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彷徨》》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寂寞新文苑， 平安舊戰場。 兩間餘一卒②， 荷戟獨彷徨。 【注釋】 ①本詩系魯迅1933年3月2日應日本友人山縣初男索取小說集《彷徨》並要求題詩而作，後收入《集外集》。獨彷徨魯迅日記作
原文
寂寞新文苑，
平安舊戰場。
兩間餘一卒②，
荷戟獨彷徨。
注釋
①本詩系魯迅1933年3月2日應日本友人山縣初男索取小說集《彷徨》並要求題詩而作，後收入《集外集》。「獨彷徨」魯迅日記作「尚彷徨」。
②兩間： 原指天地之間，這裡含分野之意。
如果在博物館陳列出一個荷戟彷徨的戰士形象，那是多麼地不可思議!可是魯迅曾確有過這樣一幅自畫像。
賞析
「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詩的頭兩句寫的是1926年以前一段時間文壇的情況。對此，魯迅後來作過這樣的追述：「北京雖然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但自從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們，風流雲散以來，一九二0至二二這三年間，倒顯着寂寞荒涼的古戰場的情景。」詩中以對偶句式出之，一新一舊，對比鮮明，既點明時間，又道出情狀;不勝今昔的感慨，自在言外。
「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兩間」，這裡指從革命營壘中所分化出來的左翼和右翼，前進和倒退，戰鬥與 「平和」兩個方面，就像他在《〈自選集〉 自序》里所說的那樣：「後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夥伴還是會這麼變化，並且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戰鬥的意氣卻冷得不少。新的戰友在那裡呢?我想，這是很不好的。」由於文化環境的這些重大變化，加以家庭內部與周作人決裂所帶來的精神苦悶，形成了一般的研究者所稱的「彷徨時期」。一個「獨」字，真實地體現了一名「精神界之戰士」 的戰鬥的自主性和艱苦性。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十年以後，已經找到的 「新的戰友」 又如何呢? 「新文苑」依然「寂寞」，並不改「舊戰場」的 「平安」景象。1933年至1934年間，魯迅寫給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就經常提到上海「寂寞」之類的話，至於文藝界的成績，他則說：「近來我真覺得文藝界會變成白地」;「你說文化團體，都在停滯……一點不錯」;「近幾年，我覺得還是在外圍的人們里，出幾個新作家，有一些新鮮的成績，一到裡面去，即醬在無聊的糾紛中，無聲無息」。著名講演《上海文藝之一瞥》，很可以看出魯迅對「新文苑」的評價。不要說一些文學青年「稀奇古怪」「三翻四復」，就在「左聯」內部，也有不少人變成逃兵，變成叛徒，變成內奸，變成高貴的「懺悔者」。對於這場新的更為複雜的內部分化，魯迅總結道：「其實，左聯開始的基礎就不大好……壓迫來了，就逃走了一批。這還不算壞，有的竟至於反而賣消息去了」;「叭兒之類，是不足懼，最可怕的確是口是心非的所謂 『戰友』」。由於背腹受敵，「防不勝防」，魯迅不得不持 「戟」 在 「兩間」「橫站」 着作戰。
到了上海以後，魯迅在政治上表現得更加激進，處在與「權勢者」作鬥爭的前列。為此，處境也更為艱險。政府方面，以「墮落」為名，對他實行通緝，十年之間，生活在半地下狀態，且先後有過三次短暫的逃亡。這時，應該說，整段的「彷徨」期是過去了，但孤獨與寂寞卻時時襲來，他這樣表白：「有時會使我感到寂寞」;「我的確常常感到焦煩，而又常常有 『獨戰』 的悲哀」;「子彈從背後來，真是令人悲憤，我想玩他一年了」;「我以為這境遇是可怕的。……連自己也覺得近來還是『冷』 的時候多了」;「只是現在卻因為年紀漸大，精力就衰，世故也愈深，所以漸在迴避了」。他多次書寫過明人項聖謨的一首詩贈人，詩云：「風號大樹中天立，日薄滄溟四海孤。杖策且隨時旦暮，不堪回首望菰蒲。」分明是一種獨立蒼茫、彷徨無主的意境。
由此看來，本詩除了總結以往「彷徨時期」的苦難的歷程以外，還藉以表現即時的思想動態和感情傾向。正如同時寫作《吶喊》的題詩一樣，詩中那種「積毀可銷骨」的情形和「空留紙上聲」的感喟，也都不是當年創作 《吶喊》 的時候所有的。
許壽裳作詩悼魯迅，有句云：「生前孤劍獨衝鋒」。無論「獨衝鋒」或是本詩的 「獨彷徨」，其「獨」則一。合起來，兩者正好構成魯迅「因絕望而反抗」的一生的全副。「彷徨」這孤獨體驗緊跟隨着這位哲人戰士，如影隨形。他的孤獨感，不單是形而上的產物，所謂「塵海蒼茫沉百感」也一樣有着塵世的創傷，而又無時不與挺拔獨立，衝鋒陷陣的意志結合在一起。[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