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負總責」到烈士(張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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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負總責」到烈士》是中國當代作家張寶晶寫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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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負總責」到烈士
相信不少人讀過中共黨史或看過電視劇《長征》，對其中的博古（原名秦邦憲）或許不陌生。但對他去世後的葬地，以及前世和到陝北後的情況，知道的人估計不多。
50年前，我去過博古的墓地，但那時我沒寫名人墓地的念頭。輕車熟路，最近我特此重返他的墓地拜謁。因他是一個有故事的人。
上 台
說博古，離不開王明。
晚於王明一年來到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博古，與王明成了校友。王明得到中山大學校長米夫的器重，畢業後留校工作，成為中山大學秘書，並以米夫翻譯的身份參加支部局工作，成為中山大學的「無冕之王」。這樣一來，在王明周圍形成了一幫子追隨者，博古就是其中一員。
1930年5月博古回國，在全國總工會宣傳部任幹事。當時的黨中央一把手是向忠發，但因他沒有工作能力，實權卻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傳部長李立三手裡。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占領了統治地位。
1930年6月，王明到中宣部當秘書。開始，王明對李立三的主張表示堅決擁護。但當他得知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超出共產國際所能允許的範圍，並受到批評後，王明又毫不猶豫地站到李立三的對立面，反過來攻擊李立三。
王明找到曾是中山大學同學的博古、王稼祥等人私下開會，商議反對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博古歷來善于思考，長於雄辯，他在會上的發言正中王明下懷。
後來，李立三在全國發動的大暴動、大罷工以及紅軍攻打大城市的決策和舉動紛紛失敗，紅軍兵力損失慘重，各地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於是，王明、博古更加起勁地反對李立三。他們不斷給中共中央寫信，尖銳批評李立三路線，並要求中央承認他們是反立三路線的正確代表。
1931年1月7日，中國共產黨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會議由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主持，這次會議的真正領導和組織者，則是共產國際東方部的負責人米夫。作為共產國際高層領導的他，這次來華肩負着改組中共中央的重任，把共產國際寄予厚望的留蘇學生扶上台，以便更好的控制指揮中國共產黨。
此次會議使僅為中宣部秘書的王明一躍而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並在會後不久又被補任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明進入中央領導核心，對於自己曾經的左膀右臂自然要大力提攜，博古從此出任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長，後又被提拔為共青團中央書記。
1931年4月至6月，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和向忠發先後被捕叛變，王明代理黨的總書記，成為名副其實的最高領導人。當時國民黨派出大批特務，搜捕中共高級領導人。王明與周恩來都是重點懸賞捉拿對象，他們已經無法在上海開展工作。因此，黨採取果斷行動，迅速將中央機關和中央主要領導幹部轉移到安全地帶或撤離上海。王明於10月前往莫斯科，周恩來於12月底到達中央根據地瑞金。
在王明、周恩來離開上海之前的九月下半月，因在上海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都已不到半數，沒法召開中央全會。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提議，在上海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張聞天、康生、陳雲、盧福坦（後叛變）、李竹聲（後叛變）六人組成。博古、張聞天、盧福坦三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負總的責任。這個中央臨時領導機構，隨後得到共產國際的批准。
