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帝國的衰落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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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1.魏斐德與史景遷、孔飛力並稱美國「漢學三傑」，本書是他關於中國近代的重要代表作，被多所美國大學用作中國近代史教材，價值極高，堪稱海外漢學經典作品。
2.，本書跳出了大部分近代通史使用的編年形式，先從社會結構開始講。脈絡清晰，詳細剖析了中華帝國如何一步步實現建立秩序，走向強盛，陷入困境，再次建立秩序的過程。
3.魏斐德在強調中國社會內在發展動力的基礎上，結合內外兩方面因素來解釋中華帝制的衰落，超越當時中國史研究領域中盛行的「衝擊一反應」研究模式。
其最重要的着眼點在解釋：19世紀中葉以前，中國內部真的沒有出現自發的轉變嗎？1839年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真的是停滯不前的嗎？從這兩個問題出發，找到帝國主義狂潮到來之前，中國出現社會變遷的內在根源。
作者簡介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 1937—2006）美國著名中國研究專家、歷史學家、社會活動家，被譽為美國「漢學三傑」之一。曾任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歷史系哈斯基金教授，美國歷史家協會會長、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亞研究院院長、美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除已發表的百餘篇學術論文外，其著作還包括《洪業：清朝開國史》《間諜王：戴笠與中國特工》《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動亂》《上海警察（1927—1937）》《上海歹土：戰時恐怖活動與城市犯罪（1937—1941）》《紅星照耀上海城（1942—1952）》《歷史與意志：毛澤東思想的哲學透視》等。
原文摘錄
帝國晚期其他大部分根本的社會變遷，都是由人口急劇增長引發的，比如：農民社會和經濟地位的變化、士紳階層的擴大和經濟的商業化。 整個帝制晚期，有序與無序、耕種與反叛這兩種狀態，一直都在全中國農民身上交替上演。只要自然資源足夠維持人類生存，農村就會趨於穩定。然而，持續增長的人口終究打破了這種平衡。 中央政府通過控制科舉考試的內容、考試頻率和考試難度，來達到控制這群精英的意識形態、才能及其規模的目的。 成功的可能性既不能緩解社會不滿情緒，也無法給予這個文明持續發展的動力。 宗族通過投資共營的產業，成功資助族中應考的子弟、扶助鰥寡孤獨，並通過接濟貧窮族人的方法，大體上緩解了經濟上的不滿情緒。朝廷自然歡迎這種做法。因為如此一來，宗族既不會成為精英與地方官爭奪農民控制權的工具，也不會過多地與其他宗族爭奪財產和用水權，使鄉村淪落為宗族爭端的戰場。 至少從宋朝開始，大多數儒學政論家便更偏向自由「無為」，而非官僚管控。他們擔心物價調控和其他社會福利制度會導致危險的中央集權主義。在他們看來，集權主義終會扼殺個人權利、強化朝廷暴政，使政府失去人心。 保甲制度是一種自我監管制度，它鼓勵社區團結，而非建立無處不在的公共安全系統。因此，它傾向於讓人們彼此監視，效果更勝於建立一個以秘密鎮壓為宗旨的治安當局。 作為關鍵集團的上層士紳從未獲得財政獨立和兵權。毫無疑問，雖然士紳作為一個社會階層蓬勃發展，但這是以犧牲政治獨立為代價的。 現代形式的軍閥割據以及西方士紳政治權力的形成，終將破壞中央與地方舊有的均勢，徹底結束王朝時代。 商人們滿足於按市場機制調整價格所帶來的豐厚利潤，根本沒有提升技術的意識。因此，中國的商人或許能躋身世界一流商人的行列，卻永遠成不了大資本家。 儒家一貫的政治思想也更強調士大夫的道德操守，而非制度上的監督和平衡。 從某種角度來說，所有文化的抱負歸根結底不僅都與政治有關，... 同樣的局限性也體現在了詩歌上。1 8世紀偉大的田園派詩人袁枚也和同時代的人一樣 ，接受 「鹽呆子 」的贊助 。他感受到了傳統的重擔 ，極力抨擊盲目模仿中古詩風的人 。他不拘一格的詩句雖然感動了讀者 ，卻依然無法跳出唐宋的詩歌格律 。然而 ，無論袁枚的詩句多麼獨特 、大膽 ，他選擇的藝術載體 ，依然是讀者熟悉的古典語言。 中華文明最恢宏的文化遺產都在不知不覺間，被拙劣地編進了乾隆皇帝那三萬六千卷的 《四庫全書 》中 ……
