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青年狂想曲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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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黃燈、劉子超 誠摯推薦，《金融時報》年度好書，印度「字謎圖書獎」非虛構獎得主，美國筆會文學獎長名單入圍作品
七段瘋狂的追夢故事，一個世代的掙扎與力量，六億印度青年正在如何改變世界？
只有將全球青年的狀況納入觀照視野，才有助於人們看清當下格局中青年人的命運走向。印度作為不可忽視的重要國度，他龐大的年輕群體對於世界的想象和介入方式，將成為影響人類發展的重磅力量。——黃燈（《我的二本學生》作者）
印度目前約有6億25歲以下的年輕人，約為印度人口比例的一半，然而並不是每個印度青年都能成為軟件工程師。他們面對着普拉姆概括的三無問題：未受過教育、待業、沒有工作能力，困境就此滋生。聯合國2014年報告稱，「此前從來沒有出現過這麼多年輕人，這其中蘊含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巨大潛力可能以後再也不會有。我們如何滿足這些年輕人的需求和抱負，將決定我們共同的未來。」
《印度青年狂想曲》聚焦雄心勃勃的印度小鎮青年，選取了幾位有代表性的青年和青年團體為切入點，比如創辦了當時世界上第二大內容工廠的互聯網企業家維內•辛格爾，印度「瘋狂英語男」兼勵志演說家穆因•汗，在鄉鎮裡給村民辦事以謀取利益的疏通者潘卡•普拉薩德，年輕、頗具潛力又富有爭議的印度女性政治家裡沙•辛格，可以做白領卻自詡為「思想者」並投身政治運動的維卡斯•塔庫爾，想要成為明星卻屢屢碰壁的貧民窟自費選美冠軍阿扎爾•汗，依靠年輕人的明星夢發家致富的塔布里茲•汗，在大城市找工作卻走上電騙之路的年輕男女，等等。
普拉姆深入這群年輕人的生活，對他們的所作所為進行了深度體驗及長期跟訪，以冷峻和巧思描繪他們的夢想、渴望、焦慮、憤怒、困境、抉擇與成就。青年人如何在資源和能力的限制中介入社會？他們的未來又將如何決定世界的未來？
媒體推薦
《印度青年狂想曲》提供了能引起世界大部分地區關注的，關於身份政治和怨恨的寶貴見解……如果印度的年輕人真的在改變世界，那可能不是讓它變好。
——《經濟學人》
故事背後隱藏的基本事實是印度社會不是由精英領導的，而是一個封閉的等級制社會，在這裡少數人用虛假承諾引導數百萬人走向註定失敗的路。普拉姆的報道主要關注工作崗位和技能的缺乏，但她講述的故事背後最終指向了更宏大的政治敘述。
——《華爾街日報》
他們是印度有史以來全球化程度最高的青年，但他們基於語言、地域、宗教，以及對於這個國家前殖民時代輝煌的誇大認知而形成的「何為印度人」的看法也最為狹隘。
——《衛報》
這不是一本年輕企業家的勵志傳記……此書憤怒又不失親近地描述了從選美比賽到社會金字塔結構的一切，生動地展現了那些「看不到他們過的生活和他們想要的生活有所聯繫」的掙扎者們。
——Public Books年度好書
「人口紅利」「奮鬥的印度」「社交媒體一代」：關於當代印度的每一句口號、語錄和陳詞濫調都反映在《印度青年狂想曲》可怕、熱鬧的生活中。
——Mukul Kesavan（印度歷史學家、社會評論家）
作者簡介
司妮達•普拉姆（Snigdha Poonam）
作家、記者，居於新德里；稿件常見於《衛報》《紐約時報》《經濟學人》《金融時報》《大西洋月刊》《大篷車》《格蘭塔》等國際主流媒體與印度大媒；曾獲《金融時報》Essay Prize亞軍，伯恩茅斯大學Connect India變革記者獎（Journalist of Change Award）。
譯者簡介
於果果
