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疫難，我們該記下的(水兵)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一場疫難，我們該記下的》是中國當代作家水兵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一場疫難，我們該記下的
萬世間，該來的總要來，該去的終將去。像春夏秋冬，不因你的頌揚歌唱而永駐，也不因你的咒罵蔑視而消失。高天有雲雨，大河萬古流，再龐大的機器和意志，在宇宙天地間也是微乎其微的；你可能有能力摧毀地球數次，可你能毀滅太陽宇宙嗎，這大概也算常識。
疫情還在地球上蔓延，甚至呈洶湧之勢；連霸道的美國和狂盪的特普朗也無能為力。中國疫情在千劫萬難中，因無數生命的悽然代價，舉國的艱難之力，終於遏制了這個狂魔，迎來了春天的花朵。而那被遮蔽的一段春天，成為一個個撕心裂肺的故事和某種隱喻，比如疫情文學。
這場疫難，有的在拚命，有的在幫閒，有的在哀嚎，有的在暗笑，真悲憫或假慈悲，真血汗或假眼淚，真相或虛假，紛紛亮相。一場疫情就是一面照妖鏡，各色人等，各色人像，各色聲音，各種事件，一切像退潮的海灘，慢慢獻出真原樣。
疫情文學，向死而生，像雪花，一夜漫天飛舞，鋪滿天地。有大作家們的，像王蒙、閻連科、賈平凹、方方、池莉乃至作協的官員鐵凝都撰文發聲。我居住的小城，雖不是疫情的中心，卻是文學的名場。似乎剎那間，疫情作品像春天的小草鋪滿媒體，從官方報刊，民間小報，自媒體、融媒體，可說是遍地花開，無空無邊。一個公眾號，一個小平台，已組織「抗疫作品之九十七」，幾乎天天推送，每次若按五篇計，就有近500篇之多，按此略作統算，這個小城，連帶戲曲、音樂、書畫、攝影等等，作品應以萬件以上。牛毛般的「作品」，驚人的情感、「愛」的淚水，如能化作江水，應該有長江的一個大支流吧，洶湧地能把人淹沒。可那些在醫院、方艙、火神山、雷神山整天整夜奔於疲命的鐘南山、李蘭娟、李文亮們，那些默默無聞汗水浸透衣背的成千上萬的護士們，那些在病床上呼吸困難、呻吟難受的病人們，他們有空看嗎。
你遠在疫情之外，遠在悲傷重壓之外，坐在自家的花棚下，茶室中，溫床上，翻着微信，看着電視，品着茗茶，用方寸的屏幕畫出無病的呻吟，無良的虛妄、臆想，再插上吸眼的美圖點向四方，讓濫情假意像瘟疫一樣無孔不入地推向大家的時候，難道不覺得無恥可恨嗎？！你了解武漢嗎，你走進疫情重壓下人們崩潰的內心嗎，你感受到他們的痛苦絕望無助無奈嗎……無知的吟唱猶如傷口撒鹽，沽名釣譽的虛假就像軟刀子在心上劃割，讓先人驚天地泣鬼神造出的文字，只用作麻木的煽情，無情的掠奪，刷刷存在感和虛榮的顯擺；更為了博取眾多的眼球和點擊，獲得那點可憐的打劫打賞；面向生死，面向苦難，用一個識字人虛假的文字遮蔽真理思想，無疑於謀財害命，無恥如流氓，連墮落都不配。
各種爛文浩蕩，麻醉心靈所向。這真是春天有病的罪過，溫暖的陽光引出蒼蠅蟲豸的復甦，病毒的肆虐猖狂。
著名作家閻連科說：「我一向懷疑今天的文學有人們說的那種大意義。在文學淡遠與疫劫切近的激盪處，我們再一次感受到了文學面對洶湧襲來的浩劫的無力與無助。它既不能變為口罩被送到疫區去，也不會真正成為醫用的一套防護服。需要食飲時，它不是牛奶和麵包；需要蔬菜時，它不是蘿蔔、白菜和青芹。甚至人們在不安的恐慌、焦慮中，它也不能成為一支一管的安慰劑。」
但疫情災難不是不要文學和聲音。它需要真心的撫慰，善良的憫恤，正義的吶喊，真誠的記錄；它需要實情實話，像方方的日記，李文良的哨音，艾芬醫生的訪談，心對心的疏導。
閻連科還寫道：為什麼中國的部分官方媒體和幾乎全部有思考的民間聲音里，都不約而同地把封城的武漢稱為「奧斯維辛」呢？為什麼總是要把奧斯維辛和「詩」聯繫在一起？因為武漢和新冠肺炎已經成為隱喻了。因為在這場突如其來的劫難里，中國社會再次體會了包容異音的重要性。也再次用生死去證明，在奧斯維辛中能寫詩時還是要寫詩。因為這時的詩，它不是詩，它是異音、傳遞和活着。如果當年在奧斯維辛中還有人能寫詩，並將那詩傳出來，那麼奧斯維辛就不會持續那麼久，不會有那麼多無辜的生命螻蟻般被法西斯踩在腳下還要被擰着的腳掌走過去。
戰爭中如果沒有以真為命的戰地記者在，那是真正的愚蠢和可怕。
這才是疫情文字，文字的聲音，文學的力量。
]好在，春天來了。黃河春風吹岸，冰河全開，滾滾東去，大浪淘沙；大江春潮湧動，浩浩湯湯，清流澎湃，花香四溢，熏滅空虛的的嚶嚶小唱，驅趕着搖尾乞憐的小文丑像。
黃河又綠，春江水暖，天空高潔，大地如畫。
大疫已被截斷，一切生機無限。
那些正在康復的患者已解去心頭壓力，抬頭窗外春天的爛漫;而那些逝去的，因為清明的到來，也將回到安息的天堂。
解放的鴿哨在清晨的天空划過，清醒的哨音還在死亡的煙囪上迴響。
重返春天，作為經歷這場疫情的生死過來者，我們也是悲哀的其中。這個春天，這場疫情，如果我們僅僅只是一次經歷和匆匆過客，只是看到草又返青花又開放，也許是更大的悲哀。
春天會再來，疫情，難道不會再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