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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經·卷二·德表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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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經·卷二·德表出自《反經》(亦稱《長短經》)是一本謀略奇書,由唐朝大詩人李白的老師道家末枝縱橫家趙蕤所著。它以唐以前的華夏歷史為論證素材,集諸子百家學說於一體,融合儒、道、兵、法、陰陽、農等諸家思想,所講內容涉及政治、外交、軍事等各種領域,並且還能自成一家,形成一部邏輯體系嚴密、涵蓋文韜武略謀略全書。為歷代有政績的帝王將相所共悉,被尊奉為小《資治通鑑》。[1]

原文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欲之本同,而遷染之途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人理性,裁抑流宕,慎其所與,節其所偏。故《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

  《人物誌》曰:「

  厲直剛毅,材在矯正,失在激訐(強毅之人,佷剛不和,不戒其強之唐突,而以順為撓,厲其亢。是故,可與立法,難與入微也。);

  柔順安恕,美在寬容,失在少決(柔順之人,緩心寬斷,不戒其事之不攝,而以亢為劌,安其舒。是故,可與循常,難與權疑也。);

  雄悍傑健,任在膽烈,失在多忌(雄悍之人,氣奮英決,不戒其勇之毀跌,而以順為恇,竭其勢。是故,可與涉難,難與居約也。);

  精良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精慎之人,畏患多忌,不戒其懦於為義,而以勇為悍,增其疑。是故,可與保全,難與立節也。);

  強楷堅勁,用在楨幹,失在專固(凌楷之人,秉意勁持,不戒其情之固護,而以辯為虛,強其專。是故,可與持正,難與附眾也。);

  論辯理繹,能在釋結,失在流宕(博辯之人,論理贍給,不戒其辭之泛濫,而以楷為系,遂其流。是故,可與泛序,難與立約也。);

  普博周洽,崇在覆裕,失在混濁(宏普之人,意愛周洽,不戒其交之混雜,而以介為狷,廣其濁。是故,可與撫眾,難與厲俗也。);

  清介廉潔,節在儉固,失在拘局(狷介之人,砥訶清激,不戒其道之隘狹,而以普為穢,益其拘。是故,可與守節,難與變通也。);

  休動磊硌,業在攀躋,失在疏越(休動之人,志慕超越,不戒其意之太猥,而以靜為滯,果其銳。是故,可與進趨,難與持後也。);

  沉靜機密,精在玄微,失在遲懦(沉靜之人,道思回復,不戒其靜之遲後,而以動為疏,美其懦。是故,可與深慮,難與捷速也。);

  朴露徑盡,質在中誠,失在不微(朴露之人,中疑實確,不戒其質之野直,而以譎為誕,露其誠。是故,可與立信,難與消息也。);

  多智韜情,權在譎略,失在依違(韜譎之人,原度取容,不戒其術之離正,而以盡為愚,貴其虛。是故,可以贊善,難與矯違也。」)

  此拘亢之材,非中庸之德也。

  文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

  所謂「心小」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

  「志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湊,中為之轂也;

  「智圓」者,終始無端,方流四遠,深泉而不竭也;

  「行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遠不肆志也;

  「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也;

  「事少」者,執約以治廣,處靜以待躁也。

  夫天道極即反、盈則損。故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武力毅勇,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

  《傳》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傲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此九言,古人所以立身也。」

  《玉鈐經》曰:「夫以明示者淺,有過不自知者弊,迷而不反者流,以言取怨者禍,令與心乖者廢,後令繆前者毀,怒而無威者犯,好眾辱人者殃,戮辱所任者危,慢其所敬者凶,貌合心離者孤,親佞遠忠者亡,信讒棄賢者昏,私人以官者浮,女謁公行者亂,群下外恩者淪,凌下取勝者侵,名不勝實者耗,自厚薄人者棄,薄施厚望者不報,貴而忘賤者不久用,人不得其正者殆,為人擇官者失,決於不仁者險,陰謀外泄者敗,厚斂薄施者凋。」

  此自理之大體也。

  (孫卿曰:「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之,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

  故傅子曰:「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後左右正,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國家正,國家正而後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家;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彌近,所濟彌遠。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正心」之謂也。