自由譯者，倫敦大學學院比較文學碩士。曾任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編輯、《Vista看天下》編輯。
原文摘錄
我花了將近三年的時間傾聽年輕人的沖沖怒氣。他們基本上抱怨的都是同一件事：他們在這個國家沒有未來，這個國家在世界上也沒有未來。驅使他們為自己的人生做主的本能，和驅動他們政治理想的是同樣的情緒一一憤怒和焦慮。他們中的很多人認為，印度自獨立以來的 70 年曆程完全是荒廢的。他們質問，一個剝奪年輕人夢想的國家，能算是一個自由的國家嗎？ 汗練習得越多，就越覺得不夠。很快培訓課程就要結束了，如果他不能把在課上學到的英文用到日常生活中，他不但損失了幾十小時可以用來賺錢的時間，也失去了獲得更好生活的機會。於是在課程結的幾周前，汗召集起他的好朋友們，把他們帶到一條流經村子的小河邊上。在那裡，他和可以信任的六個朋友站成圈，要求他們在小河的見證下發誓：「未來一個月，我們只說英語。」他們堅持了 13 天，有幾天汗的家人以為他瘋了，因為他不和他們任何人講話。
書評
《印度青年狂想曲》主要記錄了作者司妮達·普拉姆（Snigdha Poonam）2014年至2017年間對印度青年的觀察，聚焦了形形色色的年輕人：靠聳人聽聞的標題黨新聞博取流量、試圖「領導人類、領導火星」的網絡創業者；打雞血的勵志英語培訓師；將保衛印度教民族主義作為人生價值、仇視穆斯林的憤青；北方邦阿拉哈爾巴德大學首位競選學生會主席的女學生……這些年輕人主要集中在經濟更為落後、文化更為保守的北印度，普拉姆走出德里這樣的「一線城市」，將目光置放於中央邦商業中心印多爾（Indore）、賈坎德邦首府蘭契（Ranchi）等「二線城市」和村鎮地區，她所觀察到的人物也便帶有更多底層特色和普遍性。故事的主角無一不掩飾他們的野心，對金錢、權力、威望、榮耀的巨大渴望，他們身上洋溢着與「躺平哲學」完全背道而馳的生命力。無論夢想看上去多麼遙不可及，多麼幼稚可笑，字裡行間撲面而來的那種充滿躁動、幻想與荷爾蒙，堅信「我必將與命運一決高低」的勃勃生機仍然非常動人，讓人不由自主地感到：這真是一個年輕的國家。
但當這種生機慢慢進入現實的紋理，沉重的一面便開始顯現。印度人口超過半數是25歲以下的年輕人，他們的教育、技術、就業能力卻無法滿足他們的抱負，每個月有100萬印度人進入就業市場，其中大概只有0.01%的人能找到穩定工作。同時，印度走的是「先服務業後製造業」的路線，工業體系落後，而像軟件這樣的第三產業僅能吸納少數精英，難以像製造業那樣創造大規模的就業，經濟結構決定了工作崗位的稀缺性。經濟的種種內生問題導致龐大的青壯年人口無法轉化為有效的勞動力，在這種背景下，與其說書中的青年展現出的是年輕的莽撞和活力，不如說是集體挫敗引發的動盪和狂亂。
他們的故事折射出光怪陸離的混亂現實，更與印度社會的傳統痼疾相糾纏，或者可以說，傳統的頑疾在當下以新的形式還魂，當它們與Facebook、Youtube、成功學、寶萊塢熒幕這樣的現代景觀相撞時，迸射出海市蜃樓般的超現實感。這樣的故事在書中比比皆是：
阿胡賈是極端印度教組織「牛民團」成員，這個組織的目標是保護神聖的牛，他同時運營6個Facebook主頁和100個WhatsApp群作為政治宣傳工具。千萬不要小看他們的決心，2015年，北方邦一個穆斯林只因為被懷疑在冰箱裡私藏了一袋牛肉，遭到印度教暴徒私刑殺害。
潘卡•普拉薩德是一名鄉村「疏通者」，由於印度政府普遍官僚低效，疏通者承擔了基層辦事員的職責，幫助村民同政府部門打交道並兩頭獲利。他無疑是一個具有高度前瞻性的年輕人：第一個購買電腦和數碼相機為村民拍證件照，而後當政府出台種種農村保障計劃，證件照成為剛需，他便乘機大發其財。毫無疑問，25歲的普拉薩德具有科技前瞻性和敏銳的市場嗅覺，但他身上毫無理想主義者的氣質，而是熱衷於如何讓財富和權勢互相借力，博取更高的籌碼。他在村民和當權者之間樹立屏障，賦予自己某種程度上的官方意味，成為當地炙手可熱的人物。一個更有意味的細節是：他貸款買了一台小汽車，這輛汽車會讓他在婚戀市場上身價猛漲，未來的女方至少要向他提供60萬盧比的嫁妝。
