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史劇·現實
作品欣賞
一
我是喜歡研究歷史的人，我也喜歡用歷史的題材來寫劇本或者小說。這兩項活動，據我自己的經驗，並不完全一致。
歷史的研究是力求其真實而不怕傷乎零碎，愈零碎才愈逼近真實。史劇的創作是注重在構成而務求其完整，愈完整才愈算得是構成。
說得滑稽一點的話，歷史研究是「實事求是」，史劇創作是「失事求似」。
史學家是發掘歷史的精神，史劇家是發展歷史的精神。
史學家是凸面鏡，匯集無數的光線，凝結起來，製造一個實的焦點。史劇家是凹面鏡，匯集無數的光線，擴展出去，製造一個虛的焦點。
史有佚文，史學家只能夠找，找不到也就只好存疑。史有佚文，史劇家卻須要造，造不好那就等於多事。
古人的心理，史書多缺而不傳，在這史學家擱筆的地方，便須得史劇家來發展。
歷史並非絕對真實，實多舞文弄墨，顛倒是非，在這史學家只能糾正的地方，史劇家還須得還它一個真面目。
史學家和史劇家的任務畢竟不同，這是科學與藝術之別。
二
自然，史劇既以歷史為題材，也不能完全違背歷史的事實。
大抵在大關節目上，非有正確的研究，不能把既成的史案推翻。但因有正確的研究而要推翻重要的史案，卻是一個史劇創作的主要動機。
故爾，創作之前必須有研究，史劇家對於所處理的題材範圍內，必須是研究的權威。
關於人物的性格、心理、習慣，時代的風俗、制度、精神，總要儘可能地收集材料，務求其無瑕可擊。
優秀的史劇家必須得是優秀的史學家，反過來說，便不必正確。
三
然而有好些史學專家或非專家，對於史劇的創作每每不大了解，甚至連有些戲劇專家或非戲劇專家，也有些似是而非的妙論。
他們以為史劇第一要不違背史實，但他們卻沒有更進一步去追求：所謂史實究竟是不是真實。
對於史劇的批評，應該在那劇本的範圍內，問它是不是完整。全劇的結構，人物的刻劃，事件的進展，文辭的錘鍊，是不是構成了一個天地。
假使它是對於歷史的翻案，那就要看它翻案的理由，你不能一開口便咬定它不合乎史實。
譬如我們寫楊秀清，作為叛逆見於清人紀錄或稗官野史上的是一回事，作為革命家在他的本質上又另外是一回事。在這兒便可以寫成兩個面貌。
你如看見有人把他作為革命家在描寫，你卻不能說這就是違背史實。
或者你看見兩個人寫楊秀清，一個把他寫成壞蛋，一個把他寫成好人，你便以為「不妥」。
先要看作家是怎樣在寫，寫得怎樣，再說自己的意見：得該怎樣寫，寫得該怎樣。
寫成壞也好，寫成好也好，先要看在這個劇本裡面究竟寫得好不好。
應該寫成好還是壞，你再要拿出正見來，然後才能下出一個「不妥」。
批評家應該是公平的審判官，不是劊子手呀！
寫歷史劇就老老實實的寫歷史，不要去刨造歷史，不要隨自己的意欲去支使古人。
這樣根本的外行話，最好是少施教訓為妙。
究竟還是亞理士多德不可及，他在兩千多年前說過的話比現代的說教者們高明得無算：
詩人的任務不在敘述實在的事件，而在敘述可能的——依據真實性、必然性可能發生的事件。史家和詩家不同！
史劇家在創造劇本，並沒有創造「歷史」，誰要你把它當成歷史呢？
四
史劇這個名稱，也只是一個通俗的說法。認真說凡是世間上的事無一非史，因而所有的戲劇也無一非史劇。
「現在」，究竟在那兒？
剛動一念，剛寫一字，已經成了過去。
然而有好些專家或非專家卻愛把史劇和現實對立，寫史劇的便被斥責為「逃避現實」或「不敢正視現實」。
「現實」這個字我們用得似乎太隨便了一點。現在的事實固可以稱為現實，表現的真實性也正是現實。我們現在所稱道的「現實主義」無疑是指後者。
假使寫作品非寫現成事實不可，那嗎中國的幾大部小說《水滸》、《西遊》、《三國》等等都應該丟進茅坑。《元曲》全部該燒。但丁、莎士比亞、歌德、托爾斯泰都是些混蛋。
大家都在稱讚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說是現實現實，但人們卻忘記了他所寫的是拿破崙侵略俄羅斯的「歷史」。
請不要只是把腳後跟當成前腦。
五
史劇的用語有一個時期也成過問題。
有的人說應該用絕對的歷史語言，這簡直是有點滑稽。
誰能懂得絕對的歷史語言？絕對的歷史語言又從什麼地方去找？
我們現代的言語在幾百、千年後一部分倒是可以流傳下去的，因為我們已經有錄音的工具。但幾百、千年前的言語呢？不要說幾百、千年，就是幾十、百年前也就無法恢復。
但史劇用語多少也有限制，這和任何戲劇用語都有限制是一樣。
根干是現代語，不然便不能成為話劇。但是現代的新名詞和語彙，則絕對不能使用。
在現代人能懂得的範圍內，應該要攙進一些古語或文言，這也和寫現代劇要在能懂的範圍內使用一些俗語或地方語一樣。不同的只是前者在表示時代性，後者在表示社會性或地方性。
寫外國題材的劇或翻譯，不曾聽見人說過劇中人非得使用外國語不可，而寫歷史劇須得用歷史語，真是不可思議的一種奇談。
1942年4月19日[1]
作者簡介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1892年11月16日，出生於四川樂山沙灣。本名郭開貞，字鼎堂，號尚武，乳名文豹，筆名除郭沫若外，還有麥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鴻、羊易之等，中國現代作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 。1914年1月，赴日本留學。1915年，進入岡山第六高等學校。1918年，升入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1919年，組織抵日愛國社團夏社；同年，創作詩歌《抱和兒浴博多灣中》《鳳凰涅槃》等。1921年8月，詩集《女神》出版。1923年，完成歷史劇《卓文君》、詩歌戲曲散文集《星空》。1924年，完成歷史劇《王昭君》。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完成論著《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等。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歸國參加抗戰，在上海主辦《救亡日報》。1938年4月，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1941年12月，寫成五幕歷史劇《棠棣之花》。1942年，完成歷史劇《屈原》《虎符》《高漸離》《孔雀膽》。1943年，完成歷史劇《南冠草》。1944年寫《甲申三百年祭》。1949年10月，任政務院副總理、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10月19日，任中國科學院院長。1953年，當選第二屆中國文聯主席。1958年，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1959年，完成歷史劇《蔡文姬》。1960年1月，完成歷史劇《武則天》；同年，當選第三屆中國文聯主席。1969年，完成論著《李白與杜甫》。1973年，論著《出土文物二三事》出版。1978年，當選第四屆文聯主席；6月12日，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