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紀昀的通信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關於紀昀的通信是中國現當代著名作家孫犁的散文。
作品欣賞
柳溪同志：
收到你十月十五日從盤山寫來的信。因為我又鬧病，遲復了幾天，甚歉！
雖然我們相識幾十年了，我還不知你是紀昀（曉嵐）的後裔，實在不敬得很。我是很佩服他的，這倒不是因為在我們北方，有許多關於他的民間傳說。
你的太高祖的官階，並不止於「編修」，他歷任過侍讀學士、內閣學士、兵部右侍郎、左都御史，一直到禮部尚書。
他編纂的書，不叫《四庫備要》，叫《四庫全書》，他是四庫全書館的總纂官，就是現在的「主編」或「總編」。他的主要工作，是為這些書撰寫「提要」。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並不是近年來才得到好評。這是一部非常偉大的學術著作。我曾有一部商務出版的萬有文庫本，那樣小的字，還有四十多本，是一部內容浩瀚的大書。它一直享有盛譽，隨着年代的推移，它的價值，將越來越高，百代以後，它一定會成為中國文化的經典著作。
令太高祖為四庫書所作的「提要」，在有清一代，已經被譽為：「大而經史子集，以及醫卜辭曲之類，其評論抉奧闡幽，詞明理正，識力在王仲寶阮孝緒之上，可謂通儒矣！」
我以為更難得的是，像這樣的學術著作，使人讀起來，並不感覺枯燥，並且時常有他那獨特的幽默犀利的文筆出現，使人於得到明確的知識之外，還能得到文學藝術的享受。
魯迅對他的評價是很高的，見於《中國小說史略》。我並不記得魯迅罵過他「漢奸」。
當然，乾隆皇帝修《四庫全書》有其政治上的目的，經過這一次纂修，中國文化遭到了一次浩劫。但事物總是要一分為二的，這一反動措施，也帶來一些正面好處。除去它輯存了一些已佚的古籍（如從《永樂大典》輯錄的一些書），最大的成就，就是紀氏所撰述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和《簡明目錄》。
此外，你來信說：「我常想，如果我這位太高祖，當年不是乾隆的編修，而像蒲松齡那樣一生貧困、治學、讀書、著書，當比留存下來的《閱微草堂筆記》會好些。不知你同意我的看法否？」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第一，作家和作品，不能作等同比較。第二，貧困並不是決定作品質量的因素。雖然，中國有一句「窮而後工」的說法。但這個窮字並非專指貧困。第三，《閱微草堂筆記》的成就，並不能說就比《聊齋志異》低下。
《閱微草堂筆記》是一部成就很高的筆記小說，它的寫法及其作用，都不同於《聊齋志異》。直到目前，它仍然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其他同類作品不能超越的位置。它與《聊齋志異》是異曲同工的兩大絕調。
這是一部非常寫實的書，紀昀用他親身見聞的一些生活瑣事，說明社會生活中的因果問題。它並不是唯心宿命的，它的道理是從現實生活中演繹出來的。因果報應，並不完全是迷信的，因果就是自然規律。
至於文字之簡潔鋒利，說理之透徹周密，是只有紀昀的文筆，才能達到的。我常常想，清代枯燥的考據之學，影響所及，使文學失去了許多生機。但是這種一針見血、無懈可擊的刀筆文風，卻是清朝文字的一大特色。
評價歷史人物，一定要考慮到他的歷史處境。令太高祖的處境，是並不太理想的。姑不論在異族統治之下，就是這位乾隆皇帝，雖然表面上有改父風，但仍然是很不好對付的。
特別是在他手下做文字工作。這位皇帝當面罵紀昀為腐儒，就是說，他把文人還是作為「倡優畜之」的。另一次因為受別人牽連，他把紀昀充軍烏魯木齊，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問題在於，在這位皇帝面前，紀昀以怎樣的態度做官呢？
事隔久遠，我的歷史知識很差，不能憑空臆測，但據一些記載，紀昀是採取了「投其所好」的辦法。
什麼叫「投其所好」呢？比如紀昀看準了乾隆皇帝的性格特點是好「高人一等」，是最高的「自是」人物。他在精心校對《四庫全書》的時候，就故意留一兩處漏校的地方，這些漏校，都放在容易發見之處。把書繕寫清楚之後，上呈御覽。
皇帝很容易就發見了這種錯處，於是得意洋洋地下一道諭旨：對總纂官加以申斥，並且罰俸！
就這樣，紀昀在擔任總纂官的年月里，被申斥罰俸很多次。
像這樣的自屈自卑，以增強統治者的自尊自是感，已經超出了中國古代美譽歸於尊者的教訓，叫我們現在看來，是有些莫名其妙的。其實，這是封建社會做官的一種妙訣，很多人就是因為這樣，才能為皇帝容納、喜歡，一直升官的。
這當然不能概括紀昀的全部，只能說是他的一種逸聞，我提到這一點，並不是存心對他不恭敬。
比他早一些，康熙朝有一位高士奇，這也是一位有名的文士。他在扈從皇帝到你目前所在的盤山一帶，行圍射獵的時候，皇帝的馬驚了，皇帝掉了下來，身上沾了一些泥土，很不高興。高士奇得知後，自己故意滾到泥窪里，帶着渾身泥水跑到皇帝跟前，訴說自己的不幸遭遇，使皇帝變惱怒為高興。他這種做法，比起紀昀，就更等而下之了。如果我們只看他的文集，能想象出他的這種作為嗎？有些影射小說的愛好者，說高士奇是《紅樓夢》里薛寶釵的模特兒。你想，薛姑娘無論如何不好，能做出這種勾當嗎？
另有一件關於紀昀的逸事是：紀昀死去老伴，有悼亡之戚。皇帝問他心中如何，他給皇帝背誦了《蘭亭集序》中「夫人之相與」一段，引逗得皇帝大笑。這種文字遊戲，不只有玷名篇。也略見君臣之間日常相處的風格面貌。
這只是說明，紀昀當時的處境，並不像一般人所羨慕的那樣得意，是有很多難言之苦的。
他是真正的才子，他的畢生才力都灌注到了前面提到的那部大書里。他所留下的《紀文達公遺集》，實在沒有什麼內容，都是應酬之作，纖細輕浮，故流傳不廣。但他弄的那些楹聯之類的小玩藝，卻很有意思，是別人不能及的。所以說，受時代限制，他的才力並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這是非常可惜的。
至於他為官的政績，只能說是平平，無可稱述，這也是時代環境使然。
基於對他的尊重，我寫了對他的一些極其膚淺的印象。我想你應該根據家乘材料，對他作一些系統研究，寫成文章。我這封信，算是對你的鼓動吧！
專此
敬禮
孫犁[1]
作者簡介
孫犁（1913年5月11日—2002年7月11日），原名孫振海，後更名孫樹勛，筆名有孫犁、力編、縱耕、余而立、土豹、原平、林冬苹、林冬平、芸夫、孫芸夫、耕堂、芸齋、姜化、庸廬、時限等，河北安平人，是一位中國現當代小說家、散文家。1927年開始文學創作。早年曾當過機關職員、小學教員。中國現代作家、散文家，「荷花澱派」的創始人，歷任天津日報社副刊科副科長、報社編委，中國作協天津分會主席，中國作協第四屆顧問，第五、六屆名譽副主席，中國文聯榮譽委員。1940年代發表的文集《白洋淀紀事》是其代表作。1950年代又發表了《鐵木前傳》、《風雲初記》等作品。2002年7月11日晨六點病逝於天津，終年89歲。[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