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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韓荊州書》是一首古詩，中國是詩詞的國度，古詩詞是我國文學寶庫中的瑰寶，也是我們民族的文化精髓。

在中國文學史上，我們能看到的最早的詩是距今三千年左右的《詩經》，這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一共三百零五篇，古稱《詩》或《[[詩三百篇]]》。其內容有「風，雅，頌」三個部分，這是從音樂角度上分的。在表現手法上有「賦，比，興」三種。因此前人把「風，雅，頌」和「賦，比，興」稱作《詩》的六義。在語言的句法上，基本上是四個字一句。

與韓荊州書

“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豈不以有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願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

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遍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　　君侯製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

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為侍中、尚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薦一嚴協律，入為秘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儻急難有用，敢效微軀。

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自矜？至於製作，積成捲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技，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紙墨，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閒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卞之門。幸惟下流，大開獎飾，惟君侯圖之。

” — [唐代]李白

詩歌歷史

西方一些比較文學的研究者曾經指出：不同民族的文學在平行發展的過程中會出現殊途同歸的現象。這種現象在文學作品中的確有所反映，中西的詩歌雖然有各自不同的文化底蘊，但我們從中還是可以尋找到彼此的影子。中國的詩歌長期處於世界領先的地位，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西方的詩歌或多或少都受到中國詩歌的影響。中外、古今之間雖自成體系，但依然存在着一定的關聯，並非（也沒有可能）完全隔絕。

我們從中國古典詩歌和英美現代詩歌說起，因為中國古典詩歌對西方的影響從漢詩英譯開始。

從埃茲拉·龐德翻譯的《中國》和一些英美譯者的翻譯作品來看，中國詩的意境逐漸滲入他們的詩歌創作中，中國詩歌文字簡潔，意義深刻的特點逐漸為他們所接受，而且也逐漸為他們所學習。美國著名意象派詩人龐德曾經說過，在中國文學中發現一個「新希臘」，從而發動了一場新的「文藝復興」。中國的古典詩詞不僅影響他們的創作，還影響着他們的詩歌創作理論。

由於古漢語是一種沒有詞尾變化的語言，它不像英語那樣有明顯的人稱、數和時態變化，表達上不如西方語言那麼精確，因此漢語更具有模糊性，更加含蓄。艾米·洛威爾曾經說過：「含蓄是我們從東方學來的東西之一。」中國古典詩詞的顯著特點就顯現在簡潔具體。這要求詩人必須具有行文簡潔和表達含蓄的才能。另一方面，中國古典詩詞的一大特點生動的意象和詩中有畫也融入了他們的創作中。這種借鑑的結果就是「漢風詩」的出現。英美譯者翻譯最多的是我國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維、李商隱、李賀的詩和李清照、柳永、李煜的詞，他們的創作手法對英美現代詩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我國流傳的佛老思想、逃避現實、完善自身的思想也深入他們詩歌的創作中。勃萊一首名為《想到<隱居>》的詩，就是受白居易的啟發而寫的。他的朋友賴特走得更遠，他曾經給自己的一首詩加上這樣的一個標題：「讀了一卷壞詩，心情抑鬱，於是走向一處閒置的草場，央昆蟲來作伴。」這種白描方法明顯是受到中國唐詩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