博古，剛剛回國不到一年，在不是中央委員的情況下，一躍進入中共中央領導核心。這一年博古24歲，因年輕，被稱為「中共中央的小伙子」。
博古上台後，不折不扣的執行了一系列王明從莫斯科發來的「左傾」教條主義的路線方針，給中國革命帶來巨大損失。中共臨時中央無法在上海立足，博古等秘密離開上海，於1933年1月19日抵達中央蘇區江西瑞金。
犯錯
博古離開上海前，考慮到自己是個軍事外行，便向共產國際要求，將在遠東局工作的德國人李德調到中央蘇區，擔任軍事顧問。博古的請求被批准，半年後的1933年9月李德來到瑞金。
作為軍事顧問，按說只有建議權，而無決策權，更無指揮權。李德一到，博古便給了他主管軍事的權力。
在李德到中央蘇區前，蔣介石動用重兵對中央蘇區紅軍發動了四次「圍剿」。在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領導和指揮下，前四次反「圍剿」均取得了勝利。
1933年9月，蔣介石吸取教訓，又調集100萬兵力，自任總司令，決定首先以50萬兵力分幾路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此時，毛澤東早已離開紅軍總政委的崗位，臨時中央直接領導這次反「圍剿」鬥爭。面對敵軍新的戰略戰術，博古、李德的「在蘇區外製敵，以保守蘇區一寸土地不丟」的指導思想和作戰方案沒有取得預期效果。紅軍經過兩個月的浴血奮戰，不但沒有取得勝利，反而遭受重大損失。
特別是1934年4月廣昌失守後，中央紅軍在根據地內粉碎國民黨軍隊的第五次「圍剿」已極少可能。5月，中央書記處作出決定，中央紅軍主動撤離根據地，這一決定得到共產國際同意。為籌劃戰略轉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政治上由博古作主、軍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準備計劃的實施。
1934年10月，國民黨軍隊推進到中央根據地的腹地，蘇區根據地相繼失守。10月17日，中央紅軍主力五個軍團以及中央、軍委機關和直屬部隊8.6萬餘人，被迫踏上了戰略轉移的征途，開始了著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臨時中央的領導博古等，在指揮中央紅軍實行戰略轉移的時候，又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他們對於戰略轉移這樣的大事，既不召開政治局會議研究，也不對廣大幹部戰士進行充分的政治動員。戰略轉移變成大搬家式的行動，紅軍帶着許多笨重的印刷機器、軍工機器等物資，形成一支很龐大、累贅的隊伍，造成部隊行動遲緩，對於行軍打仗極為不利。 蔣介石對紅軍的戰略轉移，採取圍追堵截，設置部署了道道封鎖線。因為中革軍委主席朱德事前與廣東軍閥陳濟棠溝通，派員協商達成協議以及其它因素，紅軍通過敵三道封鎖線。
湘江是蔣介石的第四道封鎖線。紅軍先頭部隊渡過湘江，控制了渡河點。但因大部隊攜帶輜重過多，行動遲緩，尚未過江即遭到優勢敵軍的夾擊。為強渡湘江，紅軍各軍團浴血奮戰。幾十架敵機輪番轟炸，炮聲連天，每一聲爆炸都會激起一片鮮血，江水被紅軍戰士的鮮血染紅，浮滿紅軍戰士的屍體。大火在燃燒， 戰馬在嘶叫，渡口和江面混亂不堪，戰士們仍在冒着槍林彈雨爭相渡江。
這副慘景，博古做夢都沒想到。劉伯承總參謀長建議統一指揮，按建制一個單位一個單位有序過江。博古聽取了劉伯承的意見。
紅軍經整日血戰，終於使中央領導機關和紅軍大部渡過湘江。然而，擔任掩護任務的紅五軍團第34師和紅三軍團第18團被敵阻止在湘江東岸，終因寡不敵眾，彈盡糧絕，大部壯烈犧牲，包括34師師長陳樹湘。
湘江戰役是中央紅軍長征以來最壯烈的一戰。紅軍以飢餓疲憊之師，苦戰五晝夜，終於突破敵軍重兵設防的第四道封鎖線。但紅軍和中央機關由長征出發時的8.6萬餘人，銳減到3萬餘人。
看着潰不成軍的紅軍隊伍，博古悲痛萬分。一種難辭其咎的恐懼感使他舉起手槍，指向自己的太陽穴。在他將要扣動扳機的時候，一軍團政委聶榮臻正朝他走來，立刻喊道：「你要幹什麼？」「越是困難的時候，作為領導人越要冷靜，敢於負責。」博古看着聶榮臻，慢慢地放下手中的槍。
紅軍雖然渡過湘江，但蔣介石並沒死心，仍調兵遣將，以五六倍於紅軍的主力，在紅軍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途中迅速布置好埋伏圈，企圖把紅軍一網打盡。
在這危機關頭，博古、李德無視敵情，仍然按照原定北上計劃前進。毛澤東根據敵情，建議中央紅軍放棄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立即轉向西，到敵軍力量較弱的貴州去開闢新的根據地。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負責人在湘南通道舉行緊急會議，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多數同志支持毛澤東提出的轉向建議，但李德拒不接受。會後，博古、李德仍然堅持北上。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黎平舉行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毛澤東的建議得到與會多數同志贊同，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紅軍這才得以經貴州腹地向黔北挺進。
