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友人論傳記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與友人論傳記》是中國現當代著名作家孫犁的散文。
作品欣賞
前承問寫傳記的方法，這固然不是我所能說得完全的。但在閱讀了一些中國歷史書籍以後，對於中國歷史傳記寫作的道理及其傳統，卻有一些領會。現略加整理分析，供你參考。
我國在歷史上，很重視傳記，斷代史中，人物傳記占絕大部分。作為很重要的一種文體，在作家專集中，分量也很大。
《春秋左傳》，自古以來，就與經書同列。可見「傳」在中國文化遺產中，所占的位置。
但這主要是就歷史而言，在文學創作上，傳記的成就，是不能和歷史著作相比的。歷史與文學，雖有共同的根源，即現實、環境、人物，但歷史並不等於文學。文才並不等於史才。有些大作家寫的傳記，常常不如歷史學家。把文史熔為一爐，並鑄出不朽的人物群像的，只有司馬遷、班固。此外，陳壽、范曄，已經史重於文。至於歐陽修，在文學上，雖享大名，所撰《新唐書》及《新五代史》，其中傳記，已經不能同班馬並論，常常遭到他人的非議。
史學的方法和文學的方法，並非一回事，而且有時很矛盾。史學重事實，文人好渲染；史學重客觀，文人好表現自我。只就這兩點而言，作家所寫的傳記，就常常使人不能相信了。
班馬固然也是文學家，但是他們的做法，是從歷史着眼，是尊重歷史，尊重客觀。在他們寫歷史作品的時候，也表現了文學的才能。這種才能，只是為歷史服務，個人愛好，退居到第二位。越是採取客觀態度，他們的作品完成以後，他們的文學才能，越是顯得突出。有些人，在寫作歷史傳記時，大顯其文學方面的身手，越是這樣，當他們的作品寫成時，他那些文學方面的才華，卻成了史學方面的負擔，堆砌臃腫和污染。文學的脂粉塗得過多，反倒把人物弄醜了。晚清有個王定安，是曾國藩的得意弟子，他撰寫的《湘軍記》，不能說用力不勤，材料也不能說是單薄無據，就因為存心賣弄才華，文字寫得忸怩作態，頗不大方，就被別人恥笑，以為不如王闓運的《湘軍志》。其實，王的書，也是文學家的歷史著作，並無突出優異之處，不過他稍稍知道寫歷史的道理，能略加收斂文學天才而已。
人物傳記，自古以來，看作是歷史範疇。它的寫作特點歸納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記言記行並重。《史記》、《漢書》都是如此。記述人物一生重要行為，即決定性的關鍵性的行動，記述其與此種行動相輔相成的語言。《三國志》裴松之的注，特別注意記一個人的語言。深刻雋永的語言，頗能表現一個人物的風格面貌。這種用語言表現人物的寫法，以後演變為多種多樣的《世說新語》一類的書，本身也是一種歷史。語言，不只反映人物的思想作風，也是人物行為的基礎，所以很被史學家重視。
二、大節細節並重。古代史家，寫一個人物，並不只記述他的成敗兩方面的大節，也記述他日常生活的細節。司馬遷首先注意及此，效果甚佳。就像劉邦、項羽這些大人物，他也從記述其日常的言行着眼。而在寫一些微末之士的時候，則多着眼其言行兩方面的犖犖大端，顯露其非凡之一面。
三、優點缺點並重。歷史傳記，首先注重真實，而真實是從全面、整體中提煉出來的。因此，歷史所表現的人物，很少是神化的完人。《三國志》寫關羽，寫其功勞戰績，也暴露其穢德失行。把關羽神化，是後來小說和劇本幹的事。優缺點並重，功過並舉，才是現實生活中的「完人」，抽象的完人，是不存在的。
四、客觀主觀並重。歷史，整個地說來，是客觀存在。人物的言行，看來是主觀的，但必然受歷史的制約。古代傳記，所寫的人物，從歷史環境、歷史事件中表現，如曹操之於漢末，諸葛亮之於三分。客觀環境與主觀意志，緊密結合，歷史與人物，才能互相輝映，相得益彰。在傳記中，人物主觀成分的表現，不能過多，主要是表現其與時代相觸發相關聯的契機。
傳記能否寫得成功，作者的識見及態度，甚關重要。當然，作者要有學，掌握的材料要多。但材料的取捨、剪裁，要靠識。識不高則學無所用。識不高也難於超脫，難於客觀，難於實事求是。寫傳記，有如下數忌：
一、忌恩怨、忌感情用事。傳記所寫是歷史，只求存實。
是為了後人鑑戒，所以也求達理。不真實則理不能通，並能悖理，於後世有害。寫傳記，對成功者，不能預先存恐懼之念，對失敗者不能預先存輕侮之心。對己有恩者不過譽，對己有怨者不貶低。個人恩怨，排除淨盡，頭腦冷靜，然後下筆。如不能做到，就可以不寫。
二、忌用無根材料。寫傳記，都知看重第一手材料。即個人觀察所得，眼見是實的材料。這種材料，是不易得到的。
