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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雞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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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知識雞湯 |
學習哲學還有什麼用，如果它對你的全部意義，是讓你能夠像是有道理地談論某些深奧的邏輯問題，等等，如果它沒有改進你對日常生活的重要問題的思考，如果它沒有令你在對某些危險的詞彙的使用上比記者更謹慎——那種人為了自己的目的使用那些詞彙。」 如今，學術明星似乎史無前例地多：劉擎、項飆、薛兆豐、羅翔、戴建業、戴錦華、沈奕斐……
在 2020 年 6 月，Bilibili 順勢成立知識區，主動邀請各類學者入駐，沈奕斐、戴建業、戴錦華都開設了官方賬號。知識區也成為 2020 年 B 站增長最快的版塊之一。
2021 年 9 月，快手也推出了一檔泛知識脫口秀節目，邀請沈奕斐、韓秀雲、付鵬等嘉賓出鏡，節目的 slogan 是「嗑着嗑着就懂了」。而泛知識已經成為增長最快的內容類目之一，《2021 快手內容生態半年報》顯示，平台 60 秒以上品類視頻數增長 Top5 分別是：法律、科學、財經、資訊、歷史。
顯然，如今的學術偶像，已經和 2000 年後《百家講壇》式的學術明星很不相同。于丹、易中天等人所論述的多是國學、歷史，甚至心靈雞湯，與現實關係不大，而如今的學者大多需要直接回應現實，其中尤其受到追捧的是社會科學。
一個原因是，在社會轉型下，人們需要通過這些學科來理解世界，解答困惑。
然而，當社科知識成為流行，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種新現象——知識雞湯。
為什麼現在流行起知識雞湯了
一種流行的敘事是通過社會科學建立起來的。
以前雞湯宣揚的都是正能量，「努力就能成功」，「從自己身上找原因」；現在社會學強調的是，個人是受制於整個社會結構的。社會學說的當然是事實，但放到每一個使用這些社會學的網民身上，知識反而常常成了另一種雞湯。
以貧困問題為例，社會學知識會告訴人們，不應該把窮人污名化，因為在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的缺乏下，一個人事實上很難通過自己的努力就能實現階級躍遷，因而貧困是一個制度性問題。
而在現在的環境下，這種說辭自然就有吸引力，因為它通過理論解釋了年輕人感受到的壓力，更重要的是，在認識到社會層面的原因之後，一個普通人就有機會把自己的處境合理化，進一步還能把自己「過不好」的責任，指向一個抽象而面目模糊的龐然大物——社會。
況且，這樣指控一個巨大的社會問題，怎麼也要比談論具體、瑣碎的周遭更有成就感。
發現沒，現在在社交網絡上，似乎已經形成了統一口徑，面對一種現象，集體下意識地套用同一種理論去作解釋。例如「異化、規訓、消費社會」等等，這些詞大多是在談論一個非常抽象、宏大的對象。
它們充斥在公共議題的討論，以至於形成了一種無異於破罐子破摔的用法：
工作累了，就說自己被勞動「異化」了，被老闆 PUA 了；
出於尊重去遵守社會規則，就是被「規訓」了；
隨便買點東西，就是被「消費主義」洗腦了；
任何一件壞事發生，所有置身事外的人都得集體反思，因為根據「平庸的惡」的說法，「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內部存在競爭，就是「內卷」；
追星時點了幾個贊是「數據勞工」；
打開抖音、快手，就是「娛樂至死」；
男性夸異性漂亮，是「男性凝視」、「性別霸權」；
有人扎堆、聚眾，就是「烏合之眾」；
替弱勢群體說話，就是「政治正確」；
每個動作被迅速歸類，歸類之後就直接可以批評了，甚至不用批判。
一方面，這些知識當然是普通人試圖保持自洽的工具——「資本的壓榨、階級固化，都是系統的錯」，不管怎麼樣，它們都可以用來解釋從眼下工作不順，到人生出路的問題。它的確定性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但另一方面，這種認知便利的壞處就是，它會形成一個舒適的、犬儒的、閉環，「我就是韭菜，這個世界非常糟糕，年輕人除了躺平沒有出路」。
對現實來說，這是一場自暴自棄，但也自洽的逃離。
知識雞湯帶來了什麼
這類詞語都是從學術界被引入日常生活的，它們之所以流行，反映的大概不是學術理論的繁榮，而是理解的模式化。