12月31日，中共中央在猴場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決定，關於作戰方針、作戰時間和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以加強政治局對軍委的領導。這個決定，實際上剝奪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
不到二十天的三次會議，為長征戰略思想的轉變開闢了道路。
猴場會議之後，紅軍渡過烏江，把國民黨的「追剿軍」甩在了烏江以東以南地區，於1935年1月7日占領遵義。
丟權
長征開始後，廣大幹部戰士眼看第五次反「圍剿」開始以來，紅軍多次失利，與前四次反「圍剿」勝利發展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他們由此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領導，貫徹執行錯誤的軍事指導方針所造成的結果。為此，在高級幹部中醞釀着要求糾正錯誤，改變領導的意見。大家認為不解決這個關鍵問題，黨和紅軍就難以擺脫極為被動的困境。
毛澤東在行軍途中對王稼祥、張聞天及一些紅軍領導幹部反覆進行深入細緻的工作，向他們分析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開始以來中央在軍事指導上的錯誤。他的意見得到王稼祥、張聞天、朱德、周恩來的支持。
在這種形勢下，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總結經驗教訓，糾正領導上的錯誤的條件，已經成熟。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
會議先由博古做關於反對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博古過分強調客觀原因，認為蔣介石力量強大，反「圍剿」失敗不可避免，而不承認主要是由於他和李德壓制正確意見，在軍事指揮上犯了嚴重錯誤而造成的。
會議接着由周恩來就軍事問題做副報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的錯誤，並主動承擔責任，做了誠懇的自我批評，同時也批評了博古和李德。
張聞天按着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見，掏出早已準備好的提綱，作反對「左」傾軍事錯誤的發言。他條理清晰，有理有據，痛批博古和李德。博古萬萬沒想到，他與張聞天是莫斯科中山大學同學，兩人關係一直很好，又共事多年，以前很多觀點、政見、做法都曾經一致，但在這個關鍵時刻，張聞天卻給了自己當頭一棒。
而接下來的毛澤東的長篇發言，給了博古、李德更加激烈、尖銳的批評，並且提到了路線高度，指出「三人團」犯了軍事路線上的錯誤，即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禦中的保守主義、撤退中的逃跑主義。毛澤東的發言得到了與會多數同志的贊同與支持。唯一不贊成不支持的，只有何克全（凱豐）一個人。連一向謙遜的朱總司令，也心情沉痛的指出：「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了！」
朱德這句話戳在了博古心上，令博古無比心痛。其實早在長征出發之前，他就感到了力不從心。關係到幾萬將士生命的一副重擔，放在一個留學歸來，沒有什麼實際工作經驗的二十七八歲的年輕人身上，他感到這副擔子太沉重了。若是讓他在一片批判聲中下台，對他來說又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
在遵義會議上，博古表現出了良好的修養，耐心平靜的聽完大家的發言，回到住所才感到了壓抑、沮喪和憤怒。他想，毛澤東批評尖銳是在意料之中，張聞天把他說的一無是處令他大出意外，中山大學老同學王稼祥站在自己的對立面，令他無法接受。李德是共產國際派來的，沒想到他的軍事指揮錯誤讓自己背鍋，連累「負總責」的自己。博古越想越生氣，隨手拿起筆在紙上寫下：
我是多傷慘，
光陰猶如膽，
何日膽光轉，
紅軍出晴天。
然而，戰爭是慘酷的，也是最實際的，打了敗仗的指揮員無疑要對失敗負責。遵義會議經過討論，最後作出決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重要原因，是軍事指揮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軍事上的領導錯誤應由博古、李德、周恩來三人負責，其中博古和李德應負主要責任。會議還作出決定，毛澤東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取消在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又過了十天半月，長征部隊到了雲南威信縣一個村子，張聞天找到毛澤東說：「雖在遵義會議撤銷了博古和李德的軍事領導權，但博古還是負總責的領導，他在遵義會議上受到大家的批判，思想上並沒有想通，還有牴觸情緒，恐怕再領導下去會有很多困難，大家也會不服氣。」毛澤東對此表示贊同，表示要與其他常委交換意見後再作決定。於是毛澤東找到周恩來，說明了張聞天的意見，周恩來沒提出異議，還對毛澤東表示說，博古下去後，由毛澤東領導比較合適。毛澤東說，不對，應讓張聞天干。他認為，因為共產國際信任留蘇學生，由張聞天出任黨的最高領導，一是對莫斯科的交待， 二是可以團結一大批留學歸來的幹部。
