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氣節》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中國]朱自清 青年代的知識分子卻不如此，他們無視傳統的氣節。特別是那種消極的節。替代的是正義感，接着正義感的是行動。 【演講詞】 氣節是我國固有的道德標準，現代還用着這個標準
原文
青年代的知識分子卻不如此，他們無視傳統的「氣節」。特別是那種消極的「節」。替代的是「正義感」，接着「正義感」的是「行動」。
【演講詞】
氣節是我國固有的道德標準，現代還用着這個標準來衡量人們的行為，主要的是所謂讀書人或士人的立身處世之道。但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大理會這種傳統的標準，他們在用着正在建立的新的標準，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中年代一般的接受這傳統，青年代卻不理會它，這種脫節的現象是這種變的時代或動亂時代常有的。因此就引不起什麼討論。直到近年，馮雪峰先生才將這標準這傳統作為問題提出，加以分析和批判;這是在他的《鄉風與市風》那本雜文集裡。
馮先生指出「士節」的兩種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說後者往往因為脫離了現實，成為「為節而節」的虛無主義者，結果往往會變了節。他卻又說「士節」是對人生的一種堅定的態度，是個人意志獨立的表現。因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是這種人物的造就或完成，只有在後來的時代，例如我們的時代。馮先生的分析，筆者大體同意;對這個問題筆者近來也常常加以思索，現在寫出自己的一些意見，也許可以補充馮先生所沒有說到的。
氣和節似乎原是兩個各自獨立的意念。《左傳》上有「一鼓作氣」的話，是說戰鬥的。後來所謂「士氣」就是這個氣，也就是「鬥志」;這個「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氣」似乎就是這個氣的轉變與擴充。他說「至大至剛」，說「養勇」，都是帶有戰鬥性的。「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義」就是「有理」或「公道」。後來所謂「義氣」，意思要狹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氣」的分支。現在我們常說的「正義感」，雖然特別強調現實，似乎也還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氣」聯繫着的。至於文天祥所歌詠的「正氣」，更顯然跟「浩然之氣」一脈相承。不過在筆者看來兩者卻並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強調那消極的節。
節的意念也在先秦時代就有了，《左傳》里有「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的話。古代注重禮樂，樂的精神是「和」，禮的精神是「節」。禮樂是貴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說是目的。他們要定等級，明分際，要有穩固的社會秩序，所以要「節」，但是他們要統治，要上統下，所以也要「和」。禮以「節」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着;樂以「和」為主，可也得跟「節」配合着。節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可以說所謂「聖達節」等等的「節」，是從禮樂里引申出來成了行為的標準或做人的標準;而這個節其實也就是傳統的「中道」。按說「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節」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亂，這就帶上消極性了。
向來論氣節的，大概總從東漢末年的黨禍起頭。那是所謂處士橫議的時代。在野的士人紛紛的批評和攻擊宦官們的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學。這些在野的士人雖然沒有嚴密的組織，卻已經在聯合起來，並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們害怕了，於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領導人。這就是所謂「黨錮」或「黨」，「」是「連」的意思。從這兩個名稱上可以見出這是一種群眾的力量。那時逃亡的黨人，家家願意收容着，所謂「望門投止」，也可以見出人民的態度，這種黨人，大家尊為氣節之士。氣是敢作敢為，節是有所不為——有所不為也就是不合作。這敢作敢為是以集體的力量為基礎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氣」與世俗所謂「義氣」只注重領導者的個人不一樣。後來宋朝幾千大學生請願罷免奸臣，以及明朝東林黨的攻擊宦官，都是集體行動，也都是氣節的表現。但是這種表現里似乎積極的「氣」更重於消極的「節」。
