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鄉蘇維埃主席(李力)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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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鄉蘇維埃主席》是中國當代作家李力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一個鄉蘇維埃主席
1933年1月紅軍進入旺蒼，6月旺蒼全境解放，7月4日，紅四方面軍總部在旺蒼老城清江書院召開了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川陝省廣元縣蘇維埃政府，統轄先後成立的鄉、村蘇維埃，據旺蒼黨史資料記載，從1933年1月到1935年3月紅四方面軍在旺蒼縣境內共計建立縣級蘇維埃2個，市鎮蘇維埃2個，區蘇維埃14個、鄉蘇維埃79個、村級蘇維埃300餘個。鄉、村蘇維埃主席都是由當地老百姓民選的，群眾基礎紮實，工作積極性高，很快川陝蘇區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運動如火如荼地進行起來，川陝蘇區後期指揮中心的根基變得更為牢固和堅實。
這期間，湧現了一大批忠實於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革命的基層鄉、村蘇維埃主席，這些人中，我見到過一位鄉蘇維埃政府主席，聽到過他的講話。他叫肖映周——廣元縣蘇維埃一區二鄉（厚壩）蘇維埃政府主席。
那是我讀小學的時候，文革前夕，學校請貧協主席講紅軍在旺蒼的故事。他坐在主席台上，六十來歲，高高的個子，魁梧的身軀，穿着深藍色的長布衫，三角形的臉刀砍斧削一般、線條流暢，眼角額頭爬滿了皺紋，下頜的鬍鬚濃密，有一尺長，黑黑的。一雙眼睛像深潭一樣幽幽地放着光，頭上纏着一根黑色的頭巾。校長坐在他的旁邊，瘦瘦的，個子比他矮一截。校長介紹，他就是肖映周，紅軍在旺蒼時厚壩鄉的蘇維埃主席，現在是貧協主席，協助我們管理學校，請肖大爺給我們講話。他「吭」、「吭」地咳了兩聲，笑眯眯地說開了：「你們這些娃娃享福啊，我像你們這麼大，上什麼學堂，讀什麼書？天還沒亮就跟着師傅學打鐵，一天兩頓野菜湯，肚子餓得咕咕叫，那個苦啊，沒法說。」他的聲音略帶沙啞卻越來越大，這麼多年過去了，我的印象還那樣深刻。「1933年初紅軍從大黑灘過來，打田頌堯，要過厚壩河，田頌堯的軍隊一個旅，機槍鋼炮守衛在河的西岸，紅軍強渡，死了很多人，血染紅了河水，幾天都過不了河。沒辦法，只有智取。紅軍找人帶路，哪個敢去？保甲團知道是要砍腦殼的。我曉得了，自告奮勇去帶路，十幾個人跟着我。我帶領紅軍趁着月黑風高從厚壩河的上游摸過了河，沿着羊腸小道走了十多里，悄悄咪咪上了新廟嶺，來到敵人的指揮部前殺死了哨兵，敵人沒有發覺，指揮部的人還在廟子裡的床上做着夢，十幾個紅軍一陣風似的衝進去，端起機槍就打、扯開手榴彈就甩，炸得敵人人仰馬翻，打得敵人鬼哭狼嚎，喊爹叫娘。我們高聲吼着繳槍不殺。敵人也不知來了多少紅軍，一個軍官提起褲子就跑，其他的人也跟着跑，連夜向普子嶺逃走了。打垮了敵軍大部隊過了河，取得了戰鬥的勝利。」說着說着，他就站起來挽起左邊的衣袖，露出左臂，右手指着一個乒乓球大小發紫的傷疤對着我們說，「這就是在新廟嶺被敵人的一顆子彈打的，我的命大，不該死。旺蒼壩解放了，成立蘇維埃，我要當紅軍，跟着紅軍走，我沒走還活着，我們後壩場跟着紅軍走的150多個青壯漢子一個都沒有回來，也不知在哪裡犧牲了成了烈士。我忘不了他們，你們也記着他們，沒有他們的犧牲，就沒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沒有窮人的天下。那時，貧苦農民硬要選我當鄉蘇維埃主席，部隊一個首長也要我當主席，沒辦法我就當了主席，沒有當成紅軍。政府就安在財神廟裡，就是你們現在這所讀書的學校。我們分田地，鬥地主，搞建設，沒有白天沒有黑夜地干工作。」
「那時窮啊！世道亂。」他抿一口水杯，摸摸鬍鬚又接着說，「蘇維埃政府剛成立，地主土匪搞破壞，啥都缺，部隊傷員多，又沒有藥，吃飯少鹽，穿衣缺布，厚壩場產煤，下河缺煤，河裡的航道又停了，兵荒馬亂賣不出去，區蘇維埃主席急得團團轉。我們發動貧僱農想辦法，組織100多人的民工隊伍疏通厚壩河航道，寒冬臘月，一下水冷得刺骨，全身打冷戰，我弄來幾壇燒酒，實在冷得不行了就讓大家喝一口，我們用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硬是靠鋼釺和二錘，疏通了葡萄石到恩陽河的航道，穿過了幾十個亂石險灘，使數十條燕尾船暢通無阻地過恩陽，經南部到南充，用厚壩的煤炭、鼎鍋、山貨為紅軍和蘇維埃根據地換回鹽巴、百貨、醫藥等物資。」