周恩來贊同毛澤東的意見，他去博古住所。沒想到，博古已做好了下台的準備，不等周恩來開口說話，博古就問：「你今天的來意我已想到了，我知道我不能再領導下去了，大家已經不聽我的了，誰來接替我？」
「想讓張聞天接替。」
「好，明天我讓小康把公文箱送過去。今後有什麼事，儘管吩咐我。」
政治局候補委員何克全（凱豐）聽到消息，勸博古不要交權，博古為了顧全大局，沒有聽從何克全的勸阻。
隨後，政治局五位常委開會，一致同意由張聞天接替博古職務。博古仍保留政治局委員和軍委委員職務，並代理總政治部主任。
貢獻
長徵結束後，博古出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主席兼中央組織部部長。在短短一年多的任期里，為發展陝北經濟以及為劉子丹等人的冤假錯案平反等，做了大量具體的工作。
1936年，日本加快侵華步伐。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為逼迫蔣介石抗日，發動了「西安事變」。四天後，周恩來、葉劍英、博古趕赴西安。他們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做出了積極貢獻。
為了實現國共第二次合作， 1937年7月，博古與周恩來、林伯渠以中共代表身份，到廬山與蔣介石進行公開談判，為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做了大量工作。最終，國民黨中央通訊社不得不報道了《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
1937年8月，博古出席了在陝北洛川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等文件。洛川會議後，博古經西安乘火車趕赴國民黨中央所在地南京，與葉劍英等投入到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緊張工作之中。
1937年11月29日，博古當年的密友、上司王明從蘇聯回國來到延安。12月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博古從南京來參加會議。王明在會上做報告，強調「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全國的抗日部隊要「統一指揮」、「統一編制」。博古明顯感到，王明的立場觀點與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之後強調的「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有原則區別，於是他選擇了與王明保持距離。
193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中央這次會議結束了王明的右傾錯誤。決定在重慶新設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等到那裡工作。
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中，博古先後幾次對自己1932年到1935年負總責期間所犯錯誤主動做了檢討，表示要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由於博古勇於自我批評，認錯態度好，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仍選他為中央委員。
博古向來善於鼓動，聽者熱血沸騰。一筆在手，能著能譯。於是毛澤東點名由他籌辦新華通訊社和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經博古同志努力， 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報》創刊。他擔任了新華通訊社長、《解放日報》社社長和中央黨報委員會主任。應該說，博古是我黨新聞工作的開拓者和奠基者。
犧牲
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毛澤東代表國共兩黨在重慶談判，於1945年10月10日正式簽署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根據這一協定， 1946年1月10日在重慶又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會議共有五項協議，博古參與了「憲法草案」的審議。
