們，這樣就可以再放一條寬大的道路等待齊將田單等人歸順了。這時候，他就將用寬容和善的政策，也為齊國上層人物提供施展抱負的機會，在東海之濱做出榜樣，在華夏大地收到效果，使我的恩澤有如春風、春雨一樣和煦，讓普天下的人民象春草一樣受到滋潤。

　　天下老百姓感激燕王的恩德，這二座城他就會聞風而降。這樣一來，帝王之業就可以大功告成了。

　　「樂毅雖然為了這二個城池遲疑滯留五年之久，目的卻是想儘快取得天下。至於後來情況發生了意外變化，燕昭王一死，繼位的燕惠王中了田單的反間計，奪了樂毅的兵權，讓騎劫代替他，這都是無法事先預料的。樂毅在即將成功的時候失敗了，完全是時勢變化造成的啊！如果他不這樣做，而是以狂暴的大軍進逼，用凌厲的攻勢洗劫，屠殺二城的居民，把自己的殘暴不仁暴露於天下，雖然二城也能攻取，但是那樣一來，稱王圖霸的事業就全完了。樂毅怎麼會不知道莒城、即墨可以速戰速決呢？可是他顧忌的是城雖可撥，千秋大業卻被破壞了；怎麼會不知道遲疑不決最後可能有不察風雲呢？

　　只是因為速戰速決與時局變化，其結果是一樣的啊！

　　「這樣看來，樂毅不屠滅莒城、即墨，他的心理是不可以用常規去衡量的。」

　　[有人說：「樂毅輔佐弱小的燕國，打敗了強大的齊國，因為齊國過去曾趁燕國內亂侵犯過燕國，燕昭王為此恨極了齊閔王，決心出這口惡氣。樂毅聯合五國的兵力攻齊，想雪洗燕王的恥辱，在攻取了齊國七十餘城後，包圍了莒城、即墨卻不急於奪取，意欲讓其走投無路之後起義投誠。這樣看來，樂毅所率領的是仁者之師。後人都認為樂毅是有戰略遠見的將才。可是能夠認為他比諸葛亮在謀略上更高明嗎？」

　　張輔對此的看法是：「聯合五個國家的軍事力量攻擊一個齊國，不能算是強大；在濟水西岸混戰一場，屍橫遍野，血流成河，不能說是仁義。而孔明呢，文武之德兼而有之，仰天長嘯，待時而發。劉備因有知人之明，三顧茅廬，諮詢濟世創業的謀略，孔明奇妙高超的策略有如泉涌，天下形勢被他分析得清清楚楚，因此劉備拜他為軍師，接着到東吳說服了孫權，聯合抵抗曹操，抓住赤壁之戰的大好形勢，輔助劉備奪取了四川。到劉備臨終之際，把軍政大權委託給了他。孔明在戰亂不息、天下紛擾的局勢下，扶助幼主劉禪即位，統籌建立政府機構，配備各級官員，調整安置各種人才，在國內使用仁德的教化，運用軍事謀略和武裝力量保衛國防，然後廣施仁政，使全國老百姓都受到實惠。諸葛亮行軍打仗的時候，路不拾遺，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可惜就在他大功告成之際不幸謝世。閱讀他的遺文《出師表》，就可以明白他的志向、謀略是多麼宏偉遠大了。他立身處世的原則，總是有功勞計在下屬身上，部下有失誤就引躬自責，看到別人有長處就服從，聽了正確的意見就改正，所以他的聲譽才會那麼有力量，不論遠近，他的影響都那麼強烈、久遠。孟子說過：『懂得了伯夷的氣節，貪婪的人應當自覺地變得廉潔。』我覺得了解了孔明之忠烈，奸臣也應當立刻變得有氣節。孔明幾乎是可以和伊尹、呂望一爭高下的名臣，怎麼能和樂毅相提並論呢！」

　　商鞅原是魏國旁支的後代，因不被魏惠王重用，他便以一個普通人的身份，千里迢迢去遊說秦孝公，準備了帝術、王術、霸術三種方法和吞併六國的縱橫捭闔策略，終於使秦成就了霸業。他能算作霸者的良師嗎？

