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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夷秩序，或稱華夷之辨、夷夏之辨、天下秩序、夷夏大防，原是上古中原人用於區辨中原華夏與蠻夷的一種概念。中國歷史上「華夷之辨」的衡量標準大致有三個：血緣，地緣，以及衣飾、禮儀等文化。華夷之辨的宗旨植根於《春秋》以及《儀禮》、《周禮》、《禮記》、《尚書》。後來這個概念為儒家所繼承發揚，認為華夏之人群居於中央之國（漢地），為文明中心，因此逐漸產生了以漢文化禮義為區隔文明–野蠻的觀念。歷史上的主要外族例子有鮮卑、沙陀、女真、契丹、蒙古等。與四夷往來翻譯的機構稱為四夷館。

天下秩序

在過去中原王朝傳統的冊封體制中，總綱乃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歷代中央王朝自為文明的中心。自中心向外輻射，依照「開化」程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的層級。依次包括：世居其地，為國守疆的番、苗、夷及地方土司；代守門戶、納貢稱臣的藩屬；藩屬之外，則是沒有開化的化外之地。

在次理論性地說明了「中華」和「夷狄」區別的文獻，目前能確認的最早文獻始於春秋戰國。孔子主張名揚周初的禮樂制度，並排除夷狄起源的文化要素。新朝皇帝王莽一改西漢冊封夷狄為王的習慣，改變華夷秩序的觀點，將匈奴和高句麗的「王」降格為「侯」，導致此等國家疏離。

唐朝對西域擁有主導權，重視異國文化，外國人被唐朝政府起用的例子並不少見。宋朝時遊牧民族勢盛，儒學則較強調華夷秩序。

元朝被明朝滅亡，元遺民當中包括有漢人為元朝殉節，部分地主文人不願仕官效忠明朝廷，為此採取自殺、自殘肢體、逃往漠北、 隱居深山以及斬斷手指等方法，誓不出仕。為此朱元璋設立新刑罰，宣告「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為罪行，殺害當時許多不願效忠明朝以及為新朝當官的學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古人的華夷之辨具有族裔色彩，蒙元滿清實際上是「夷狄入中國主天下」。

明朝被清朝所滅亡，一些明朝遺臣不願為清朝效力，並採取抵抗清朝或流亡他國（如日本、朝鮮、越南等）的方式，例如明朝遺臣朱舜水選擇流亡日本。

清朝時華夷思想逐漸被瓦解，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初期，對儒學持強烈否定態度，中華中心思想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曖昧化。由於列寧斯大林主義認為民族主義會在工人中間起極大的腐蝕作用，因此支持民族自決和民族自治。

在白壽彝看來，孔子在華夷之辨的態度上是理智的，孔子在口氣上對夷狄蠻貊看似有點不以平等相看，但認為他們和諸夏之間存在着共同的道德標準，認為夷狄也有長處，有的地方比諸夏還好。孔子的這些思想，與所謂狹隘的民族觀念的是不相同的。他還指出，孟子「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的話，不只是表示了學術上的門戶之見，而且表示了對其他民族的嚴重歧視。然而，這種歧視只表現為文化上的優越感，即使作為華夏亦不會無緣無故的侵犯四夷的權益，除正義性的保衛華夏時的武裝外征外，整個中國古代很少有無故征伐周邊「四夷」的歷史行為，因為這要被看成是「不仁」和「無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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