厚壩的興盛源於清末，其採煤、煉鐵、鑄鍋、煉鋼等工業在川北小有名氣，被稱為「煤鐵之鄉」。後壩河一年四季船來客往交通便利，常年航行於河上的木船上百隻，後壩場的集市因此而繁榮，一里長的小街沿河而建，兩旁居住着百來戶人家，客棧、酒店、飯館、茶鋪一應俱全，一到三、六、九的趕場天，街上人流更是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四鄰八鄉的百姓在這裡賣了山雞野味、木耳黃花，又買了油鹽醬醋，火柴煤油以及一家的所需之用放在空了的背篼里，遇着親戚朋友就放下背篼站在街沿邊嘮兩句家常，如果餘興未盡便相擁而行到酒館裡去，二兩燒酒一抿就到日落西山牛羊歸圈的時候了，然後收拾好東西，相互道別，打着火把沿着小路唱着山歌一路回家。陝西省的南鄭、寧強縣，東面的南江、巴中，南面的蒼溪、閬中、南部、南充，東面的劍閣、廣元等川北諸縣的販夫走卒也大都雲集於此，販鐵賣煤之餘尋花問柳、抽煙打牌這裡也是一個好的去處。「紅軍到了，後壩場炸開了鍋，謠言四起，說張國燾的軍隊只要聽說誰是有錢人問也不問抓住就殺，有錢人嚇慌了，跑的跑、躲的躲。」他繼續講，「店鋪關了門，煤窯停了業，河裡的木船也不見了影子。我見過紅軍，曉得他們是好人，不殺不搶窮人，專門為勞苦大眾謀利益的。我與紅軍宣傳隊的隊員們一起到場口宣傳，說順口溜打快板，張貼布告，挨家挨戶上門講解紅軍的《告工農貧苦群眾書》，貧苦窮人、煤老二、船拐子很快地信了紅軍，與我們積極分子一起，恢復了生產，一兩天後，店鋪開了門，煤窯，鍋廠復了工。」
1933年的2月紅四方面軍的獨立師來到厚壩場，師部就安置在場上的關帝廟內，直到五月才從後壩場撤離，近千人的吃、穿、用都在後壩場採購。師長任瑋章在這裡安排人到廣元與國民黨29軍4師師長王銘章談判，要求紅軍與國軍互不侵犯，並帶去紅四方面軍總政委陳昌浩致王銘章的信，同時，在後壩場任瑋章還接待了他的同學，川軍總指揮楊森派來的同紅四方面軍談判的代表范明德，收編了川軍徐耀明團為獨立團，土匪袁剛部屬百來餘人。肖映周在這個時候不分白天黑夜地組織生產，為紅軍打造長矛鋼刀，安排人員為部隊供給糧食、採買物品。部隊離開時還帶上他的堂弟二娃子當了紅軍，解放後經組織認定，也在長征途中失蹤了，名字記載在旺蒼縣黨史資料烈士名單里。
肖大爺的家就在學校後面田坎上，很近。班主任老師一次帶領我們到他的家裡去吃憶苦思甜飯，進了門就見灶頭上一口大鐵鍋里，煮了小半鍋黑乎乎的東西，就是給我們準備的。我們四五個學生圍着一張舊的木方桌坐下來。肖大爺的妻子——肖婆婆給我們一人舀了一小碗，我吃了一口，苦茵茵的，也沒有油和鹽的味道，實在咽不下去，無奈老師在場，也只有硬着頭皮一點點地吃，家在農村的一個同學悄悄對我說這是紅苕藤子和車前子混在一起煮的，給豬吃的。吃完憶苦飯後，班主任老師說，請肖大爺給我們講。肖大爺和老師坐在我們旁邊的木凳子上，只見他長長地吸了一口煙，然後，把手裡的三尺長的旱煙杆子的煙鍋子裡的旱煙灰抖落乾淨，斜靠在凳子邊放下才說：「你們小同學今天來，我們家裡花了半天時間，全選好的和嫩的紅苕藤子、車前子，然後細細地摘了，淘乾淨，才慢慢煮熟，等你們來。這個東西不好吃，是豬吃的，可是解放前窮人經常吃。你們不要忘記過去的苦。丙子丁丑年，天干地旱，顆粒無收，地主還要強迫交租，哪裡還有租交？連野菜都吃不上，哪裡還有紅苕藤子吃？窮人只有四處逃荒，討口要飯，那一年厚壩鄉餓死了上百人。就是平常年景，窮人沒有地，租地主的地種，交了租後，糧食也剩不了幾顆，一年中還是有個把月要吃野菜。紅軍來了後，我們成立了蘇維埃，打倒土豪，分了田地才過上了幾天好日子。」他停了下來，半天也沒有說話，好像想起了過去的那段艱苦歲月。班主任老師便叫我們唱起了「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世世代代不忘本，永遠跟黨鬧革命——」的歌。
厚壩鄉成百上千畝的土地，就是肖大爺帶領鄉蘇維埃一尺一尺丈量出來分給窮人種的，收穫的糧食留下足夠吃的，又帶頭交給縣蘇維埃，供給紅軍部隊。1935年4月中旬紅軍離開旺蒼後，敵人又占領了旺蒼，占領了厚壩鄉，肖大爺在地主的一次反攻倒算中差點喪了命，丟了腦殼，幸虧鄉里鄉親提前報了信，又有開明鄉紳暗中斡旋，才躲過了這一劫。從此，他隱姓埋名，打鐵為生，顛沛流離，直到了解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