　　劉向認為：商鞅為使秦國富強，在內政方面抓緊發展農業，在軍事方面重視讓有戰功的人受賞進爵以鼓勵將士。在執行新法的過程中，對朝廷里的權貴寵臣不留情面，對普通百姓不分親疏遠近。《尚書》所說的「沒有偏心，不結私黨」，《詩經》所說的「周朝的治國之道象盤石一樣公平坦白，象箭一樣正直無私」，就是象齊景公時的名將司馬穰苴那樣善於激勵將士，象周朝的創始人后稷那麼善於發展農業，對商君制定的一系列新法也不能再改變了。這一切，都為秦國後來兼併六國奠定了基礎。所以荀子說：「秦國四代人都有超過別國的地方，不是靠幸運，是治理得法的必然結果。」譬如曾稱霸一時的齊桓公能信守諾言，歸還了占領的魯國土地，自柯邑會盟之後，各同諸侯無不佩服桓公的信義；晉文公在圍攻原邑的時候，與城中居民約定，三日城不下，就領兵而去，決不為奪城池殺傷居民，後來果然如期退兵。文公的這種作法，取得了各國諸侯的信任，所以贏得了盟主地位。桓公、文公所以能受諸侯擁護，應當歸功於桓公的謀臣管仲和文公的謀臣咎犯（即狐偃，文公重耳的舅父）的智謀。

　　可是商君變法成功以後，在攻打魏國的時候，魏使公子卬領兵迎敵，兩軍對峙，還沒有交鋒，商鞅投書給魏公子，大談昔日在魏時的友情，並約定兩人會面暢飲後，各自罷兵。結果商鞅不守信義，在會談時埋伏武士俘虜了公子卬，襲擊了魏軍。各國諸侯因此畏懼秦國的強暴無信，誰都不敢與之建立友好關係。假如秦孝公遇到的對手是齊桓公、晉文公，這樣的霸主聯合各路諸侯的將領，統帥天下的軍隊討伐秦國，秦國滅亡定了。只因為當時天下已經再沒有齊桓、晉文那樣的國君，所以才使秦國逐一兼併各國諸侯。商鞅自以為懂得王霸的道理，實際上就他所做的事來看，完全是南轅北轍。

　　從前周朝的召公實施仁善的政治，死了以後，後世的人們思念他的恩德，做了《蔽芾甘棠》的詩來歌頌他。曾經在甘棠樹下住的人，因懷念他的賢德都不忍心伐樹，更不用說會傷害召公本人了。晉文公因管仲有大功於國，把伯氏的駢邑三百戶賞給了管仲，伯氏毫無怨言。如今商鞅對內實行嚴酷無情的殺人、斷趾等刑法，對外窮兵贖武，東征西伐，而他自己從被封於商、於之地後，儼然一國之君，被朝中貴族和曾被他的新法處罰過的權貴聯合誣陷，最後車裂身死。這樣看來，他離做霸者的良相還差得遠呢！

　　不過秦孝公殺他也不對。他應當在重用商鞅的同時，施行寬容平和的法律，再配合使用恩德，處處能證明一切措施都言而有信。這才差不多是真正輔佐君王成就霸業的作法。

　　[歷史上還有一種不同的看法是：商君起先通過秦廷姓景的太監見到了秦孝公，給他講述帝王之道，孝公聽不進去，不時打瞌睡。最後一次與商鞅交談，商鞅給他談霸王之道，他越聽越感興趣，兩膝不知不覺往前移，乃至跑到了坐席下面。退出後，景監問商鞅：「你是用什麼辦法打動大王的，大王興奮極了！」商鞅說：「第一次我對他講帝王之道，大王說：『這太遙遠了，哪能悶悶不樂的等上幾百年，慢騰騰的打基礎，讓子孫後代去成就事業呢？』我又向他講做諸侯盟主的謀略，大王也想這麼做，可是做不到。最後我給他講富國強兵、統一天下的權術，他非常高興，打定主意就這麼幹了。但是他要達到殷商、周武那樣的德行，很難啊。」

