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中的華人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
內容簡介
《他者中的華人：中國近現代移民史》以大歷史、大敘事的手筆，將中國移民走向世界的五百年歷史，融會貫通於同期世界格局發展變化的大框架中，讀來令人領悟深遠。更重要的是，孔教授在展示全球華人移民五百年歷史精彩畫卷的基礎上，有力論證了其重要觀點: 海外華人歷史是中國歷史的題中應有之意，是研究中國歷史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由是，海外華人研究被提升到新的境界。
從殖民統治者到被奴役的臣民，從獨立後民族國家執掌大權的統治集團到洋溢民族主義激情的知識精英；從頤指氣使的大富豪到埋頭養家糊口的升斗小民，「華人」與周邊「他者」之間呈現出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作為外來者，海外華人需要認識了解「他者」並與之共生共存；而後者同樣也時時刻刻審視着這些遠道而來的異鄉人：他們是可以和平相處、共謀發展的新朋友，還是居心叵測的異類？他們究竟是帶來新的利益和機會，還是潛在的麻煩製造者，或者簡直就是不共戴天的敵人？漫漫數百年，移民與本地人互為「他者」，彼此之間有理解有依存，但也有競爭有對抗。在《他者中的華人：中國近現代移民史》一書中，孔教授再度展示了他在《叫魂》中熟練運用的社會心理剖析法，對華人移民置身其中的「他者」條分縷析。
作者簡介
（美）孔飛力（Philip A. Kuhn，1933年9月9日~2016年2月11日），是屈指可數的在中國學界享有盛名的國際大學者。1933年，出生於英國倫敦。1950年，考入哈佛大學。美國著名漢學家、哈佛大學希格森歷史講座教授、東亞文明與語言系主任，以研究晚清以來的中國社會史、政治史著稱。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孔飛力轉向海外華人移民史研究。曾任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芝加哥大學遠東語言文化系主任。孔教授經年耕耘於中國近代史領域，先後出版的《中華帝國晚期叛亂及其敵人》（1970）、《叫魂》（1990）及《現代中國國家的起源》（2002）等專著，都享譽國際學術界，並被翻譯成中文而廣泛傳習。
原文摘錄
「Land Reform」 and Overseas Chinese Dependents (1951) [The 「land reform」 movement (in which land redistribution, persecution or execution of thousands of landlords, inevitably targeted some familie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emigrant-sending regions of Guangdong and Fujian) was terrifying to many overseas Chinese. Emigrants』 families who had invested remittances in land and houses or who (lacking male labor power) had rented out their land to be farmed by others were classed as 「landlords.」 Sensational stories in the anti-Communist press, such as the following selection, were calculated to make overseas Chinese fear that the corridors to their home villages would be cut off.] 