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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山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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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稱；釋仁山 別名；仁山法師 國籍；中國 出生地；江蘇省金壇縣 出生日期；1887 別稱；天晴 |
釋仁山，別號天晴，俗家姓顧，江蘇省金壇縣人，清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年)出生。仁山自幼穎悟過人，入塾受學讀書，專攻制藝，為同里鄉前輩馮夢華(煦)所喜愛。十四歲參加縣試，縣令見他年紀最幼，而文字最佳，特拔置為案首。
人物簡介
是時，馮夢華以進士及第(馮為光緒十三年丁亥科一甲三名進士)，官安徽布政使，聞仁山十四歲入學，召他至安徽藩署，留他在署中讀書，期望他將來能成大器。仁山十八歲參加江南鄉試，行前馮公勉勵他說∶「觀子之貌，清逸絕俗，此行果售，步入仕途，異日必為廟廊之器;如不然，學出世法，他日亦必為佛門龍象。」馮公為清末名臣，博通世學，亦精內典，對仁山的看法，果然有他的見地。馮公後來曾官安徽巡撫，致仕後立義賑會，救災恤難，不遺餘力，鄉里有馮善人之稱。
仕途生涯
仁山精通制藝八股，旁涉老莊之學，文宗韓柳，詩則近於元白。他才思敏捷，倚馬千言可待。他於光緒三十年(一九○四年)參加甲辰科鄉試，及入場屋，以是時將廢科舉(光緒三十一年八月清庭廢除科舉)，學台不考八股，改試策論經義，且涉及洋務。這一方面仁山素無準備，非其所長，考試結束，名落孫山。仁山試場失意，一時頗為沮喪，後來細想，科舉取士，不過是帝王籠絡讀書人的權術，我何必滯惑本真，纏結自性，以博利祿呢?他想及馮公勉勵的一席話，乃決計出家。
決計出家
他回到金壇∶「絕情哭母，推田贈兄，卸衣於火，投笈於江。」乃投入鎮江金山的觀音閣，依西來老和尚落髮出家。西來老和尚為他剃度之日，慶得種子，傳法有人，喜極而泣。光緒三十一年(一九○五年)，仁山到南京寶華山受具足戒，得戒和尚浩月，開堂和尚若舜，都對他十分賞識，頻加獎誨。圓戒之後，回到金山，窮究經典。清末自戊戌年百日維新之後，光緒末年(一九○八年)，社會上有「廟產興學」之說，給佛教帶來莫大的威脅。全國各地，時有強占寺廟，改辦學堂的事件發生。寺廟為了自保，莫如自己先在寺院中興辦學堂，則可阻止地方人士的侵占。是時清廷也有朝旨，要各省縣成立僧教育會，以寺產興辦佛教學堂，培育僧材。當時首先開辦僧學堂的，是揚州天寧寺的文希和尚。
寺院學習
揚州有二十四處叢林寺院，以天寧寺為首剎，天寧寺原為東晉時代的謝公祠，佛陀跋陀羅曾在此處譯六十《華嚴經》，為歷史名剎。光緒三十二年(一九○六年)，文希和尚開風氣之先，在天寧寺開辦僧侶學堂，全名是「揚州天寧寺僧普通學堂」，事先與諸山協議，經費由揚州各寺院分擔。那時風氣未開，僅招收到了二十多名學僧，日常課程除佛學外，並授以英文、日文。由金山觀音閣去的仁山和泰縣宏開寺去的智光，是兩位最優秀的學生。
三度失學
