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激烈」》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談「激烈」》是魯迅寫的一篇文章。
原文
帶了書籍雜誌過「香江」，有被視為「危險文字」而嘗「鐵窗斧鉞風味」之險，我在《略談香港》里已經說過了。但因為不知道怎樣的是「危險文字」，所以時常耿耿於心。為什麼呢?倒也並非如上海保安會所言，怕「中國元氣太損」，乃是自私自利，怕自己也許要經過香港，須得留神些。
今年似乎是青年特別容易死掉的年頭。「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這裡以為平常的，那邊就算過激，滾油煎指頭。今天正是正當的，明天就變犯罪，藤條打屁股。倘是年青人，初從鄉間來，一定要被煎得莫明其妙，以為現在是時行這樣的制度了罷。至於我呢，前年已經四十五歲了，而且早已「身心交病」，似乎無須這麼寶貴生命，思患豫防。但這是別人的意見，若夫我自己，還是不願意吃苦的。敢乞「新時代的青年」們鑒原為幸。
所以，留神而又留神。果然，「天助自助者」，今天竟在《循環日報》上遇到一點參考資料了。事情是一個廣州執信學校的學生，路過(!)香港，「在尖沙嘴碼頭，被一五七號華差截搜行李，在其木槓(謹案：箱也)之內，搜獲激烈文字書籍七本。計開： 執信學校印行之《宣傳大綱》六本，又《侵奪中國史》一本。此種激烈文字，業經華民署翻譯員擇譯完竣，昨日午乃解由連司提訊，控以懷有激烈文字書籍之罪。……」抄報太麻煩，說個大略罷，是：「擇譯」時期，押銀五百元出外;後來因為被告供稱書系朋友托帶，所以「姑判從輕罰銀二十五元，書籍沒收焚毀」 雲。
執信學校是廣州的平正的學校，既是「清黨」之後，則《宣傳大綱》不外三民主義可知，但一到「尖沙嘴」，可就「激烈」 了;可怕。惟獨對於友邦，竟敢用 「侵奪」字樣，則確也未免「激烈」一點，因為忘了他們正在替我們「保存國粹」之恩故也。但「侵奪」上也許還有字，記者不敢寫出來。
我曾經提起過幾回元朝，今夜思之，還不很確。元朝之於中文書籍，未嘗如此留心。這一著倒要推清朝做模範。他不但興過幾回 「文字獄」，大殺叛徒，且於宋朝人所做的「激烈文字」，也曾細心加以刪改。同胞之熱心「復古」及友邦之贊助「復古」者，似當奉為師法者也。
清朝人改宋人書，我曾經舉出過《茅亭客話》。但這書在《琳琅秘室叢書》里，現在時價每部要四十元，倘非小闊人，那能得之哉?近來卻另有一部了，是商務印書館印的《雞肋編》，宋莊季裕著，每本只要五角，我們可以看見清朝的文瀾閣本和元鈔本有如何不同。今摘數條如下：
「燕地……女子……冬月以栝蔞塗面，……至春暖方滌去，久不為風日所侵，故潔白如玉也。今使中國婦女，盡污於殊俗，漢唐和親之計，蓋未為屈也。」(清人將「今使中國」以下二十二字，改作「其異於南方如此」 七字。)
「自古兵亂，郡邑被焚毀者有之，雖盜賊殘暴，必賴室廬以處，故須有存者。靖康之後，金虜侵凌中國，露居異俗，凡所經過，盡皆焚燹。如曲阜先聖舊宅，自魯共王之後，但有增葺。莽卓巢溫之徒，猶假崇儒，未嘗敢犯。至金寇，遂為煙塵。指其像而詬曰『爾是言夷狄之有君者!』 中原之禍，自書契以來，未之有也。」(清朝的改本，可大不同了，是「孔子宅在今僊源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今其遺址，不復可見。而先聖舊宅，近日亦遭兵燹之厄，可嘆也夫。」)
抄書也太麻煩，還是不抄下去了。但我們看第二條，就很可以悟出上海保安會所切望的「循規蹈距」之道。即： 原文帶些憤激，是「激烈」，改本不過「可嘆也夫」，是「循規蹈距」的。何以故呢?憤激便有揭竿而起的可能，而「可嘆也夫」則瘟頭瘟腦，即使全國一同嘆氣，其結果也不過是嘆氣，於「治安」毫無妨礙的。
但我還要給青年們一個警告： 勿以為我們以後只做「可嘆也夫」的文章，便可以安全了。新例我還未研究好，單看清朝的老例，則准其嘆氣，乃是對於古人的優待，不適用於今人的。因為奴才都嘆氣，雖無大害，主人看了究竟不舒服。必須要如羅素所稱讚的杭州的轎夫一樣，常是笑嘻嘻。
但我還要給自己解釋幾句：我雖然對於「笑嘻嘻」仿佛有點微詞，但我並非意在鼓吹「階級鬥爭」，因為我知道我的這一篇，杭州轎夫是不會看見的。況且「討赤」諸君子，都不肯笑嘻嘻的去抬轎，足見以抬轎為苦境，也不獨「亂黨」為然。而況我的議論，其實也不過「可嘆也夫」乎哉!