「Reported by Reuters, Singapore: Families of overseas Chinese forced to commit mass suicide. Four families of over... 中國南方及其東南沿海省份 曾經是而且迄今已然是中國人向海外移民的主要區域。 正如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所指出的，中國的自然地理宏觀區劃但並不一定與行政邊界相吻合，反倒是與地形地貌和集市區域密切相關。 儘管這一宏觀區劃並非對文化和語言形成嚴格的制約，但是，正如族內通婚保持並延續着特定的基因組一樣，集市商貿中心培育特定方言群。從這一角度看，特定的商業貿易圈必然形成特定人群循環往復的流動，故而也就影響了當地的文化，尤其是語言。儘管中國人的書面文字相同，但是不同地區民眾所使用方言的差異之大，完全可以大大彼此完全無法溝通的程度。由於歷史和地理的原因，在嶺南和東南沿海地區，方言種類之多，差異之大，尤為明顯。 如此差異直接影響到移民。共同的方言是族群凝聚力的源泉，它有利於增進內部團結，互助互保，並且在生意上互通有無。在行業領域，方言群的成員也可能形成一個經濟平台，壓根兒不允許來自外部的侵蝕，這一類似於行會的商業行為也可以多少緩和一些內部競爭，從而保證其所經營的商業或服務業領域的利潤率。在異地他鄉，原本互不認識的人可能因為操同一方言而相互攀親敘舊，進而拓展生意往來。而且，共同的方言也是實現連鎖遷移的紐帶。 有史以來，操同一方言幾乎就是維繫中國人手足情感的重要源泉。方言是身份的標誌，並且與親緣，鄉緣相互交織。在歷史上，中國移民之間基於方言和地緣的親情，遠比身為中國人的國族情感更為恆久熾熱。 西方詞彙的原有之意而言，民族nation 一次並不一定與一個特定的地域性國家相關聯。在18c之前，民族通常只意味着享有共同文化，共同語言和共同歷史的一群人，但他們並不一定就處在由該民族建立的主權政府的管轄之下。以歷史上的猶太人流散族群為例，儘管沒有一個猶太人的主權國家，但是就文化語言歷史意義而言，猶太人無疑被普遍承認為一個民族。
書評
總有一些事情，知道了開頭，卻猜不中結局。誰也不會想到寫就了《帝制晚期中國叛亂及其敵人》、《叫魂：1786年中國妖術大恐慌》等名著的美國中國學名家孔飛力（Philip A. Kuhn），會將自己的最後一本著作投向以海外華人為主題的研究 。乍看之下，與此前的研究相比，孔飛力似乎有些莫名其妙地轉向了並非熟悉的領域。無論是對於帝制晚期地方軍事化的研究，還是對乾隆盛世下社會危機的細緻勾勒，孔飛力的研究視角始終都如柯文（Paul A. Cohen）所指出的，植根於中國，將中國的本土因素視為其現代轉型的決定性因素。然而，孔飛力的最後著作，卻出人意料地一改此前專注於中國本土內部的研究，也不再延續那種以小見大的個案研究方式，而是以大歷史、大敘事的大手筆，頗為粗線條地勾勒了中國移民走向世界的500年歷史。前後研究之間的巨大差異，促使我們不禁疑問，為何孔飛力要轉向海外華人的研究？難道孔飛力已經完全改變了此前既成熟又具有範式意義的研究進路？在孔飛力這種轉變背後，是否又別具深意呢？雖然學界對於這些問題已經有了一些討論，但近期適逢其時翻譯出版的《他者中的華人：中國近現代移民史》（Chinese Among Others :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刺激着我們進一步在文本內部的閱讀中理解其具體內涵。
創作通史衝動的著作 一直以來，閱讀孔飛力的著作的過程，都是一種既令人興奮又不無畏懼感的經歷。孔飛力往往能夠在歷史敘事中，巧妙滲入其師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所謂的深厚的問題意識（problematic）和人類視野，在引人入勝的同時，又讓讀者在其深邃的意蘊面前產生渺若塵埃的觀感。然而，不知是因為敘事方式的轉變，還是由於研究主題的變化，孔飛力這本關于海外華人的研究，帶給讀者的卻是另一種別樣的感覺。在這本著作中，孔飛力似乎有着一種創作一部海外華人通史的衝動。全書雖然基本敘述的是一個有開端、很完整的主題，但卻跨度極大，涉及面極廣。