在專制時代的種種社會條件之下，集體的行動是不容易表現的，於是士人的立身處世就偏向了「節」這個標準。在朝的要做忠臣。這種忠節或是表現在冒犯君主尊嚴的直諫上，有時因此犧牲性命;或是表現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國上。忠而至於死，那是忠而又烈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這種人表示不願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離於現實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隱逸之士了。這兩種節，忠節與高節，都是個人的消極的表現。忠節至多造就一些失敗的英雄，高節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漢，甚至於一些虛無主義者。原來氣是動的，可以變化。我們常說志氣，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志和氣是配合着的。節卻是靜的，不變的，所以要「守節」。要不「失節」。有時候節甚至於是死的，死的節跟活的現實脫了榫，於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結果變了節，馮雪峰先生論到周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從統治階級的立場看，「忠言逆耳利於行」，忠臣到底是衛護着這個階級的，而清高之士消納了叛逆者，也是有利於這個階級的。所以宋朝人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原先說的是女人，後來也用來說士人，這正是統治階級代言人的口氣，但是也表示着到了那時代士的個人地位的增高和責任的加重。
「士」或稱為「讀書人」，是統治階級最下層的單位，並非「幫閒」。他們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嘗不如此。固然在野的處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縛，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是他們得吃飯，這飯恐怕還得靠農民耕給他們吃，而這些農民大概是屬於他們做官的祖宗的遺產的。「躬耕」往往是一句門面話，就是偶然有個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淵明，精神上或意識形態上也還是在負着天下興亡之責的士，陶的《述酒》等詩就是證據。可見處士雖然有時橫議，那只是自家人吵嘴鬧架，他們生活的基礎一般的主要的還是在農民的勞動上，跟君主與在朝的大夫並無兩樣，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識形態，彼此也是一致的。
然而士終於變質了，這可以說是到了民國時代才顯著。從清朝末年開設學校，教員和學生漸漸加多，他們漸漸各自形成一個集團;其中有不少的人參加革新運動或革命運動，而大多數也傾向着這兩種運動。這已是氣重於節了。等到民國成立，理論上人民是主人，事實上是軍閥爭權。這時代的教員和學生意識着自己的主人身份，游離了統治的軍閥;他們是在野，可是由於軍閥政治的腐敗，卻漸漸獲得了一種領導的地位。他們雖然還不能和民眾打成一片，但是已經在漸漸的接近民眾。五四運動劃出了一個新時代。自由主義建築在自由職業和社會分工的基礎上。教員是自由職業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補的官。學生也可以選擇多元的職業，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們於是從統治階級獨立，不再是「士」或所謂「讀書人」，而變成了「知識分子」，集體的就是「知識階級」。殘餘的「士」或「讀書人」自然也還有，不過只是些殘餘罷了。這種變質是中國現代化的過程的一段，而中國的知識階級在這過程中也會盡了並且還在想盡他們的任務，跟這時代世界上別處的知識階級一樣，也分享着他們一般的運命。若用氣節的標準來衡量，這些知識分子或這個知識階級開頭是氣重於節，到了現在卻又似乎是節重於氣了。
知識階級開頭憑着集團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種種傳統，那時候是敢作敢為一股氣。可是這個集團並不大，在中國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與民眾打成一片又不容易，於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來的壓力，就抵擋不住。而一方面廣大的民眾抬頭要飯吃，他們也沒法滿足這些飢餓的民眾。他們於是失去了領導的地位，逗留在這夾縫中間，漸漸感覺着不自由，鬧了個「四大金剛懸空八隻腳」。他們於是只能保守着自己，這也算是節罷;也想緩緩的落下地去，可是氣不足，得等着瞧。可是這裡的是偏於中年一代。青年代的知識分子卻不如此，他們無視傳統的「氣節」。特別是那種消極的「節」。替代的是「正義感」，接着「正義感」的是「行動」，其實「正義感」是合併了「氣」和「節」，「行動」還是「氣」。這是他們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這個尺度成為標準，知識階級大概是還要變質的罷?