在揚州諸山長老中，文希是思想頗為開明的出家人。他開辦學堂後，聞日本佛教教育很進步，想到日本考察一番，但當時多數寺院的住持，都是十分保守的人，根本無意辦學堂，勉強承擔一部分辦學經費，目的是在保護寺產，認真辦學不是他們的本意。並且以保守派的眼光，看日本那種娶妻吃肉的俗化佛教，有如洪水猛獸，是不值得借鏡的。所以當文希東渡之日，途經鎮江，有人向官廳檢舉，說他到日本的目的是勾結革命黨。官廳聽說革命黨，「談虎色變」，不問青紅皂白，就將文希加以拘捕，關入牢中。文希被收押，天寧寺的僧學堂自然停辦。學生星散，仁山、智光等也各回寺院。
過了一年多，到光緒三十四年(一九○八年)，是年秋季，楊仁山居士在南京創辦只洹精舍，對外招生。求知若渴的仁山得知，當然不錯過這個機會，就趕到南京入學。同時入學的，除了揚州僧普通學堂的同學智光外，還有棲雲、了悟、善亮等學僧。開學未久，時年二十一歲的太虛也中途入學。學堂中，由楊仁山老居士講《楞嚴經》，蘇曼殊授英文，諦閒法師擔任學監。本來是難得的求學機會，無奈這個學堂壽命也不長久，到了宣統元年的下半年，只洹精舍因經費困難，在無力為繼的情形下也停辦了。仁山、智光等又失了學。
不久，江蘇省僧教育會，在南京開辦「江蘇僧師範學堂」，學堂設在南京三藏殿，月霞法師擔任學堂監督(後來由諦閒繼任)。仁山自然不肯錯過機會，到南京請求入學就讀，而智光、開悟、惠敏等，也都轉入僧師範學堂。學堂有學僧百餘人，分為戒、定、慧三班。在眾多同學中，仍以仁山的表現最為突出，一直名列前茅。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辛亥，中秋節過後革命黨在武昌起義，全國響應。繼之革命軍攻打南京，受到戰爭影響，僧師範學堂又停辦了，仁山與智光等第三度失學。
辦僧學堂
辛亥革命成功，民國肇建(一九一二年)。這時一再中途失學的仁山，為青年學僧的教育前途感到十分氣惱。他以為，佛教決不是沒有錢辦僧教育，而是諸山長老觀念保守，不肯拿出錢來辦僧教育。那時是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仁山想上書教育部，請求把金山寺改為僧學堂，為佛教培育人才。他聽說太虛到了南京，就到南京找太虛商議。太虛這時在南京組織「佛教協進會」，二人見面，太虛告訴他說∶佛教的改革，不是辦一所僧學堂就可解決，如果能把佛教協進會辦起來，則辦僧學堂的事也就迎刃而解了。仁山聽了十分贊成，放棄上書教育部的主張，協助太虛籌辦佛教協進會。太虛曾以協進會之事謁見孫大總統，孫命秘書馬君武接見太虛。一席交談，馬君武對成立佛教協進會的主張頗為讚許。太虛積極籌備佛教協進會的成立大會，仁山力邀太虛在金山寺開會，且謂南京附近有僧師範學堂的數十位同學，如智光、觀同、宏模等都在鎮江，可以協助。太虛以為成立大會可以在金山召開，但會址以設在南京為宜。
金山寺開會
太虛、仁山到了鎮江金山寺，向方丈青權、監院蔭屏、知客霜亭等，說明借金山寺開會的意願。青權老和看太虛所撰的會章尚屬平和，也就坦然應允。惟對仁山，以其系金山寺房頭觀音閣的剃度弟子，金山寺與房頭僧之間相處不洽，故對之深抱疑忌，所以特別約了揚州的寂山和尚，帶些人到寺中戒備。太虛、仁山等在寺布置會場，印發會章宣言、寄發開會通知等，通告鎮江、揚州、南京、上海等處寺院，及鎮江的軍、政、商、學各界。
開會那一天，僧眾到了二、三百人，各界來賓則到了三、四百位。發起人推太虛為主席，太虛致詞，說明設立佛教協進會的宗旨，宣讀會章，經過尚稱順利。等到仁山登台演講的時候，他多年求學挫折的怨氣發 出來，以致辭情激昂，稱各寺僧把持寺產，不知培育僧材。他提議金山寺應率先倡導，興辦學堂，以金山寺的寺產，撥充經費。來賓聽他說的有理，一致鼓掌贊成。
