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笑相傾國便亡.何勞荊棘始堪傷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一笑相傾國便亡.何勞荊棘始堪傷出自唐代李商隱的《[[[北齊二首]]》[1]
一笑相傾國便亡，何勞荊棘始堪傷。
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
巧笑知堪敵萬幾，傾城最在著戎衣。
晉陽已陷休回顧，更請君王獵一圍。
譯文及注釋
譯文
君主一旦為美色所迷，便種下亡國禍根，用不着到宮殿長滿荊棘才開始悲傷。
擁有玉體的小憐進御服侍後主的夜晚，北周軍隊進占晉陽的戰報已被傳出。
哪知甜甜的笑足以抵過君主日理萬機，身穿戎裝的馮淑妃在後主看來最是美麗。
晉陽已被攻陷遠遠拋在了後主腦後，馮淑妃請求後主再重新圍獵一次。
注釋
「一笑」句：《漢書·外戚傳》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此處「一笑相傾」之「傾」為傾倒、傾心之意，謂君主一旦為美色所迷，便種下亡國禍根。
「何勞」句：晉時索靖有先識遠量，預見天下將亂，曾指着洛陽宮門的銅駝嘆道：「會見汝在荊棘中耳！」
小憐：即馮淑妃，北齊後主高緯寵妃。玉體橫陳：指小憐進御。
「已報」句：《北齊書》載：武平七年，北周在晉州大敗齊師，次年周師攻人晉陽（今山西太原）。此事與小憐進御時間相距甚遠，此剪綴一處為極言色荒之禍。
巧笑：《詩·衛風·碩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萬幾：即萬機，君王紛雜政務。
「晉陽」二句：《北史·后妃傳》載：「周師取平陽，帝獵於三堆。晉州告急，帝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從之。」所陷者系晉州平陽，非晉陽，作者一時誤記。更殺一圍，再圍獵一次。
創作背景
唐武宗後期喜畋獵，寵女色，史載武宗王才人善歌舞，每畋苑中，才人必從，「袍而騎，佼服光侈」。與詩中「着戎衣」、「獵一圍」有相似之處。武宗固非高緯一流的「無愁天子」，但詩人從關心國家命運出發，借北齊亡國事預作警戒，創造了這組詩。
賞析
這兩首詩是通過諷刺北齊後主高緯寵幸馮淑妃這一荒淫亡國的史實，以借古鑒今的。兩首詩在藝術表現手法上有兩個共同的特點：
一、議論附麗於形象。既是詠史，便離不開議論。然而好的詩篇總是以具體形象感人，而不是用抽象的道理教訓讀者。議論不脫離生動的形象，是這兩首詩共同的優點。[2]
第一首前兩句是以議論發端。「一笑」句暗用周幽王寵褒姒而亡國的故事，諷刺「無愁天子」高緯荒淫的生活。「荊棘」句引晉朝索靖預見西晉將亡的典故，照應國亡之意。這兩句意思一氣蟬聯，謂荒淫即亡國取敗的先兆。雖每句各用一典故，卻不見用事痕跡，全在於意脈不斷，可謂巧於用典。但如果只此而已，仍屬老生常談。後兩句撇開議論而展示形象畫面。第三句描繪馮淑妃進御之夕「花容自獻，玉體橫陳」，是一幅穢艷的春宮圖，與「一笑相傾」句映帶；第四句寫北齊亡國情景。公元577年，北周武帝攻破晉陽，向齊都鄴城進軍，高緯出逃被俘，北齊遂滅。此句又與「荊棘」映帶。兩句實際上具體形象地再現了前兩句的內容。淑妃進御與周師攻陷晉陽，相隔尚有時日。「已報」兩字把兩件事扯到一時，是着眼於荒淫失政與亡國的必然聯繫，運用「超前誇張」的修辭格，更能發人深省。這便是議論附麗於形象，通過特殊表現一般，是符合形象思維的規律的。
如果說第一首是議論與形象互用，那麼第二首的議論則完全融於形象，或者說議論見之於形象了。「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詩經》中形容美女嫵媚表情。「巧笑」與「萬機」，一女與天下，輕重關係本來一目了然。說「巧笑」堪敵「萬機」，是運用反語來諷刺高緯的昏昧。「知」實為哪知，意味尤見辛辣。如說「一笑相傾國便亡」是熱罵，此句便是冷嘲，不議論的議論。高緯與淑妃尋歡作樂的方式之一是畋獵，在高緯眼中，換着出獵武裝的淑妃風姿尤為迷人，所以說「傾城最在著戎衣」。這句仍是反語，有潛台詞在。古來許多巾幗英雄，其颯爽英姿，確乎給人很美的感覺。但淑妃身著戎衣的舉動，不是為天下，而是輕天下。高緯迷戀的不是英武之姿而是忸怩之態。他們逢場作戲，穿著戎衣而把強大的敵國忘記在九霄雲外。據《北齊書》載，高緯聽信淑妃之言，在自身即將成為敵軍獵獲物的情況下，仍不忘追歡逐樂，還要再獵一圍。三、四句就這樣以模擬口氣，將帝、妃死不覺悟的昏庸性格刻畫得入木三分。儘管不著議論，但通過具體形象的描繪及反語的運用，即將議論融入形象之中。批判意味仍十分強烈。
二、強烈的對比色彩。在形象畫面之間運用強烈對比色彩，使作者有意指出的對象的特點更強調突出，引人注目，從而獲得含蓄有力的表現效果，是這兩首詩的又一顯著特點。
第一首三、四兩句把一個極艷極褻的鏡頭和一個極危急險惡的鏡頭組接在一起，對比色彩強烈，產生了驚心動魄的效果。單從「小憐玉體橫陳」的畫面，也可見高緯生活之荒淫，然而，如果它不和那個關係危急存亡的「周歸入晉陽」的畫面組接，就難以產生那種「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的驚險效果，就會顯得十分平庸，藝術說服力將大為削弱。第二首三、四句則把「晉陽已陷」的時局，與「更請君王獵一圍」的荒唐行徑作對比。一面是十萬火急，形勢嚴峻；一面卻是視若無睹，圍獵興濃。兩種畫面對照出現，令旁觀者為之心寒，從而有力地表明當事者處境的可笑可悲，不着一字而含蓄有力。這種手法的運用，也是詩人巧於構思的具體表現之一。[3]
作者李商隱
李商隱（約813年-約858年），字義山，號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詩人，祖籍河內（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陽，出生於鄭州滎陽。他擅長詩歌寫作，駢文文學價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詩人之一，和杜牧合稱「小李杜」，與溫庭筠合稱為「溫李」，因詩文與同時期的段成式、溫庭筠風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裡排行第十六，故並稱為「三十六體」。其詩構思新奇，風格穠麗，尤其是一些愛情詩和無題詩寫得纏綿悱惻，優美動人，廣為傳誦。但部分詩歌過於隱晦迷離，難於索解，至有「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之說。因處於牛李黨爭的夾縫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後葬於家鄉沁陽（今河南焦作市沁陽與博愛縣交界之處）。作品收錄為《李義山詩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