概括地來說，以海外移民為敘述焦點，本書廣述了從明末開始，中經清代、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歷史，也兼及同時期的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等國形塑的早期殖民帝國時代，到不列顛興起之後的帝國主義時代，再到去殖民地化的亞非拉民族獨立運動時期，最後到冷戰後的全球化時代的世界歷史。依託于海外移民帶來的交織性視野，同時藉助於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的空間研究路徑，孔飛力以恢弘的氣勢，一方面勾勒了溫州人、福州人、閩南人、潮州人、廣州人、客家人等主要海外移民群體的境況，另一方面則詳述東南亞、澳洲、北美為主的海外移民目的地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變化。
可以說，書寫海外華人歷史的孔飛力，讓我們有點陌生，也讓我們有些吃驚。在他的研究中，我們確實還能看到他從《帝制晚期中國叛亂及其敵人》開始就感興趣的空間研究路徑，但他卻有將之從地方史研究的常規路徑，推向通常所謂的國際關係史研究的趨向。同時，他所持之以恆關注的「中華帝制晚期」以及現代國家建構問題，似乎也在海外華人的研究中逐漸淡化。如果說此前他關注的乃是從中國本土經驗的內在視野出發思索普遍的現代性問題，那麼在這本最後著作中，我們看到的卻是一種跨國的而非僅僅注目中國的、全球性的而非地方視野的、極具流動性的而非內在變遷式的研究理路。
「故事」依然在盛世危機下發生 根據本書的譯者後記，孔飛力對於華人移民史的興趣，似乎與其本人的經歷息息相關。孔飛力是美籍猶太人，出生倫敦並時常往返於英美之間。他的第一任妻子是華人，第二任妻子曾多年執教於老撾，兒子孔安（Anthony）則曾作為《洛杉磯時報》記者多年僑居中國，至於他的祖輩也都游移在世界各地。可以說，孔飛力個人的經歷，毫無疑問地催生了他對於移民問題的敏感，以及不無感同身受的深刻洞察力。
然而，作為學者而言，個人的生命經歷固然對於相關研究有着重要的影響，但卻不能就此認定其為決定性的因素。特別是在面對着孔飛力這樣一位有着深邃人類視野和問題意識的史學家時，僅僅聚焦於個人的生命經歷，往往免不了偏頗的指責。更切合的思索路徑，或許是由孔飛力所塑造的宏大研究藍圖中抽離而出，同時又將視野深入到相關的文字中，追問其研究的學術內涵。如果說孔飛力的研究指向了一個多少有些陌生的、並非為傳統史家所矚目的領域，那麼同情性的理解，不該是將這種轉變簡單地視為一種與過往研究的決裂，而應當將二者作聯繫性的思考，觀察其內在的理路變遷。
事實上，如果我們深入到孔飛力的華人移民史敘事中，那麼便會清晰地發現，他其實並沒有放棄過往的問題意識。那個困擾了幾代美國中國學家、並至今仍極具爭議的中國現代性起源和現代國家建構的問題，仍然鮮明地充斥在孔飛力的這本著作中。相關的區別，只不過在於那種從地方史、個案研究出發的路徑，現在被轉化為為一種以東南沿海為中心的空間取向，輻射的不僅僅是中國本土的疆域，同時也囊括了同樣半徑的廣闊的海外生存空間。這與其說反映了一種個人研究風格上的巨變，倒不如說是以一種另類的視野，從中國之外的中國人出發觀察中國文化和社會的整體性現代變遷。
在移民史的敘述中，孔飛力雖然有別於以往的定義，將1567年視為中國「近現代」的起點，認為對于海外移民史而言，這一年中國朝廷下令解除曾經長期推行的海禁政策，有着標誌性的意義。但是，檢視相關的敘述，便會清晰地發現，移民史的主題其實仍然深深地紮根於《叫魂》一書中所提出的，同時為其本人所念茲在茲的「18世紀90年代危機」。