這時揚州來的寂山登台講話，他以老僧訓誡小和尚的口吻，對仁山的意見一一駁斥。這時激發了仁山的怒火，他再度登台，歷述青權、寂山向來專制，壓迫諸山，把持寺產，實行愚民政策。說到激昂處，他當眾賭誓說∶
金山寺內的寺眾(金山寺常住寺眾三、四百人)，儻有人能寫出三百個字通達的書信，我仁山願把頭剁下來。
如此激烈的措辭，實是傷了保守派人士的顏面。寂山指著仁山，向他帶來的僧眾高聲喊「給我打」，他帶來的人一擁而上，包圍了仁山。這時來賓中有贊成仁山主張的，看寂山專制蠻橫，不由大怒，持手杖上去猛擊寂山的頭部，其他來賓亦鼓操響應。在這種眾怒難犯的情況下，青權、寂山等人懾伏，遂通過仁山的提議，並推出太虛、仁山等接收金山寺，作為佛教協進會的會所，並籌備開辦僧學堂。
當日會議開完，太虛以南京方面立案的事尚待進行，遂以鎮江的事委付仁山主持，他先回南京。當日晚間，仁山率了二十多位僧師範學堂的同學，到金山寺畫定會所的房屋，次日開始辦公，清點庫房帳簿財產，並向禪堂宣布常課依舊進行。但這時青權、蔭屏、寂山、霜亭等人避不見面，並在外面登報及呈報官廳，聲稱會議無效，以圖推翻決議。某日晚間，霜亭率領工役數十人，打入會所，棍棒齊下，把仁山等幾個人毆打成傷。
後來這件事鬧到法院，青權、霜亭等五、六個首從分子，都被判了數年或數月的徒刑。經此一鬧，佛教協進會和佛教改革的事也就無疾而終了。天童寺住持寄禪和尚聞知太虛、仁山等「大鬧金山寺」，頗憤年輕人鹵莽行事，乃由寧波到上海，聯合十七省僧侶，安排在上海留雲寺開會，籌組「中華佛教總會」，他函召太虛，仁山二人到上海，要二人協助他組織佛教總會的事務。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四月，各地僧侶在上海開會，決定成立「中華佛教總會」，將各省縣原有的僧教育會，改組為地方分支機構。會中推舉寄禪和尚為會長，同時太虛、仁山籌備的「佛教協進會」，也與佛教總會合併，不另成立。佛教總會是全國佛教社團的最高組織，會址設於上海靜安寺。仁山駐會辦公，對於這初成立的佛教總會，立下了章程制度，及處理日常會務。並以佛教總會立案之事向北京政府申請。
湖南案件
是年冬，湖南發生攘奪寺產、銷毀佛像事件，當地僧侶聯名具狀內務部，請求答覆，而禮俗司長杜某抗不行文。寄禪應湘僧之請，約請各省僧界代表在上海開會，共商對策。眾人共推寄禪以會長身份晉京請願，他夏曆十月中旬首途，十一月一日抵北京，寓宣武門外法源寺。旋與法源寺方丈道階赴內務部陳情，該禮俗司長杜某態度蠻橫，爭辯有頃，未獲結果，寄禪憤而返回法源寺。下車後即感胸部不適，乃就榻休息，侍者亦各歸寢。翌日凌晨往視，寄禪和尚已經示寂了。時為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元月八日，壬子歲十一月初二，世壽六十有二。寄禪死得太突然，社會上頗有流言。這時寄禪和尚的詩友時任熱河都統的熊希齡(民國元年，即一九一二年曾任北京政府財政總長)，以此事聞於大總統袁世凱。北京政府以此始核准了佛教總會立案的章程，佛教的寺產稍為獲得保障。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三月，佛教總會在上海開會，選出常州天寧寺的冶開禪師，和護法居士熊希齡二人為會長，靜權(清波)和尚為副會長。後來仁山以二位會長不過問會務，副會長靜權在會中弄權，以致會務無法推展，乃離開佛教總會。受請到揚州擔任天女寺住持，不再過問佛教總會的事。
辦學傳教