  (《尸子》曰:「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以天下受令於心,心不當則天下禍;諸侯以國受令於心,心不當則國亡;匹夫以身受令於心,心不當則身為戮矣。)

譯文

  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意思是說,人的嗜好、欲望從本性上來講,是相同的,只因為環境經歷、教育習染各各不同,所以每個人的個性、志趣才顯得千差萬別。總的來說,刻苦修煉、銳意進取的人,就志向遠大,奮發有為;追求物質享受、容易被周圍的環境影響的人,就意志軟弱,性情浮躁。所以聖人在教導人、改造人的性情的時候,非常注意克服、抑制人的放浪任性的行為,對給予他些什麼東西很慎重,對他的偏激嗜好努力加以節制。所以《左傳》中有句話說:「審察人的好惡,陶冶人的性情,王者之道全在於此了。」

  改造人性的辦法,關鍵是一定要看清自己的長處,克服自己的不足。總的原則是性格聰明爽朗的,要警惕把什麼事情都看得太清楚了;孤陋寡聞的,要警惕把無知當高明;勇猛剛強的,要警惕遇事急躁粗暴;善良溫和的,要警惕對人對事優柔寡斷;恬靜從容的,要警惕錯過時機;心胸廣闊的,要警惕對任何事情都不留心觀察,馬虎健忘。

  《人物誌》說:「嚴厲正直、剛正不阿的人,他的才能適合於做糾正失誤、整頓治理的工作,可是又很容易犯偏激過火、攻擊別人的短處、揭發別人的陰私之類的錯誤[堅強剛毅的人,其性格特點是兇狠強硬,很難與人和睦相處,在為人處事上,不是克服自己由於太剛強而言談舉止冒失莽撞的不足,反而認為柔順就是屈從,變本加厲地加強他的過火行為。所以有這種性格的人可以讓他搞立法工作,不能讓他處理具體事務];性情溫柔隨和、安靜寬恕的人,優點是寬容大度,缺點是對人對事下不了決心[柔弱和順的人,遇事總是猶豫不決,處理問題抹不開面子,不是克服自己拿不起放不下的缺點,反而認為意氣奮發太傷人,對自己的不緊不慢心安理得。有這種性格的人,可以讓他做循規蹈矩的日常工作,很難讓他裁決疑難問題];英雄驃悍、精力健旺的人,優點在於肝膽照人,性情剛烈,缺點在於不太顧忌別人的情面或事情的後果[雄健驃悍的人總是意氣奮發,敢做敢當,他不警惕自己勇往直前的做法會使自己遭受挫折甚至毀滅,反而把恭順有禮當做膽小怕事,做什麼事總要把自己的精力使盡才罷休。這樣的人,可以讓他去辦充滿艱難險阻的事,很難讓他在情況惡劣的環境下,完成忍辱負重的任務];精明能幹、慎密畏怯的人,很善於恭恭敬敬、兢兢業業地完成所負的使命,但缺點是疑慮重重,患得患失[精明謹慎的人,瞻前顧後,顧忌重重,不是克服自己不敢見義勇為的弱點,反而認為敢想敢於是胡鬧,結果加重了他的疑慮。這樣的人,可以讓他去做繼業守成的工作,很難讓他開創局面,樹立榜樣];堅強猷勁、幹勁沖天的人,他的長處在於能起骨幹作用,缺點是頑固自信,剛愎自用[凌厲勁直的人百折不撓,意志堅定,他不克服自己固執己見、用情執着的缺點,反而認為明辯是非是虛無空洞的作法,結果使他變得越來越一往無前,不改初衷。這樣的人可以讓他做已經確立無誤的執法工作,不能讓他去團結群眾];善於論證辯駁、推理分析的人,他的才能是在解惑說理、化解矛盾方面,不足之處是容易流於誇誇其談,不着邊際[博學善辯的人,說話條理清楚,口才好,他不克服自己滔滔不絕的演說很容易浮華不實、泛濫成災的習慣,反而認為梗直是束縛人的枷鎖,結果使自己放任自流。這種人可以讓他去搞學術研究或教學工作,不宜於讓他制定法規、條約];好善樂施、普濟博愛的人,推崇造福百姓,救苦救難,缺點是容易良旁不分,當濫好人[襟懷坦白、交際廣泛的人,喜歡讓所有的人都寬裕融洽,他不戒備結交的人三教九流,魚龍混雜,反而認為性格堅貞是脾氣倔強,從而越來越擴大他胡裡胡塗與人來往的範圍。這種人可以讓他去做群眾工作,很難讓他去糾正、處置不良的社會風氣];清高耿介、廉潔奉公的人,具有艱苦節約、不為貧賤所移的優點,但是也有過分拘泥於小節、死板教條的局限[梗直倔強的人嫉惡如仇,不願隨波逐流,他不克服自己狹隘偏激、固步自封的缺點,反而認為廣交朋友有辱清名,結果使他變的越來越孤僻、拘謹。這樣的人可以讓他去完成無損人格、氣節的任務,不能讓他去做靈活變通的工作];注重行動、才能卓越的人,志在攀登高峰,超越同行,不足之處是好高騖遠,根基不穩[注重行動的人羨慕那些凡事能打頭領先的人,而且要立志超過他們。他不警惕自己做事馬馬虎虎、得過且過的毛病,反而認為沉靜就是停滯不前,一味的鼓舞他的銳氣。