普拉姆說，「這一代印度人被吊在兩個極端之間」，他們對現實最絕望，但也最具全球視野，抱着最不切實際的幻想，於是在政治上便轉向排他的民粹主義和教派隔離的政權。普拉姆選取2014年這個時間點無疑是具有鄭重考量的。2014年，印度人民黨（以下簡稱「印人黨」）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在大選中獲得壓倒性多數，莫迪高調當選印度總理，這是印人黨的高光時刻，也意味着印度政治風向的分水嶺。
印度在獨立之初，憲法宣稱印度是一個享有主權的社會主義世俗民主共和國。彼時，領導了反英殖民統治和獨立鬥爭的國大黨在政壇上具有絕對的權威和優勢，尼赫魯將「政治上的民主主義、經濟上的社會主義、社會上的世俗主義」作為內政方針，國大黨奉行相對世俗化的執政理念，長期把持政壇。但經濟的低效失序、政治的腐敗臃腫、威權主義的滋長慢慢將國大黨拉下神壇。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印人黨逐漸進入政治主流，1996年成為印度議會第一大黨，而其崛起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宣揚關於印度教的煽動性言論來實現的。普拉姆談到自己這一代與當下年輕人的區別：前者充滿希望，認為國家雖然問題頗多，但仍然走在欣欣向榮的道路上，這一點與奈保爾1990年代初遊歷印度的感受基本一致；後者則憤世嫉俗，在夢想中掉入瘋狂的漩渦。可以說，印人黨的崛起與這一代年輕人的憤怒相生相伴，相輔相成，而其崛起也標誌尼赫魯政治理想的破產。
但國大黨束手無策的痼疾，印人黨同樣難以觸及根本。正如書中所描繪的現實：所有的政府項目都涉及日常腐敗；新聞提供給受眾的不是調查真相的能力，而是煽動情感；政府無法向年輕人提供工作或幫助他們實現夢想的基礎，卻能讓他們參與到年輕人所知的最消磨時間的事業中，即身份政治。普拉姆的講述從個體的混亂與偏執開始，最終不可避免地指向了更加宏大的政治操弄。
印籍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阿馬蒂亞·森在《身份與暴力》中寫道，每個人的身份都是多重的，一個人可以是美國公民、擁有非洲血統、基督徒、女權主義者、環保積極分子，所有這些疊加的身份使其與不同的群體擁有聯結。而世界範圍內的暴力事件和政治衝突中隱含着一種詭異的身份劃分標準，即「可以根據某種『單一而又涵括一切的標準』來將世界上所有的人加以分類」，例如按照宗教、社群、文化或民族劃分。單一身份的幻象遊走在普拉姆的故事裡。無論是族群騷亂還是印巴邊境衝突，殘暴行徑的策劃者都在竭力為無處發泄憤怒和絕望的年輕人塑造一個仿佛可以觸及的敵人，而一旦人的多重屬性被整合簡化成某一單維度的、具有支配性的分類體系，所有人共享的人性便會遭到粗暴的挑戰。
在普拉姆的故事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阿拉哈爾巴德大學首位女性學生會主席里沙·辛格。2015年，在辛格戰勝種種阻力險勝後，學生會通知她，他們將邀請約吉•阿迪亞納特（Yogi Adityanath）作為首席嘉賓出席她的就職典禮。阿迪亞納特是印度教僧人出身，以強力對抗穆斯林群體、打壓女性權益著名，是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的偶像。辛格斷然拒絕，為了打消學生會的計劃，辛格不惜絕食抗議，並在衝突中被打斷了胳膊。普拉姆以富於女性共情的筆觸書寫了辛格在一個保守、混亂甚至具有前現代特徵的社會中的焦慮和抗爭，她的故事凝聚了多重身份的戲劇化衝突，又意味着某種破土而出的希望。
刊於《北京晚報》2021年10月29日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