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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史·章昭達傳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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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史·章昭達傳出自於《南史》,《南史》由唐朝李延壽撰,中國歷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紀傳體,共八十卷,含本紀十卷,列傳七十卷,上起宋武帝劉裕永初元年(420年),下迄陳後主陳叔寶禎明三年(589年)。記載南朝宋、齊、梁、陳四國一百七十年史事。《南史》與《北史》為姊妹篇,是由李大師及其子李延壽兩代人編撰完成的。[1]

原文

章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也。性倜儻,輕財尚氣。少時,遇相者謂曰:「卿容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貴。「梁大同中,昭達為東宮直後,因醉墮馬,鬢角小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昭達率鄉人援台,為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貴。「

台城陷,昭達還鄉里,與陳文帝游,因結君臣分。侯景平,文帝為吳興太守,昭達杖策來謁。文帝見之大喜,因委以將帥,恩寵超於儕等。陳武帝謀討王僧辯,令文帝還長城招聚兵眾,以備杜龕,頻使昭達往京口稟承計畫。僧辯誅後,杜龕遣其將杜泰來攻長城,昭達因從文帝進軍吳興以討龕。龕平,又從討張彪於會稽,克之。累功除定州刺史。

天嘉元年,追論長城功,封欣樂縣侯。二年,除都督、郢州刺史。周迪據臨川反,詔昭達便道征之。迪敗走,征為護軍將軍,改封邵武縣侯。

初,文帝嘗夢昭達升台鉉,及旦,以夢告之。至是,侍宴酒酣,顧昭達曰:「卿憶夢不?何以償夢?「昭達對曰:「當效犬馬之用,以盡臣節,自余無以奉償。「尋出為都督、江州刺史。

太建二年,征江陵。時梁明帝與周軍大蓄舟艦於青泥中,昭達分遣偏將錢道戢、程文季乘輕舟焚之。周又於峽口南岸築壘,名安蜀城,於江上橫引大索,編葦為橋,以度軍糧。昭達乃命軍士為長戟,施樓船上,仰割其索。索斷糧絕,因縱兵攻其城,降之。三年,於軍中病薨,贈大將軍。

昭達性嚴刻,每奉命出征,必晝夜倍道;然其所克,必推功將帥。廚膳飲食,並同群下,將士亦以此附之。每飲會,必盛設女伎雜樂,備羌、胡之聲,音律姿容,並一時之妙,雖臨敵弗之廢也。四年,配享文帝廟庭。


譯文

章昭達,字伯通,是吳興武康人。他生性灑脫不拘,輕視錢財,崇尚義氣。年輕時遇到一個看相的人對他說:「你的容貌很好,但必須有小的損傷,就一定能夠富貴。「梁朝大同年間,章昭達擔任東宮直後,因喝醉酒從馬上摔下,鬢角受了小傷,章昭達為此而高興(以為應驗了看相人的話),看相人說:「這個不是的。「侯景作亂,章昭達率領鄉里人援助台城,被流箭射中,瞎了一隻眼。看相的人見到他,說道:「你的面相好了,不久定當富貴。「    台城陷落,章昭達回到家鄉,與陳文帝(註:時在梁朝,文帝尚為梁朝官員)交往,於是結下了君臣的情分。侯景之亂平定後,文帝被授為吳興太守,章昭達拄着拐杖前來拜見文帝。文帝見到他非常高興,於是委任他做將帥,恩寵超過同類人中對等的人。陳武帝謀劃討伐王僧辯,命文帝回到長城(縣城名)招集士兵,以防備杜龕。文帝頻繁差遣章昭達前往京口接受策略規劃。王僧辯被誅殺後,杜龕派遣他的將領杜泰前來攻打長城,章昭達就跟隨文帝進軍吳興來討伐杜龕。杜龕被平定後,又跟隨文帝到會稽討伐張彪,把張彪打敗。累計戰功,被授予定州刺史。

天嘉元年,文帝追加評定長城之戰的功勞,封章昭達為欣樂縣侯(「縣侯「乃爵位之名,食邑為一縣之地)。天嘉二年,授予都督、郢州刺史。周迪據守着臨川反叛,文帝下詔給章昭達,命令他順路征討周迪。周迪敗逃,章昭達被徵召為護軍將軍,改封為邵武縣侯。

當初,文帝曾經夢見章昭達升任宰相,第二天就把夢中的事告訴了他。到這時,侍座宴席間,酒喝到酣暢的時候上,文帝回頭看着章昭達說:「你還記得不記得夢中的事啊,用什麼來實現夢中之事呢?「章昭達回答說:「我定當獻犬馬之勞,來竭盡我的操守,其餘的我是沒有辦法遵奉、實現的。「不久擔任都督、江州刺史。

太建二年,攻打江陵。當時西梁明帝與北周軍隊在青泥水中聚集了很多船艦,章昭達分頭派遣副將錢道戢、程文季乘着輕便的船隻焚燒敵軍的戰船。北周的軍隊又在峽口的南岸修築堡壘,取名叫安蜀城,在江面上橫向拉起粗大的繩索,編結葦草構成橋樑,來運送軍糧。章昭達於是令士兵製作長戟,放置於樓船上,讓士兵們仰着身子切割繩索。繩索被割斷,糧道斷絕,趁勢揮軍攻打城壘,降服敵軍。太建三年,在軍中病逝,追贈為大將軍。

章昭達天性嚴格而盡心,每當接受使命出征,必定日夜加倍趕路;然而他所攻克的,一定把功勞推讓給手下的將帥。廚房餐飲食用,全部與部下相同,將帥士兵們也因此而歸附於他。每當飲宴聚會,必定多設歌女與各種音樂,備全羌人、胡地的樂音,音樂與女色,都極盡當時的美妙,即使在臨戰對敵的情形下也不廢止這種做法。太建四年,附祀於文帝廟堂。 [2]

作者簡介

 李延壽,生卒年待考。唐代史學家,今河南安陽市人。貞觀年間,做過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後任御史台主簿,官至符璽郎,兼修國史。他曾參加過官修的《隋書》、《五代史志》(即《經籍志》)、 《晉書》及當朝國史的修撰,還獨立撰成《南史》、《北史》和《太宗政典》(已佚)。《新唐書》對兩書評價頗高,稱「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辭,過本書遠甚。」[3]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