由於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急需向中央報告和請示， 4月8日中共代表博古、王若飛由重慶飛回延安。同機的還有「皖南事變」中被國民黨囚禁、經政治協商會議與國民黨交涉被釋放的新四軍原軍長葉挺，出席出席巴黎世界工人聯合會成立大會的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鄧發等十三人。在西安機場加油時，博古等向延安發電，稱飛機準時到達延安。
當天下午一點，毛澤東、朱德、任弼時、林伯渠等中央領導在機場迎接博古、王若飛等同志。直到下午四點，飛機仍沒降落。幾位領導心急火燎，十分不安，立即指示向西安發電詢問原因。五點，西安回電稱該機未曾返航。當晚十點，毛澤東、朱德等收到中共晉綏分局關于飛機失事的報告。
1946年4月12日，《解放日報》刊登了博古等人遇難的報道，稱因延安上空陰雲密布，又下起了小雨，飛機無法降落，在返西安途中迷失方向，於下午二時左右在晉西北興縣東南八十里黑茶山遇霧，撞山焚毀，機上人員全部遇難。
《解放日報》社博古的戰友艾思奇、陸定一、丁玲、馮牧、方紀等怎麼也沒想到，他們的好領導竟然如此突然地永遠離開了他們，哭聲一片。人們永遠不會忘記他的音容笑貌，他的爽朗笑聲，他的諄諄教誨。
中共中央成立了以毛澤東為首的26人治喪委員會。15日下午2時，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兩千多人的追悼大會。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等黨政軍各界領導組成主席團。朱德、劉少奇等在追悼大會上沉痛講話。
18日中午，運載烈士遺體的專機抵達延安。中央領導人前往機場迎靈，並向遺體做最後告別。入殮時，突然狂風大作，靈堂內外懸掛的挽帳、孝幡凌空飛舞，好像烈士們的在天之靈已有感知。
19日，延安舉行公祭大會，三萬多人在24響禮炮聲中默哀。爾後，中央領導人執紼送葬五六里地到舊機場旁的墓地。十三位烈士靈柩緩緩進入墓穴後，中央領導人和烈士家屬輪流為烈士奠土，隆重的葬禮在莊嚴的國際歌聲中結束。從此，延安四八烈士陵園誕生。
因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占據延安和後來的文革，使陵園遭到嚴重破壞。一九七零年，烈士的遺骨又被遷入新修建在延安城北李家窪的半山坡，四八烈士陵園得以重生。這裡埋葬着博古、張思德等二十八位烈士(包括在延安以身殉職的黨政軍負責人和有關同志)。
陵園呈梯田式，分三層，每個墓葬不分職務高低，占地面積、墓碑大小、墓冢用材幾乎都是一模一樣。唯一讓我看出來的就是墓碑有豎刻的、有橫刻的；碑心所嵌花崗岩有黑色的、有白色的；碑上的字有黑色的，有白色的。
博古的墓位於最上面一排的最左邊。他的墓碑有兩米高、兩米寬、半尺厚，系青灰色的花崗岩。碑頂被打磨成弓形。碑身正面嵌有一米多高、一米寬的漢白玉一塊，中間豎刻黑色的「秦邦憲同志之墓」七個魏碑體大字，碑文上面鑲有博古一幀黑白照片，他寬寬的額頭，戴副眼鏡，讓人一看就覺得是一位既帥氣又儒雅的美男子。
在博古墓碑底部，有一塊呈坡形的黑色花崗岩，上面用白色的魏碑體橫刻着他的簡介：
秦邦憲烈士（1907至1946) (又名博古），江蘇省無錫市人， 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一年任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宣傳部長、書記，同年九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擔任中共臨時中央總負責人。一九三四年一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一九三五年代總政治部主任。一九三六年參加解決西安事變的談判。一九三七年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同年六月參加國共兩黨廬山談判，後任中共駐南京代表。一九三八年後歷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委員兼組織部部長，一九四一年《解放日報》創刊後即任社長，新華社社長。一九四五年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選為中央委員。一九四六年二月代表中共赴重慶參加政協憲章審議小組委員會工作，因飛機失事，不幸在山西興縣黑茶山遇難。
離開博古烈士的墓地，我心想，他這一生可謂大起大落，有過輝煌，有過失敗，他的錯誤又是不可避免的，原因除了共產國際和王明脫離實際的瞎指揮，也因他初出茅廬，年紀輕輕，資歷、威信、能力與所挑重擔不相匹配。但好在他能認識錯誤，改正錯誤，最終回到正確路線上來，僅此一點又是難能可貴的，也是令人尊重的。
遵義會議後，博古退出中央主要領導崗位，有人勸她不要交權，但他還是服從集體決定，把裝有文件、記錄和印章 的挑子交給張聞天。下台後，博古兢兢業業地做好中央分配給自己的工作。這些事例透露出，他是一位真正的共產黨員，將自己在黨內的上台下台都視為尋常之事，並取比較坦然的心態。為什麼他會這樣？憑的是忠誠，憑的是擔當。為此，我們應向他學習，向他致敬！[1]
作者簡介
張寶晶，山西垣曲人，山西作家協會會員。出版有讀史隨筆《德之悟》、旅遊散記《我在旅途》等，近些年寫了我國近現代史上的名人墓地散文七八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