似乎很容易忘記，大多知識都會經過歷史檢驗而不斷更迭，也受到權力、傳播等外力的干涉，但許多人卻依然對它抱有信任，像對待「教科書」一樣。知識被看成一項定論、一件事實，言之鑿鑿，形成了一種「自證正確」的東西。人們默認理論是完美的，能夠 100% 貼合現實。
社會學家徐賁說，教科書是一個利弊參半的發明，自此以後所有學生都得用同一本教科書，教科書才是可靠知識的標杆，換句話說，知識有了「標準答案」。
這種當代中小學學生的思維，演變到成人之後，就是對（我認同的）專家學者的信任：認為每個現象背後都有一個對應的「正確答案」。
於是，我們更容易找到符合理論的現實，讓現實進一步「佐證」理論，變成循環論證：「因為符合理論，所以很合理」，之後越發相信這一套理論。當看到網上槓精橫行時，因為事先裝載了「烏合之眾/觀念自由市場/沉默的螺旋/民眾智慧」等理論說辭，就會讓人認同，這種行為就是正常的，「槓精嘛，烏合之眾」。
心理學裡，有個認知偏誤的概念，叫「確認偏差」，指的是無論事實怎樣，人們都傾向於支持自己的成見、猜想，選取願意相信的來相信。說白了，就是挾持現實中的社會現象，去印證自己相信的理論——這麼做，並沒有經過深思熟慮，而是因為我們願意這麼相信。
本來作為「我」和「世界」之間的「中介」的知識，反倒因此取代了真實本身，成為更真實的東西。而那些個體細微的差別，就在這些抽象概括中，被忽略掉了。
這也是為什麼，對社會有關切的人往往更相信「世界要完了」——儘管從許多指標來說，世界都在變好，但他們並不忍心這麼相信。而社交媒體對「壞信息」的癖好，也趁機散布了悲觀的情緒。
對於知識分子來說，一個單一的解釋能讓世界顯得更有序、更可控，對於普通人來說，它能省卻「一事一議」的麻煩，用一個原因解釋所有事（比如，「系統的錯」）。但是，把一種解釋的要求定得太高，在層層抽象之後就容易和現實脫鈎，變成一種抽象、朦朧、含括的「觀念」。
比如，現在很多人熱衷於把政治主張看作一種意識形態和價值取向，而非一項現實的制度安排或技術手段。年輕人之間很流行的說法是，民族主義就是仇恨、排外，全球主義就是開放的。
但牛津大學經濟學家保羅·科利爾在《資本主義的未來》中提出，友愛是很多公共政策的前提，而全球主義實際上逃掉了社會責任。此外，保羅·科利爾也警告：意識形態提供了一種誘人的組合，簡單的道德確定性和無所不能的分析，能夠為任何問題提供自信的答案。
從知識雞湯到知識愚蠢
對概念的一種檢驗方式，是看這個概念能從抽象，回落到多麼具體的程度。「價值上得太高」的論述，是沒有辦法和現實生活對應的。
好比某天在街頭出現一名男子裸奔，一個蹭熱點的人也許會從這事說到服裝自由、羞恥的原因、男性的情慾、人類的節烈貞操史。當你對它這一切提出具體問題的時候，對方基本沒有辦法回應，只能把整個理論重複一遍。這類言辭通常會由一個特別單一、具體的小事說起，最後發散到整個群體，甚至整個人類。 法國作家羅曼·羅蘭把「愛全人類」和「愛一個人」區隔開來，他認為：現代最大的罪惡，是抽象的人類之愛——在遙遠某處的非人格之愛。他認為，這種籠統的愛是廉價的，因為它不僅簡單，沒有任何犧牲的風險，同時還可以滿足自己良心的虛榮。
換句話說，當只談論概念時，知識很容易變成語言遊戲。對理論誇誇其談的人，可能並不關心周遭的人事物，反而滿足於自己的淵博、甚至博愛。
近年來許多知識分子的「倒掉」之所以受到關注，一個原因在於人們發現，擁有知識並似乎沒能讓這個人變得更好，尤其當知識顯得政治正確的時候，一個人擁有關涉某種道德的知識，不能直接帶來「這個人是道德的」的結果。
在「周玄毅事件」後，許多人開始懷疑「女權男」這個人設是否真的存在。但說到底，一個人——無論性別，都可能掛靠着「女權主義者」的人設，熟讀波伏娃、巴特勒，受到女性認同，但同時在陌生女性受到威脅時一言不發，輕嘆一聲拍照發到社交網絡（配以感慨：大環境對女孩子真是太差了）。更嚴重的，會在私底下物化女性、用葷段子吹噓自己的性經驗和性能力，把她們當作性獵物。這種情況下，知識僅僅只是能夠標榜自己有觀點、有關懷的道具。
而打着「道德」、「正確」旗號的知識，可以合理化自己，反過來也能攻擊別人。
《維特根斯坦傳》中，一個故事描述了這種陋習：
「他倆路過一個報攤，報攤的牌子上寫着德國政府指控英國試圖謀殺希特勒；維特根斯坦評論道，如果那是真的他不會吃驚。馬爾科姆提出異議。他說，這種行為和英國的『民族性格』不相容，維特根斯坦生氣地回答這個『粗劣的』議論：
學習哲學還有什麼用，如果它對你的全部意義，是讓你能夠像是有道理地談論某些深奧的邏輯問題，等等，如果它沒有改進你對日常生活的重要問題的思考，如果它沒有令你在對某些危險的詞彙的使用上比記者更謹慎——那種人為了自己的目的使用那些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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