　　從前齊桓公與魯莊公會盟於柯邑，莊公手下的曹沫用匕首逼迫桓公歸還被齊國侵占的土地，桓公當時答應了，過後又反悔，不但不想歸還瀋陽等地，而且要殺曹沫。管仲勸他說：「這樣做在各路諸侯面前失去了信譽，以後誰都不會再幫助我們。千萬做不得。」於是桓公把魯國三次打了敗仗失去的土地悉數歸還。消息傳到各國諸侯那裡，對齊國產生了信賴，都想依附了。

　　齊桓公在位的時候，燕國受到山戌的侵犯，燕莊公向齊國求援。桓公幫燕國打退了山戌，領兵歸國時，燕莊公因對桓公感激之至，送桓公到了國境，仍然戀戀不捨，不知不覺進入了齊國領地離國界五十里的地方。桓公說：「按禮儀來說，如果不是送天子，送諸侯不該出國境。你今天把我送到這裡，我不能對燕國不講禮節，那麼從今以後就從這裡算做咱們兩國的國界吧。」於是以燕莊公送他所到之地為界，把齊國北邊五十里以外的領土都給了燕國。

　　又因燕國是周召公的後代，桓公囑咐燕莊公復興召公的政治，向當時在位的周平王進貢稱臣，有如周成王、康王時那樣。諸侯聽到這件事後，紛紛追隨齊桓公，桓公從此建立了霸業。

　　從這些歷史經驗來看商鞅，他對內立法嚴酷苛刻，對外背信棄義，算不上霸主的良相是很明顯的。不過話說回來，秦孝公急功近利，只求速成，因而使商鞅的帝王之道不能實行，商鞅是屈從於當時的形勢和當權者的主觀願望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劉向認為商君不懂真正的霸術是錯侯的。]

　　諸葛亮因馬謖失守街亭，按軍法論斬。事後蔣琬對諸葛亮說：「戰國時楚晉交戰，楚國因元師得臣兵敗被逼自刎，晉文公得信後很是高興。可見往事不可不引以為戒。現在天下未定，處死馬謖這樣有智謀的大將，豈不可惜？」諸葛亮淚流滿面說：「孫武所以能克敵制勝，是因為軍法嚴明，也正因為此，晉悼公伐鄭戰於虎牢時，楊幹仗着是悼公的弟弟，不聽軍令，被司馬魏絳以軍法論處。如今四海分裂，戰爭剛剛開始，如果廢止了刑法，還怎麼討伐賊寇呢？」

　　晉代史學家習鑿齒說：「諸葛亮不能兼併魏國，不是理所當然的嗎？昔日晉文公在城濮之戰中，看到荀林父沒有及時過河，文公沒有按軍法處置他，結果取得了成功；楚成王不理解得臣是為了他才失敗的，殺了得臣後導致了更大的失敗。當時蜀國的疆域狹窄荒僻，人才比不上魏圖興旺，再把馬謖這樣的俊傑殺了，無可奈何收羅起用才德都較差的人，很明顯是把法律看得比人才更重要。這種不記取三次北伐失敗之教訓的做法，還想成就大業，不是勉為其難嗎？」

　　[還有一件戰國時的故事可以作為這一觀點的參考。

　　公元前597 年，晉景公命令荀林父（即桓子）率軍與楚國在邲地（今河南滎陽東北）打了一仗，晉軍大敗。荀林父回國後請求處死自己。晉景公想答應他，士貞子勸阻說：「不可以。晉楚城濮之戰時，晉軍取勝之後，占領了楚軍大寨，寨中屯積着大量的糧草，晉軍整整吃了三天。晉文公仍舊神色憂鬱。左右隨從說：「有喜事還憂慮，如果有了憂愁還能高興嗎？」文公說：