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北京護法居士，時任交通總長葉恭綽、鐵路監辦蒯若木，以及蔣維喬、江味農、黃幼希、徐蔚如等名流居士，發起「戊午講經會」，禮請寧波四明山觀宗講寺的諦閒法師晉京講經，並推舉北京刻經會會長徐蔚如居士南下迎請。是年三月，年逾花甲的諦閒老和尚晉京之前，想找一位能講能寫的人，陪同他前去，如遇到自己不適的時候，可以有人代座，這樣諦老想到了仁山。宣統三年，諦老在南京擔任江蘇僧師範學堂監督的時候，仁山在學堂受學，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乃寫信約仁山同赴北京，並約定在上海淨土庵聚齊。仁山法師接信，立刻趕到上海，陪同諦老北上，同去的還有後來弘化東北的 虛法師。諦老帶 虛同去，為的是他是北方人，必要時要 虛把浙江話翻譯成北方話。
諦閒老和尚到北京後，在江西會館講《圓覺經》，其間果然病了一次，由仁山代座。是年七月講經圓滿，返回寧波時，葉恭綽、蒯若木二人各致送一千銀圓供養，其他居士也各有饋贈，諦老說這錢帶回去辦佛學院用。原來觀宗講寺中設有「觀宗研究社」，對寺內常住施以天台教義。諦老回到觀宗寺後，把原來的研究社改為「觀宗學社」，開始對外招生。至此仁山也入社就讀，當時同班受學的，有常惺、寶靜、顯蔭等，都是一時俊彥。還有兩位年歲大的學生，一位是上海留雲寺退居方丈禪定法師，是年已四十六歲;另一位中年出家的 虛法師，是年四十四歲，不過在正科班的二十位同學中，後來以他的成就最大。諦閒老和尚以仁山法師精通法義，上了一學期後，請他在學社中任監學。
仁師在學社受學二年，民國九年(一九二○年)，他在蘇北的高郵放生寺，創辦了一所「天台學院」，培育僧青年。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他繼任放生寺住持，改天台學院為「四弘學院」，專弘天台教義。蘇北一地沒有佛學院，高郵為蘇北大縣，地理位置適中，並且由仁山法師主講的號召，各地僧青年相繼入學，學院辦得很有成績，與江南設在常熟興福寺的法界學院，兩院南北相望，一弘華嚴，一弘天台，同為當時頗負時望的僧教育學府。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南京國民政府的內政部，有寺產興學的擬議，仁山與時任金山寺監院的智光，運用地方士紳關係，聯名呈請政府保護寺產，寺產興學之議始漸平息。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五年)四月，上海舉行全國佛教徒會議及中國佛教會第三屆會員大會，改選執行委員及監察委員。是時佛教中新舊兩派對立，新派以太虛法師為領袖，舊派以圓瑛法師為領袖，而仁山屬於新派。改選結果，新派勝利，一向操縱佛教會的滬杭名流失敗，太虛一系的仁山、台源、謝健、黃懺華等都當選執行委員，仁山並當選常務委員。太虛與仁山、謝健等接收佛教會，把原在上海的佛教會遷至國都所在地的南京辦公。
未幾舊派翻案，在上海另行開會，決議佛教會會所設在南京，由太虛、仁山主持，上海另設辦事處，常會開會可即在上海舉行。這無異是把南京的佛教會架空。太虛、仁山等宣告退職，而太虛與圓瑛間的裂痕乃至不可複合了。仁山辭去中國佛教會常務委員後，仍回高郵放生寺。以後多年，他除在學院講學外，曾遍禮各地名山，隨緣弘法，受到大江南北緇素的尊敬，與太虛大師同被視為當時佛教改革派的領袖。
流行著作
晚年退居後，仍回金山觀音閣，一九五一年在觀音閣圓寂。世壽六十五歲，僧臘四十七年。他生前著有《華嚴新疏》、《法華析疑》、《瑜伽師地論注釋》、《法海波瀾》等書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