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睜了眼看》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論睜了眼看》是魯迅寫的一篇雜文。 虛生先生所做的時事短評中，曾有一個這樣的題目：「我們應該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氣」(《猛進》十九期)(由一句短評，引出本文主要話題：「正眼看」，亦即題目之「睜了眼睛看」)。誠然，必須敢於正視，這才可望敢想，敢說，敢作，敢當(可見其在社會改進和發展中的重要性)。倘使並正視而不敢，此外還能成什麼氣候。然而，不幸這一種勇氣，是我們中國人最所缺乏的。
但現在我所想到的是別一方面——(盪開一筆，不再對其重要性進行展開論述，而是轉到阻礙其產生的文化和思想根源上加以剖析)
中國的文人，對於人生，——至少是對於社會現象，向來就多沒有正視的勇氣。我們的聖賢，本來早已教人「非禮勿視」的了;而這「禮」又非常之嚴，不但「正視」，連「平視」「斜視」也不許(點明根源，在於「封建禮教」)。現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體質，卻大半還是彎腰曲背，低眉順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馴良的百姓(描寫「文人」對於缺乏「正視的勇氣」所表現出的外在形態)，——至於說對外卻有大力量，乃是近一月來的新說，還不知道究竟是如何。
原文及解析
再回到「正視」問題去：先既不敢，後便不能，再後，就自然不視，不見了(點明「文人」缺乏「正視的勇氣」的發展趨勢和造成的後果)。一輛汽車壞了，停在馬路上，一群人圍着呆看，所得的結果是一團烏油油的東西。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會的缺陷所生的苦痛，雖不正視，卻要身受的(用「汽車」比喻「人生」和「社會」，汽車壞了若不是自己的車，大可以袖手旁觀看熱鬧，然而「人生」和「社會」的「壞」卻會讓生活在其中的每一個人感到「苦痛」)。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從他們的作品上看來，有些人確也早已感到不滿，可是一到快要顯露缺陷的危機一發之際，他們總即刻連說「並無其事」，同時便閉上了眼睛(點明「文人」在感到痛苦之後的反應：「文人」也是在這「壞」了的「人生」和「社會」中生活的一份子，加之更加「敏感」些，當更容易感到痛苦，然而讓人失望的是，他們最終還是「閉上了眼睛」)。這閉着的眼睛便看見一切圓滿，當前的苦痛不過是「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為(分析這些「文人」的自欺欺人的心態)。」於是無問題，無缺陷，無不平，也就無解決，無改革，無反抗(點明由此導致的社會影響)。因為凡事總要「團圓」，正無須我們焦躁;放心喝茶，睡覺大吉。再說費話，就有「不合時宜」之咎，免不了要受大學教授的糾正了(其實，當今社會何嘗不是如此，不過就是以前所謂「大學教授」現在都稱為「專家」了，以前的「糾正」現在改為「闢謠」了，由此可見魯迅文章遠沒有過時，在此評析也很有意義)。呸(表明作者強烈的厭惡鄙視的情感)!
我並未實驗過，但有時候想：倘將一位久蟄洞房的老太爺拋在夏天正午的烈日底下，或將不出閨門的千金小姐拖到曠野的黑夜裡，大概只好閉了眼睛，暫續他們殘存的舊夢，總算並沒有遇到暗或光，雖然已經是絕不相同的現實(用「老太爺」和「千金小姐」比喻「文人」缺乏「正視的勇氣」，揭露其荒謬和可笑性)。中國的文人也一樣，萬事閉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瞞和騙(點明其在「文化和歷史」等方面的表現形式和方法：瞞和騙，後文對此通過舉例進行了詳細的描述)。
中國婚姻方法的缺陷，才子佳人小說作家早就感到了，他於是使一個才子在壁上題詩，一個佳人便來和，由傾慕——現在就得稱戀愛——而至於有「終身之約」。但約定之後，也就有了難關。我們都知道，「私訂終身」在詩和戲曲或小說上尚不失為美談(自然只以與終於中狀元的男人私訂為限)，實際卻不容於天下的，仍然免不了要離異。明末的作家便閉上眼睛，並這一層也加以補救了，說是：才子及第，奉旨成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經這大帽子來一壓，便成了半個鉛錢也不值，問題也一點沒有了。假使有之，也只在才子的能否中狀元，而決不在婚姻制度的良否(此段點明「文人作家」在「古代婚姻制度缺陷」方面實施的「瞞和騙」的具體手段)。
(近來有人以為新詩人的做詩發表，是在出風頭，引異性;且遷怒於報章雜誌之濫登。殊不知即使無報，牆壁實「古已有之」，早做過發表機關了;據《封神演義》，紂王已曾在女媧廟壁上題詩，那起源實在非常之早。報章可以不取白話，或排斥小詩，牆壁卻拆不完，管不及的;倘一律刷成黑色，也還有破磁可劃，粉筆可書，真是窮於應付。做詩不刻木板，去藏之名山，卻要隨時發表，雖然很有流弊，但大概是難以杜絕的罷。)
解析
《紅樓夢》中的小悲劇，是社會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較的敢於實寫的，而那結果也並不壞。無論賈氏家業再振，蘭桂齊芳，即寶玉自己，也成了個披大紅猩猩氈斗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這樣闊斗篷的能有幾個，已經是「入聖超凡」無疑了。至於別的人們，則早在冊子裡一一註定，末路不過是一個歸結：是問題的結束，不是問題的開頭。讀者即小有不安，也終於奈何不得。然而後或續或改，非借屍還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當場團圓」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癮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騙局，還不甘心，定須閉眼胡說一通而後快。赫克爾(E.Haeckel)說過：人和人之差，有時比類人猿和原人之差還遠。我們將《紅樓夢》的續作者和原作一比較，就會承認這話大概是確實的(此段分析《紅樓夢》的作者用的「瞞和騙」的手段：一是原著雖然「比較的敢於實寫的」然仍然沒有完全暴露現實，比如寶玉「成了個披大紅猩猩氈斗篷的和尚」的結局比「現實」仍然好的多。二是續作者竟然連原著中在「冊子裡一一註定」的結局也要通過「或續或改」「借屍還魂」等手段改為「生旦當場團圓」的結局。)。