眾所周知，作為美國中國學研究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孔飛力早就有意識反思前輩費正清、列文森提出的「衝擊-反應」、「傳統-現代」模式，不再將中西直接衝突的鴉片戰爭視為中國近現代的起點，而是深入到中國社會內部，從歷史內在的肌理窺視中國的現代轉型。在他看來，18世紀90年代，或者說是乾隆朝向嘉慶朝過渡的時期，乃是中國由傳統走向現代的轉折點。一方面，他援引林滿紅、韓書瑞（Susan Naquin）、羅友枝（Evelyn Rawski）等人的研究成果，認為在乾隆盛世下由人口增長所催生的經濟繁榮，正逐步開始轉向其反面，人多地少的困境，以及由此而來的經濟壓力，構成了從一般百姓到帝國統治者都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另一方面，他又頗為敏銳地看到了以往包裝在「海禁」、「閉關鎖國」等術語背後的吊軌性現象，那就是中國與世界的貿易其實在這一時期大量增長的事實。白銀和銅錢隨着絲綢、茶葉和瓷器的貿易大量流入中國，在有效地緩解了因人口增長帶來的經濟危機的同時，也對帝制中國社會產生了結構性的影響。內外因素的勾連，掀起了中國社會的整體性變遷，也為中國的現代轉型奠定了基礎。
在這裡，如果說孔飛力此前的《帝制晚期中國叛亂及其敵人》、《叫魂》描繪的乃是這種「18世紀90年代危機」之下國內的境況，那麼《他者中的華人》敘述的起點則勾連着「故事」的另一端，也就是因國內空前的經濟壓力下迫不得已亡命海外的抉擇。正如孔飛力在書中所指出的，「中國始於17世紀的大移民時代首先是一種國內現象，而朝向海外的移民只是一個次生現象。」當我們不再為現代的民族國家觀念所限制，而以一種內在的視野來窺視彼時的變遷，便會發現對於東南沿海的百姓而言，在地少人多的境況下，逃往內陸其實與逃往東南亞並沒有什麼區別，甚至藉助早已有之的地方遠航傳統，後者較之前者乃是更為普遍的現象。也只有在這種視角之下，我們才能得以了解孔飛力移民史的宏大敘事。
將邊疆作為「地方」的研究
孔飛力似乎對於中國豐富多樣的「地方」特色情有獨鍾，即使在這本關於移民史的著作中，也不例外。圍繞在相關敘事背後的線索之一，即在於梳理包括溫州人、福州人、閩南人、潮州人、廣州人、客家人等東南沿海不同地方群體在千變萬化的移民處境中的獨具特色的生存之道。孔飛力敏銳地認識到中國的海外移民雖然對於自身的認同存在着某種態度同一性，但卻並不像猶太人那樣，有着堅不可摧的同質性的認同。依託於不同的地域特色，海外華人實際上呈現出「一盤散沙」的情況，不同群體之間時有衝突，械鬥和矛盾從來都未停止。移民們似乎極其有趣地承接了來自家鄉的性格，在抱團取暖的同時，對於外來的群體抱有着早已有之的敵意。
當然，這種看似又回到孔飛力經典的地方史敘事範式的傾向，相關的變化其實潛滋暗長。在移民史敘事中的「地方」，顯然已經不同於孔飛力早年關於太平天國後地方軍事化敘事中的華中與華南，也不同於他在「叫魂案」中聚焦的江南社會。如果說孔飛力此前關於地方的敘事，仍然是處於中國之內的「地方」，那麼在他關於移民身上所呈現出的地方色彩的論述中，則毫無疑問地指向中國之外的「地方」。無論是作為移民主體的客家人、閩南人、潮汕人、廣州人，還是那些洶湧而來的邊緣群體，所面對的其實已經不僅僅中國內部的「他者」，也包括中國外部的「他者」。這就決定了孔飛力的敘事涉及的不是單向的中國「地方」特色，同時也勾連着包括馬尼拉、印尼、泰國、越南、澳洲、北美等在內的中國移民所生存的「地方」。
在這裡，我們並不知道孔飛力是否受到美國中國學「帝國轉向」後對於邊疆，特別是內亞研究的影響，但是當他將地方史的視野拓展到海外移民的研究中，卻鮮明地展示出了一種對於「中國」的重新理解。如果說在大紅大紫的「新清史」研究中，內陸邊疆構成了敘事的基點，那麼孔飛力則提醒我們，中國的邊疆不僅只有陸疆，還有海疆。如果我們認識到從16世紀開始便有大量的中國人由海疆出髮帶去中國的地方文化和社會結構，那麼就像孔飛力在書中所指出的，「中國史不能不包括海外華人史」，只有將海外華人史與中國史結合起來，「中國」方才可以稱之為一個完整的中國。
就此而言，當孔飛力從地方視野，特別是從中國東南社會的視野出發研究中國的海疆時，與其將之視為是與此前研究的斷裂，倒不如將其視為一種延續和拓展。就如同孔飛力在《叫魂》最後一章的開頭所指出，「中國文化史是統一的，但不是單一同質的」，孔飛力其實從來都不是將中國視為一個同質性的對象來考察。當他將視野投向海外華人時，其實也仍然延續了此前研究中所展現的問題意識，他仍然關注着一個充斥多樣性的「中國」在現代轉型中的多元化走向。更而甚者，在海外華人史的研究中，孔飛力顯然面臨着一個更為複雜的主題，一個更具伸縮性的「中國」。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