　　『楚國的元師得臣還活着，總是憂心忡忡，高興不起來。困獸猶鬥，何況是一位國相呢！』等到楚國殺了子玉（即得臣），晉文公喜形於色，說：『這是晉國的再一次勝利，楚國的又一次失敗呀！』從那以後，楚國有兩代之久國力衰弱。現在上天或許是要給晉國一個嚴重警告吧！再把林父處死，讓楚國得到雙重的勝利，晉國從此以後大概再不會有與其它國家抗衡的力量了吧？荀林父事奉你大王，處理國務的時候竭盡忠誠，回家休息的時候想着稱補過失。他是國家的楝梁啊！這樣的忠臣，為什麼要殺他呢？他這次失敗，如同日月有日蝕、月蝕，怎能損害其光明呢？」晉景公聽從了這一意見，恢復了荀林父的職權。]

　　漢代的周勃在漢高祖死後，平定了呂后亂政，恢復了劉家的天下，歷來被人們認為功勞很大，霍光比起他來怎麼樣？

　　對這兩個人應當這樣看。

　　周勃是劉邦的老鄉，在劉邦南征北戰打天下的時候，就是劉邦的功臣，眾望所歸，很受群眾擁護。後來他官居太尉，手握軍權，統率着百萬大軍，既有陳平、王陵這樣的謀士幫助他，又有朱虛侯劉章等王子的援助，再加上酈寄在呂氏權臣的圈子裡周旋遊說，搞些陰謀詭計為他通消息，放煙霧，由於朝野上下人心所向，所以很容易成功。

　　可是霍光呢，是在漢武帝突然病重，事出倉促，將輔助八歲幼主漢昭帝的重任託付給他的。在他獨攬朝政，輔佐幼主期間，整個國家被治理得很好，全國一片安定繁榮的景象。後來發生了燕王劉旦的叛亂，他將一幫參與策劃叛亂的人全部處死滅族，肅清了朝廷里的反對勢力。

　　昌邑哀王劉賀，是武帝的孫子，漢昭帝在位十三年去世後，因無親生兒子繼位，就推擁劉賀當了皇帝。可是這位公子一進長安，登上寶座後就yín亂昏憒，令人不堪。霍光與朝中文武百官商量後，廢掉了劉賀，迎立流落民間的皇曾孫劉洵為漢宣帝。霍光肩負着漢家劉氏的重任，執掌大權先後二十年，威震朝野，名滿天下，使漢朝中道興隆，皇權延續，名聲與伊尹、周公不相上下。作為漢代有賢名的輔相，從他對當時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強盛所做的貢獻看，與周勃相比，其優劣是很明顯的。

　　[關於對周勃的評價，袁盎和漢文帝有這樣一段對話。袁盎問漢文帝：「陛下認為絳侯周勃是怎樣的一個人？」文帝說：「是社稷之臣。」袁盎說：「可以說是功臣，還算不上社稷之臣。能稱得上社稷之臣的，應當做到與主同在，與主同亡。在呂后篡權的時候，劉氏的子孫還很多，當時周勃身為大尉，握有兵權，可他採取睜一眼閉一眼的態度，不去制止。等到呂后死了以後，文武大臣一致要求誅滅呂氏家族，太尉又擁有兵權，正碰上這種機會，所以才能大功告成。因此說他是功臣，不是社稷之臣。」]

　　後漢的太尉陳蕃向漢桓帝推徐稚、袁閎、韋著。桓帝問他：「這三個人誰更好一些？」陳蕃說：「袁閎出身於權貴大家，通曉了安身立命之道後，潔身修行，品操越來越合乎聖人遺訓；韋著很適於做京官，為人處事很有禮義，這種修養仿佛已經變成了他的生活習慣，他是那種人們常說的『不扶自直，不鏤自雕』的人；至於徐稚，他是南昌人氏，家境清貧，持身恭儉，卓然不群，在當地很有名聲，應當說數他最為傑出。」