「作善降祥」的古訓(此段主要分析「作善降祥」中的「瞞和騙」的本質)，六朝人本已有些懷疑了，他們作墓誌，竟會說「積善不報，終自欺人」的話(說明當時還能暴露真實)。但後來的昏人，卻又瞞起來(後文舉兩個例子說明)。元劉信將三歲痴兒拋入蘸紙火盆，妄希福佑，是見於《元典章》的(現實情狀);劇本《小張屠焚兒救母》卻道是為母延命，命得延，兒亦不死了(經過「瞞和騙」的手段粉飾後的結局)。一女願侍痼疾之夫，《醒世恆言》中還說終於一同自殺的(現實情狀);後來改作的卻道是有蛇墜入藥罐里，丈夫服後便全愈了(經過「瞞和騙」的手段粉飾後的結局)。凡有缺陷，一經作者粉飾，後半便大抵改觀，使讀者落誣妄中，以為世間委實盡夠光明，誰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對此的分析評價，點明其造成的後果和影響)。
有時遇到彰明的史實(此段主要分析對「史實」所做的「瞞和騙」的手段)，瞞不下，如關羽岳飛的被殺，便只好別設騙局了。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岳飛;一是死後使他成神，如關羽(共舉兩例說明)。定命不可逃，成神的善報更滿人意，所以殺人者不足責，被殺者也不足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們各得其所，正不必別人來費力了(對此的分析評價，點明其造成的後果和影響)。
(以上五段為舉例說明「瞞和騙」的具體方法和手段，下一段對這種手段產生社會影響和後果進行剖析和總結。)
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對上文的概括)。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點明其思想本質)。一天一天的滿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墮落着，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點明其外在表現)。在事實上，亡國一次，即添加幾個殉難的忠臣，後來每不想光復舊物，而只去讚美那幾個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過之後，也每每不思懲凶，自衛，卻只顧歌詠那一群烈女。彷佛亡國遭劫的事，反而給中國人發揮「兩間正氣」的機會，增高價值，即在此一舉，應該一任其至，不足憂悲似的(點明其造成的災難性後果：不僅是導致「亡國」的根源，而且是社會發展和民族復興的嚴重「阻礙」)。自然，此上也無可為，因為我們已經借死人獲得最上的光榮了(對上述情況進行諷刺性的概括評價)。滬漢烈士的追悼會中，活的人們在一塊很可景仰的高大的木主下互相打罵，也就是和我們的先輩走着同一的路(舉當時一實例加以佐證)。
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此段從「文藝」和「國民精神」關係的角度，分析「瞞和騙」的危害性，倡導擯棄「瞞和騙」的文藝，是本文思想和核心)。這是互為因果的，正如麻油從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以「麻油」喻「文藝」，以「芝麻」喻「國民精神」)。倘以油為上，就不必說;否則，當參入別的東西，或水或鹼去。中國人向來因為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於已經自己不覺得(「瞞和騙」的國民精神，必然產生「瞞和騙」的文藝;瞞和騙」的文藝反過來又使國民精神「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正面提出立論，倡導作家識別並擯棄「瞞和騙」的手段，真實的摹寫社會現實和人生);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兇猛的闖將!
現在，氣象似乎一變，到處聽不見歌吟花月的聲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鐵和血的讚頌(此段揭露了「瞞和騙」的另一種方式)。然而倘以欺瞞的心，用欺瞞的嘴，則無論說A和O，或Y和Z，一樣是虛假的(指出了識別「瞞和騙」的文藝和非「瞞和騙」的文藝的標準，即不要看表面而是看其思想);只可以嚇啞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謂批評家的嘴，滿足地以為中國就要中興。可憐他在「愛國」大帽子底下又閉上了眼睛了——或者本來就閉著(點明此種貌似「鐵和血」實質仍為「瞞和騙」的文藝所造成的危害和影響)。
沒有衝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闖將，中國是不會有真的新文藝的(對上文進行總結，強調要「衝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方能避免「瞞和騙」，進而打造出「真的新的文藝」)。[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