書評
作者通過前三章的論述，即「農民」、「紳士」、「商人」奠定了理解中國社會的切入口，在作者看來，一般編年史家會注意到社會、經濟條件，但這僅僅是更富歷史戲劇性的王朝政治背景之一，更重要的是往往不會被注意到的社會階層的長期變化，也就是從社會結構深層的階層區隔來探討歷史發展內在動力。
在一開始，作者提出「黎庶」是一個抽象的刻板印象，一方面他們是有統治者來定義的，但是不同於我們所理解的統治者的命名權，作者更多地指向的是，統治者的所為而導致的農民形象的二重性：在理想化的農民形象那裡，勤儉、耐勞、守分的農民的前提是統治者家長式的關心與愛護，而作為叛逆者的形象，往往處於時局的惡變之時。作者強調理解農民兩面性必須考察農業制度和土地保有權，並區分了南北不同的農業制度所導致的不同人文圖景。北方頻繁的災害氣候導致土地轉讓、抵押成為常態，但這樣做的代價是任由高利貸的擺布。所以，在作者看來，「北方的叛亂就像它們所覆蓋的平原和山谷那樣廣袤。」而南方的自然條件使得人口相對穩定，也極具龐大起來，這催生了地主制的發展與士大夫的興起，即便到了經濟商業化的時代，農奴的社會制度下，暴亂的緣由也多於土地租佃直接相關。直到清朝，完全取消農奴制，農民卻無法擺脫受市場關係的制約。
紳士同樣具有雙重性：作為社會集團的紳士（上層紳士）和作為社會階層的紳士（下層紳士）。前者隸屬於官僚階層，通常是通過科舉考試獲得其身份，但看似公平的考試的背後卻隱藏着政治、經濟、文化與特定階層的微妙關係。後者則屬於「地方領袖」，「確切說是依靠他們勸說人們順從政府的命令。」在這個名義下，紳士與地主階級緊密聯繫在一起，控制鄉村信貸則是他們收入的主要來源，所以清初到清末，下層紳士的階級特性從被地主所有制定義轉而為由管理經驗來決定。這不可避免地導致紳士階層承擔的儒家道德倫理角色轉向設法獲得更多直接來自於農民的管理收入。「中間人」的鄉村剝削力與日俱增。但無論怎樣，在早期時候，由於紳士階層從未獲得經濟獨立與軍事力量，中央政府與地方紳士能夠保持保持平衡，這一平衡的打破往往暗示出中央政府的某種程度的虛空。
商人的社會地位在作者看來並非如儒家重農主義者宣稱的那樣，是社會的最底層。貶低商人與社會現實的矛盾暴露出對商業的鄙視是規範性的，而非描述性的。儘管如此，即便是在「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由於中國的工商業發展建立在大量附屬勞動力之上，「市場的需求比技術進步更為重要，以至於熟悉行情取代有效管理」，所以缺乏為節約勞動力而引發技術革新的動力。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官僚資本主義將官員與商業利益緊密聯繫起來，官商勾結勢在必行。
如果說世俗社會的動盪與上述三者的雙重特性息息相關，那麼王朝的更迭在作者看來則是自然與政治秩序被聯繫在天命這一普遍觀念中的表現，王朝的循環與道德懲罰、巫術儀式、歷史意志論緊密相關，人類的行為與自然現象因果式地聯繫在一起，有趣的是，在儒家政治理論宗教化的同時，宗教也在來世的觀念里被官僚化，這一過程通過一系列想象來世的圖景展現出來，也就是說叛軍首領要實現從匪首到稱王的過度，必須獲得紳士的支持，同樣，有志於王位的人也需要在依託的宗教世界中規劃出整套的官僚體系。
在這之後作者進入到具體的歷史過程，來論述上述階層結構和王朝循環觀念在歷史中的具體展開。從明朝的經濟衰落和陳舊的賦稅體制引發的叛亂，到滿族興起，清初盛世，作者一面關注於農民的兩重性所帶來的歷史震盪，一面又從政體內部探查官僚結盟埋下的隱患。儘管在此之前，紳士在地方防禦中能起到緩衝作用，但隨着中國被拉入到世界秩序中，紳商的結盟又不可避免地將重負轉嫁到最底層人民的身上。再者，面對岌岌可危的中華帝制，改革派士紳屢挫屢敗，作者指出，將農民的不滿導為有意識的革命行動之間還有很漫長的路要走。
在王朝循環的大歷史觀念下，作者始終揭示着階層結構中的催化因素，這種歷史敘述顯然不同於衝擊反應模式，而是關注於其中的社會結構內部的裂變因子，給帝國的衰落找到了內憂外患之合力使然，這也使得作者筆下帝制的崩潰不同於以往歷史學家所強調的，王朝的覆滅，而是支撐整個王朝背後的整體結構和秩序的根本性轉變。
撇開一點來說，如果說，正如作者描繪的那樣，在中國納入到世界秩序時，強烈的震驚體驗一次次地將帝制自命不凡的等級觀念徹底摧毀重建，那麼我們不難理解的是，在鎖國自居的時候，古典的讀寫能力所象徵的權力意味，在滿洲人那裡更為強烈地留有記憶。那麼也許我們肆意指責敞開國門的時候，不注重語言的翻譯、學習，就着實簡化了一個漫長而充滿挫敗的歷史進程。這樣的指責未免有些可笑。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