  這種人可以讓他開拓進取打先鋒,不適於從事打基礎、當後援的工作];冷靜老練、機敏周密的人,對於細微奧秘的事情很精通,缺點在於遇事遲緩怯懦[性格沉靜的人,對什麼是都要反覆推敲,深思熟慮,他不克服自己由於冷靜沉着造成的貽誤良機,反而認為注重行動的人粗心大意,把自己的畏頭畏尾說成是優點。這種人可以讓他做需要多動腦子的類似參謀的工作,很難交給他雷厲風行、捷足先登的任務];質樸坦率、一覽無餘的人,具有忠誠老實的品質,缺點是沒有城府,容易泄密[純樸坦白的人,心有疑惑也不願意相信是真的,他不克服自己由於性格樸實而形成的粗曠直露的缺點,反而認為講究謀略是一種荒誕的作法,為人處事一味坦誠相見。這種人可以去完成講求信義的任務,不能讓他做保密工作];足智多謀、胸懷韜略的人,做事老謀深算,詭計多端,缺點是老奸巨滑,模稜兩可[滿腹機謀的人凡事都要審時度勢,把事情做得讓人人滿意,他不警戒所使用的計謀是否正當,反而認為坦誠是愚蠢的表現,只推崇自己

  的玄妙高明。這種人應當讓他去做揚善積德的事情,不能讓他做查處違法亂紀的工作]。

  上面列舉的這十二種人,都是有用之才,但也都有其不足和缺陷,都不是標準適度、德才兼備的人才。

  文子對合乎中庸品德的人才提出過這樣一個標準,他說:「總括人才的美德,應該具備『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六個特徵。」所謂「心小」,意思是說性格要謹慎周密,在禍患還沒有發生的時候,就能考慮到預防的措施;災禍剛剛顯露出徵兆的時候,就能提高警惕,有所戒備。最根本的對策是不放縱內心的欲望;所謂「志大」,是說立志要宏大,以實現天下大同、全人類共同富裕為己任,在錯綜複雜的是非風雲面前,堅持不偏不倚、公正無私的總則;所謂「智圓」,意思是說智慧要圓融無隙,象圓形球體一樣,處處融合,找不到起點和終點,但是能夠包容四方,沒有達不到的地方,又象地底深處的泉水,永遠不會枯竭;所謂「行方」,意思是說行為要正直端方,不屈不撓,純潔清白,有如蓮花,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在貧窮的煎熬下,決不改變情操,飛黃騰達了,又不被沖昏頭腦;所謂「能多」,意思是說才能要達到文武兼備,不論是在有所作為還是靜默孤獨的時候,都能使自己的言行合乎道德規範;所謂「事少」,是說善於把握事物的要領和關鍵,做到舉一發動全身,以一機治全局,以靜制動,以靜待躁。