鑑賞
1947年4月9日，為慶祝聯大新詩社成立三周年，朱自清在清華大學分社作了詩歌講演。11日晚，又應通俗學識之邀，作了《論氣節》的演講，充分肯定了五四以來青年知識分子用正義的鬥爭行動代替消極的「氣節」的「新的做人的尺度」。隨後該演講在《知識與生活》雜誌發表，成為廣為傳頌的名篇。
「氣」、「節」的概念早在先秦時代就有了，後來漸滲透於我們民族的精神之中，尤其深入到讀書人的骨髓，成為士人立身處世的標準。但因「氣節」一詞沿用已久，人們對它的認識並不是那麼清楚。作為清華大學古典文學教授，朱自清作這次通俗學術演講，一來是為了澄清對「氣節」一詞的認識誤區，二來是為了為知識分子指明行動的方向。
該演講本是朱先生的一篇學術札記，因讀了馮雪峰雜文集中《談士節兼論周作人》一文，有頗多思索。這篇因講稿而成的演講，材料翔實，論證嚴密，照應周到，渾然一體。
為什麼一些堅持氣節的人到了緊要關頭往往不徹底，甚至變節呢?馮雪峰先生並沒說透徹。為論清這個問題，朱先生追本溯源，對「氣」、「節」二字作了訓詁學上的考釋，並評價了氣節的價值，以一種不同於激情式演講的嚴謹的學者風度征服了聽眾。
他指出，氣和節原是兩個獨立意念，氣是士氣、鬥志，是積極的、有生命活力的;節帶有消極性，是統治階級出於「禮」的需要，為調節階級矛盾、維護社會秩序而為人們制定的做人的標準，故不犯上作亂謂之「持節」。消極的「節」注重個人的明哲保身，而積極的「氣」則建立在「集體行動」之上，富有戰鬥力。「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這種「氣」重於「節」的表現，在東漢末年、宋朝、明代都有。但在專制時代集體行動不容易實現，士人往往偏向消極的「節」，無論在朝的「忠節」之士或在野的「高節」之士都是如此。一旦「死的節跟活的現實脫了榫」，就導致「守節之士變了節」的結果。這些「忠節」或「高節」之士歸根到底都是統治階級的衛道士，因此往往迷失了自己。
在演講中，朱先生又對現代知識分子的道路進行了探索，融入了自己強烈的使命感和鮮明的時代感。他將古代的「士」和今天的「知識分子」作了深刻的比較分析。「士」雖為封建統治的最底層，但畢竟是「仕」的候補一員，他們羸弱的身軀總是寄生在統治階級和勞動人民身上。他們不事稼穡，與「君相」同利害共呼吸。實際上，在野的「士」與在朝的「士」並無兩樣。所謂處士的橫議，也只是「自家人吵嘴鬧架」，都屬於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有話好商量。「士」階層的軟弱性註定了他們對統治階級的反抗是不徹底的。
五四運動以來，逐漸形成了一批有別於「士」的現代化知識階層。他們以自己的知識直接為社會服務，又以自己的新意識引導社會前進。他們不一定再走「學而優則仕」的道路，對統治階級的依附相對減弱，在野者「獲得了一種領導地位」，不是作為「候補的官」，而是作為「漸漸接近民眾」的集體。這無疑是五四運動導致的知識分子最深刻的變化。
然而，中國知識分子始終沒有成為強大的獨立社會力量，緣由何在呢?朱先生對「中年一代」的「節重於氣」偏向作了深入剖析：集團不大，力量有限，再加之遭到外來的武力和壓力就抵擋不住了，作為領導而又不能滿足「飢餓的民眾」，想「落下地去」「與民眾打成一片」又「底氣不足」，只好退而守節，靜觀待變。
由此，在演講中，朱先生將他滿腔的熱情和希望寄托在「青年代的知識分子」身上，認為他們用富有正義感的行動，取代了傳統消極的「氣節」，用他們「新的做人的尺度」，為中國探索了一條光明之路。
這篇演講由朱自清來作是再合適不過了。他自己就是一個剛正不阿、嚴於操守的人。大學時代改名為自清，就是為了勉勵自己在困境中不喪志不灰心，他自始至終保持了這次改名的初衷。他多次拒絕國民黨的高官厚祿，積極尋求現代化的道路，嚴厲斥責獨裁者的暴政和侵略者的偽善。毛澤東稱頌他「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年僅50歲的朱自清就這樣在貧病交加中與世長辭，把他的高尚氣節、人格尊嚴永遠留在了人間![1]
朱自清簡介
朱自清(1898年11月22日—1948年8月12日)，原名自華，號秋實，後改名自清，字佩弦。中國現代散文家、詩人、學者、民主戰士。
朱自清（1898—1948），字佩弦，號秋實。生於江蘇省東海縣，因祖父、父親都定居揚州，故又自稱揚州人。1916年中學畢業後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1920年畢業後在江蘇、浙江多所中學教書。在大學學習和中學任教時期開始了新詩創作。1923年發表長詩《毀滅》，影響很大。1925年任清華大學教授，開始創作散文並致力於古典文學的研究。1928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背影》，成了著名散文作家。1931年留學英國，1932年回國，仍在清華大學任教併兼任中國文學系主任。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南下任西南聯大教授。1946年回北京清華大學舊居，1948年8月12日病逝。 朱自清是文學研究會的早期成員，是著名的詩人、散文作家、學者、民主戰士。[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