現在的書籍往往「激烈」，古人的書籍也不免有違礙之處。那麼，為中國「保存國粹」者，怎麼辦呢?我還不大明白。僅知道澳門是正在「征詩」，共收卷七千八百五十六本，經「江霞公太史(孔殷)評閱」，取錄二百名。第一名的詩是：
南中多樂日高會○○○ 良時厚意願得常○○○
陵松萬章發文彩○○○ 百年貴壽齊輝光○○○
這是從香港報上照抄下來的，一連三圈，也原本如此，我想大概是密圈之意。這詩大約還有一種「格」，如「嵌字格」之類，但我是外行，只好不談。所給我益處的，是我居然從此悟出了將來的「國粹」，當以詩詞駢文為正宗。史學等等，恐怕未必發達。即要研究，也必先由老師宿儒，先加一番改定工夫。唯獨詩詞駢文，可以少有流弊。故駢文入神的饒漢祥一死，日本人也不禁為之慨嘆，而 「狂徒」 又須挨罵了。
日本人拜服駢文於北京，「金制軍」「整理國故」於香港，其愛護中國，恐其淪亡，可謂至矣。然而裁厘加稅，大家都不贊成者何哉?蓋厘金乃國粹，而關稅非國粹也。「可嘆也夫」!
今是中秋，璧月澄澈，嘆氣既完，還不想睡。重吟「征詩」，莫名其妙，稿有餘紙，因錄「江霞公太史」評語，俾讀者咸知好處，但圈點是我僭加的——
「以謝啟為題，寥寥二十八字。既用古詩十九首中字，復嵌全限內字。首二句是賦，三句是興，末句是興而比。步驟井然，舉重若輕，絕不吃力。虛室生白，吉祥止止。洵屬巧中生巧，難上加難。至其胎息之高古，意義之純粹，格調之老蒼，非寢饋漢魏古詩有年，未易臻斯境界。」
九月十一日，廣州。
注釋和賞析
【析】 1927年2月間，魯迅曾應邀到香港講演了三天。當時，與廣州僅一水之隔的殖民地香港，風聲鶴唳，怪事百出。但面對着大革命風暴翻卷的策源地，這些現象都不應該奇怪。魯迅也因此沒有下筆譏刺。然而沒隔多久，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逆風捲起，白色恐怖籠罩全國。魯迅悲憤之餘，發現國民黨反動派原來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不過是一路貨色，幾個月前香港之行的見聞與近日來報紙上所載的怪現象相續浮現眼前。他揮筆寫下好幾篇此類題材的文章，《談「激烈」》正是其中一篇。
文章以解釋「激烈」二字為線索，層層引向深入。先說內地十分平常的事，到香港動輒即被視為「過激」。這在大革命時代並不奇怪，可是到了寫這篇文章的九月，大陸上國民黨「清黨」已經很久，一位廣州學生路過香港時所帶的幾本學校印行的《宣傳大綱》，仍然被看作「激烈」文字!可知帝國主義對殖民地人民的防範之嚴。文章至此扯開了去，列舉兩條典型文字史料，說元朝統治者已對宋史作過刪改，清朝統治者仍不滿意，再加改削，非到一點「激烈」之味都聞不到才罷休。可知凡統治階級，都喜歡順民奴隸，古今中外，概莫能免。
本來，清朝統治者將「激烈」的調子刪為「可嘆」，使「有揭竿而起的可能」的「激烈」，全部變為 「瘟頭瘟腦」的嘆氣，已經「於 『治安』 毫無妨礙」——對統治者不足以構成威脅，已是相當老奸巨猾的統治手段了。可是今天的統治階級仍不舒服，要怎樣才成呢?「必須要如羅素所稱讚的杭州轎夫一樣，常是笑嘻嘻。」至於 「笑嘻嘻」的文章也有標本，那就是「保存國粹」的「澳門征詩」：一往技巧上鑽(什麼「首二句是賦，三句是興，末句是興而比」)，二是歌舞昇平，醉生夢死(什麼「南中多樂日高會」之類)。這樣，統治者們才會首肯放心。
不許「過激」——最多允許「嘆氣」——只能「笑嘻嘻」——最好是「整理國故」，這就是一條中國統治階級對「過激」的欽定看法的發展軌跡。他們也就是按這些看法來限制、壓迫、麻痹中國人民，力圖使中國人民變成奴隸加奴才的兩腳動物的。《談「激烈」》正是通過這樣對「激烈」含義的層層解剖，揭出了歷代統治者統治人民的惡毒用心和卑鄙手段。明看起來，文章的鋒芒是指向香港的殖民統治者，實際上也暗刺當時新上台的國民黨新軍閥。「今年(1927年)似乎是青年特別容易死掉的年頭」，「我還要給青年們一個警告：勿以為我們以後只做 『可嘆也夫』的文章，便可以安全了」等句子，都在影射着四·一二後的中國大地白色恐怖籠罩，國民黨新軍閥與帝國主義者、與提倡「保存國粹」的封建主義者都是一丘之貉。
《談「激烈」》層層推進，文筆搖曳，從半年前的香港之行談起，似乎談「風俗」，卻談政治;從本年前的「激烈」談到當時的「激烈」，又扯到宋、元、清朝歷史上的「激烈」，最後還大談澳門的「征詩」。彎來彎去，都圍繞着要揭穿統治階級的鬼蜮伎倆的目的。 明白了這點，就會感到作者行文的多姿多采。
這篇雜文將「刨壞種們的祖墳」和挖其「新碑」、也就是將歷史和現實結合起來，視界十分開闊。元朝刪宋朝的書，清朝又刪元朝的史，不許下民「過激」，可知統治階級一脈相承。而新的統治者更加「高明」，除了用警察、連司等國家機器壓迫「過激」之外，又用「整理國故」的 「征詩」之類手法將 「過激」化為 「吉祥」的歌頌。反動統治階級一代比一代兇殘狡猾，被統治的老百姓應該從中得到些什麼啟發呢?《談「激烈」》雖然沒有直接寫出，其答案已盡在不言之中。[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