  天道運行的規則永遠是物極必反,盈滿則虧。所以做人要想保持大聰明、大智慧的優勢,就必須使自己永遠處於虛靈愚蒙的心理狀態;要想保持多聞廣見、博學明辯的優勢,就必須讓自己覺得永遠孤陋寡聞,才疏學淺;要想保持武勇剛毅的優勢,就必須使自己明白天外有天的道理,永遠處在有所敬畏的狀態;要想保持富貴顯赫,廣有天下的優勢,就必須讓自己享有的物質永遠有所節制,局限在最小限度內;要想兼濟天下,恩澤蒼生,就必須保持謙讓恭順的美德。這五條原則,就是從前賢明的君王所以能守衛天下的秘訣。

  《左傳》中有言道:「不首先製造混亂,不因富貴榮耀侮辱人,不依仗靠山有權有勢胡作非為,不違背已經達成共識的協議,不傲慢無禮、目中無人,不持才自傲,逞能欺人,不報復惱恨自己的人,不道德的不去謀取,不仁義的不去觸及。」這九句話,就是古人賴以立身的原則。

  《玉鈴經》說:「一個人把自己的本事動不動顯示出來,只能證明這個人很淺薄;有了過錯自己還不知道,只能證明他智商低;執迷不悟、不知悔改的,註定要被淘汰;出言不遜、招人怨恨的,大禍就要臨頭;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的,大家肯定要拋棄他;文過飾非、挖空心思掩蓋過失的,定要滅亡;表面憤怒但沒有威攝力量的,將會受到侵犯;好糾集團伙、欺辱別人的,必定遭殃;殺害自己信任重用的人,他的處境就危險了;對自己敬重的人污辱慢待,將會帶來兇險;與別人相處而貌合神離、陽奉陰違的,最後將被孤立;親信奸詐的人,疏遠忠實的朋友,這種人必然滅亡;聽信讒言、拋棄賢良的,這只能使自己處於昏庸無知、不明是非的狀態;暗地裡封官許願的,他的壽命不會長久;讓女子去拜見官員、辦理公事的,必然要出現yín亂;當宮的部下暗中施惠於人的,就快倒霉了;用欺凌部下的辦法邀功請賞的,到頭來自己要下台;有名無實、假報功績的,經濟實力將會被逐漸耗損;肥了自己,剋扣下屬的,最終要被唾棄;給別人帶來微薄的好處就希望人家重重報答的,到頭來還是落空;獎賞有成績的人時忘掉了最下層的也應受獎,以後人家就不會為你出力;使用的人不正派,是很危險的;為了安排一個人而設立官位頭銜的,將會失敗;讓不仁不義的人出謀劃策,是非常危險的;密謀的事情泄露,肯定要失敗;向人民徵收得多,用之於民的少,這將導致民生調蔽。」凡此種種,都是自我修養提高時必須警覺的大道理!

  [荀子說:「能說會做的是國寶;不會說會做的是國家的人才;會說不做的是國家的工具;說的好聽做的醜惡的;是國家的妖逆。」]

  所以,綜合以上的論述,可以看出傅玄的觀點是正確的。他說:「立德的根本沒有比『正心』更重要的了。心正而後才能身正,身正而後才能讓左右的人正,左右正而後才朝廷正,朝廷正而後才國家正,國家正而後才天下正。反過來說,天下不正要從國家建設做起,國家不正要整頓朝綱,朝廷不正要整頓文武百官,左右不正,當皇帝的就要從加強自身修養做起,自身不正要從修心做起。修養的對象越切近,所帶來的影響、效果越久遠。大禹、成湯能責備自己,所以才國家興旺,顯得生氣勃勃。」這就是「正心」的意義。

  [尸佼說:「心是身體的君主,天子把自己當作心,把天下當作身體,心不正,天下就遭殃了。諸侯把國家當作身體,把自己當作心,心不正,國家就要滅亡了。平民百姓的行為受思想的支配,思想不正確,自身也就難保了。」[2]

作者簡介

趙蕤 (ruí),字太賓,號東岩子。梓州鹽亭人(今四川省鹽亭縣兩河鎮趙家壩人),約生於唐高宗顯慶四年 ( 公元 659 年 ),卒於唐玄宗天寶元年( 公元742年)。唐代傑出的道家與縱橫家 。趙蕤和李白是唐代的「蜀中二傑」,以「趙蕤術數,李白文章」並稱。[3]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