即使調查來的材料，也還有個剪裁取捨的問題，不一定完全可靠。至於文獻記載，就更應該有所鑑別。過去，人物傳記，有所謂家乘，即本人家族保存的材料；有所謂弟子記，即他的門人記錄的材料；有所謂碑傳，即死後刻在墓碑上的文字。
這些材料，還都不能叫做傳記，其中有很多不實之處。歷史家把這些材料，都看作第二手材料，加以取捨。作者還要實地考察。直接觀察以求更可靠的印象和材料。司馬遷世為史官，掌握着不少文字材料，但他在寫作《史記》之先，還是要出去旅行，訪問故老，收集傳聞。
三、忌輕易給活人立傳。一部二十四史，大多數都是寫在改朝換代之後。人物都已死去很多年。時過境遷，淘汰沉澱，對他們已經有了一個比較固定的評價。這樣寫來，容易客觀。即本朝國史館立傳，也在蓋棺論定之後。排除人事紛擾，再為一個人立傳。這是歷史傳記寫作的一個優長之處。當然，年代久遠，也容易傳聞異詞，毀譽失度，有時幾十年的事情，就弄不清楚，何況年代更久？這就要看史家的眼光，即識力。
給活着的人立傳，材料看來易得，實際存在很多困難。干擾太多，不容易客觀。他自己寫的自傳，也只能看作後人為他立傳的材料，何況他人所為？
四、忌作者直接表態。中國歷史傳記，很少夾敘夾議，直接評價人物的寫法。它的傳統作法是「春秋筆法」，寓褒貶於行文用字之中，實際上是叫事實說話，即用所排比的事件本身，使讀者得到對人物的印象、評價，因之引出歷史的經驗教訓。大的史學家只是寫事實，很少議論。司馬遷在寫過一個人物之後，有「太史公曰」一小段文字，談他對這一人物的印象和評價，也是在若即若離之間，遊刃於褒貶愛憎之外。
又有時談一些與評價無關的逸聞瑣事，給文字增加無窮餘韻，真是高妙極了。班固以後，這種文字，稱「贊」或稱「史臣曰」，漸漸有所褒貶，但也絕不把這種文字濫入正文。
外國有一種所謂評傳，一邊敘述人物的歷史，一邊發揮作者對人物的見解，中國史書上是少見的。
五、忌用文學手法。外國還有一些傳記作品，出自大文豪的手筆，如羅曼•羅蘭和巴比塞所寫的名人傳記。這種傳記，是作家的創作，是以作家的意志見解，去和人物的心理思想交融。這是一種非常帶有靈感的寫法，作為文學作品，當然是無可非議的，但作為傳記，就令人有些玄妙之感。這是天才的傳記，平凡的筆墨不能追步後塵。
現在，為活着的人寫的傳記，有時稱做「報告文學」。作者憑主觀意志，功利觀念，對人物表示了充分的愛憎。還有很多想當然的描寫，甚至有一大段一大段的作者抒懷，這已經不是傳記，而近於小說或敘事詩了。
歷史、人物傳記，都可以轉化為小說、戲曲。《三國演義》是最著名的了。開了「七分史實，三分演義」的先河。
《三國演義》能在同類小說中領先，是因為它得天獨厚：一、三國的歷史形勢，濟濟人材，鼎足與紛爭，都有利於結構小說；二、裴松之的注，材料豐富，人物方面，不只有行，而且有言有貌，易於摹畫。《三國演義》產生之前，社會上已經有三國故事和三國戲曲，人物的形象、性格已初步具備。其他歷史演義，就因為沒有這樣好的基礎，所以寫不好。如《隋唐演義》，還有些人物形象，如《五代史平話》，則太顯粗糙，沒能從歷史脫胎出來。
傳記是屬於歷史範疇，它可以成為文學作品，但不能當作文學作品來寫。可以說有傳記文學，但不能說有文學傳記。
史筆和文學之筆，應該分別開。
舞台上，趙雲的戲有好多出，《三國志》趙雲傳，不過幾行，我們要認識趙雲，就要根據這幾行文字，而不能根據舞台上那麼多的戲曲。人物一旦變為文學藝術中的形象，幾乎就與歷史無關了。
歷代大作家，如韓愈、柳宗元所寫的，名為傳而實際是寓言的作品，唐宋傳奇中的，名為傳實際是小說的作品，都是文學作品，作者主觀成分多，都不能當作歷史傳記來看。
古人著書立說，有時稱做「刪定」或「筆削」。就是憑作者識見，在龐雜叢蕪的材料中，做大量的去偽存真的工作。文學家不適宜修史，因為賣弄文才，添枝加葉，有悖於刪削之道，能使歷史失實。
1981年3月25日[1]
作者簡介
孫犁（1913年5月11日—2002年7月11日），原名孫振海，後更名孫樹勛，筆名有孫犁、力編、縱耕、余而立、土豹、原平、林冬苹、林冬平、芸夫、孫芸夫、耕堂、芸齋、姜化、庸廬、時限等，河北安平人，是一位中國現當代小說家、散文家。1927年開始文學創作。早年曾當過機關職員、小學教員。中國現代作家、散文家，「荷花澱派」的創始人，歷任天津日報社副刊科副科長、報社編委，中國作協天津分會主席，中國作協第四屆顧問，第五、六屆名譽副主席，中國文聯榮譽委員。1940年代發表的文集《白洋淀紀事》是其代表作。1950年代又發表了《鐵木前傳》、《風雲初記》等作品。2002年7月11日晨六點病逝於天津，終年89歲。[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