　　東晉時的謝安（字安石）作為晉孝武帝的宰相，可以和誰相比？

　　虞世南說：「從前東吳的宰相顧雍受封為侯的那一天，連家屬都不讓知道，前代的人們說起來都稱讚他質樸穩重，無人能及。在東晉那種整個社會混亂衰敗的時代，王朝日漸沒落，全國戰火四起，百姓常年驚恐不安。公元383 年，曾經消滅了前涼、前燕等六個少數民族國家的前秦皇帝符堅（字永固）親自統帥百萬大軍，又有符融這樣英姿勃發的丞相指揮精銳部隊為前鋒，一百萬由青壯年組成的大軍水陸並進，如狼似虎，浩浩蕩蕩，直逼江南。符堅自恃兵強將猛，還未開戰，就在淝水西岸修建了一處賓館，準備安頓被俘的晉朝皇帝。就當時秦、晉兩國的軍事實力的強弱而論，用鴻毛與秦山來比喻也不過分。而謝安能在這大軍壓境、旦夕即亡的關頭，依舊泰然自若，悠閒自得，下圍棋，賭別墅。五州都督桓沖提出派三千鐵騎支援他，他堅決拒絕；他的侄子謝玄擬定了一份詳盡的作戰方案給他，他閱後不置可否，圍棋如故。他的這些行為許多人都不能理解。實際上對於如何破敵，如何取勝的整體構思，這時他早已成竹在胸了。象謝安這樣的人才，怎麼會因為一個小小的萬戶侯的封誥，就能讓方寸大亂呢？就其度量之大、安如秦山的素養而論，自古以來，還沒有哪個人能比得上他。」

　　隋煬帝在東宮做太子時，有一次問將軍賀若粥：「楊素、韓擒虎、史萬歲三人都被譽為良將，該怎麼評價他們的優劣？」

　　賀若粥回答說：「楊素是猛將，不是謀將[膽量過人，果斷勇敢是猛將；精通兵法，胸有謀略的才是謀將]。韓擒虎是斗將，不是領將[鬥志沖天，行動敏捷，矯健驟悍的是斗將；統帥軍隊紀律嚴明，軍容整齊，雄壯肅穆的才是領將]。史萬歲是騎將，不是大將[只能率領一支部隊，作戰所向無敵的是騎將；能聚集英雄豪傑，並使之人盡其才的才是大將。]

　　隋煬帝心懷叵測地回答道：「說得好！」後來他一即位，對賀若粥非常猜忌，就藉故把他殺了。

　　我們從六種「正臣」研究到隋煬帝的「問將」，目的在於總結當官的人品、業績對國家興衰之影響的經驗。古人說：「大禹使夏朝興旺，桀王卻使之滅亡。成湯使商朝興旺，紂王卻使之滅亡。」闔廬使吳國戰無不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卻被越王勾踐俘虜，國破人亡。秦穆公使秦國顯赫於諸侯，得到了周王的封疆，秦二世卻遭受了怨聲載道的難民的洗劫。當皇帝的，名號、權勢雖然相同，然而功過、成敗卻各各不同，根本原因就在於用的人各各不同。正因為此，周成王即位時雖然還不過是一個襁褓中的孩子，由於有周公的輔佐，各國諸侯照樣要朝拜他；趙武靈王在五十歲上被公子成、太傅李兌圍困在沙丘宮，活活餓死，就是由於任用了李兌這樣的人；魏國因為有了公子魏無忌，被侵削的國土才一一收復；趙惠文王因為任命藺相如出使秦國，才使秦國不敢再出兵攻打趙國；楚國因為有了申包胥去秦國哭了七天七夜，求到了救兵，才使被吳國打敗流亡他國的楚昭王回國復位；齊國因為有了田單用火牛陣打敗了燕國，才使齊襄王得到王位。

　　總結這些歷史的經驗，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得到了國家權力的君王，如果不能領導國家移風易俗，搞好思想道德的建設，網羅、選拔德才兼備的人才，辨別正義和邪惡的得失，綜合吸取霸業和王業的經驗教訓，而能使國家長治久安，功成名就，永垂青史的，在歷史上還從未聽說有過這種先例。

　　[由此我們可以明白，根據一個人的才能授於他能勝任的職權，是治理國家的最高原則！

作者簡介

趙蕤 (ruí），字太賓，號東岩子。梓州鹽亭人（今四川省鹽亭縣兩河鎮趙家壩人），約生於唐高宗顯慶四年 ( 公元 659 年 )，卒於唐玄宗天寶元年( 公元742年)。唐代傑出的道家與縱橫家 。趙蕤和李白是唐代的「蜀中二傑」，以「趙蕤術數，李白文章」並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