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作《生死場》序》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蕭紅作《生死場》序》是魯迅寫的一篇文章。
原文
記得已是四年前的事了，時維二月，我和婦孺正陷在上海閘北的火線中，眼見中國人的因為逃走或死亡而絕跡。後來仗着幾個朋友的幫助，這才得進平和的英租界，難民雖然滿路，居人卻很安閒。和閘北相距不過四五里罷，就是一個這麼不同的世界，——我們又怎麼會想到哈爾濱。
這本稿子的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回閘北，周圍又復熙熙攘攘的時侯了。但卻看見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爾濱。這自然還不過是略圖，敘事和寫景，勝於人物的描寫，然而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緻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蕭紅作《生死場》序不少明麗和新鮮。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惡文藝和功利有關的人，如果看起來，他不幸得很，他也難免不能毫無所得。
聽說文學社曾經願意給她付印，稿子呈到中央宣傳部書報檢查委員會那裡去，擱了半年，結果是不許可。人常常會事後才聰明，回想起來，這正是當然的事：對於生的堅強和死的掙扎，恐怕也確是大背「訓政」之道的。今年五月，只為了《略談皇帝》這一篇文章，這一個氣焰萬丈的委員會就忽然煙消火滅，便是「以身作則」 的實地大教訓。
奴隸社以汗血換來的幾文錢，想為這本書出版，卻又在我們的上司「以身作則」的半年之後了，還要我寫幾句序。然而這幾天，卻又謠言蜂起，閘北的熙熙攘攘的居民，又在抱頭鼠竄了，路上是駱驛不絕的行李車和人，路旁是黃白兩色的外人，含笑在賞鑒這禮讓之邦的盛況。自以為居於安全地帶的報館的報紙，則稱這些逃命者為「庸人」或「愚民」。我卻以為他們也許是聰明的，至少，是已經憑着經驗，知道了煌煌的官樣文章之不可信。他們還有些記性。
現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的夜裡，我在燈下再看完了《生死場》。周圍像死一般寂靜，聽慣的鄰人的談話聲沒有了，食物的叫賣聲也沒有了，不過偶有遠遠的幾聲犬吠。想起來，英法租界當不是這情形，哈爾濱也不是這情形;我和那裡的居人，彼此都懷着不同的心情，住在不同的世界。然而我的心現在卻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寫了以上那些字。這正是奴隸的心! ——但是，如果還是攪亂了讀者的心呢?那麼，我們還決不是奴才。
不過與其聽我還在安坐中的牢騷話，不如快看下面的《生死場》，她才會給你們以堅強和掙扎的力氣。
魯迅。
注釋和賞析
【析】 魯迅的雜文是以各種體式組合起來的。他不是文體家，卻應現實的需求，創造出各種活脫而又生動的雜文。僅以收納《生死場·序》的且介亭雜文集來說，既有皇皇巨論，又有回憶隨筆，日記信札和序跋志銘。《蕭紅作〈生死場〉序》便是其中引人矚目的序跋之一。
自然，序和跋作為一種文體，在我國是有它源遠流長的歷史的。想起太史公的《外戚世家序》、《遊俠列傳序》; 王羲之的《蘭亭集序》; 柳宗元的《送薛存義序》等等，真是琳琅滿目。但是，魯迅的 《蕭紅作<生死場>序》，卻以其現代審美意識和獨到的價值取向，而別具生命。它執着現實，把困難中的深重心理體驗和焦躁不寧與作品的文化意味交糅起來，完全脫開了序言規範的書卷氣，而又濃染着自我的審美體驗。情感的渲抒和理性的品評，是相互補充的。這是一篇富有時代感和審美點評式的散文。
蕭紅的《生死場》是魯迅編印的「奴隸叢書」之一。作品超越着一般小說的規範，在跳脫的散文化的格調中融化着關東民眾的生與死的拚搏。這是一種群體無意識的病態的現實，也是一種具有象徵意味的麻末、封閉的生命精神。或者不妨說，《生死場》在使人戰慄的整體氛圍中，展現出 「死」一般的生和比「死」還不如的生。所以，魯迅說，「這自然還不過是略圖，敘事和寫景，勝於人物的描寫，然而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如果說，這可能還不被魯迅賞識的 「敘事和寫景，勝於人物的描寫」，正顯示出作品在超越着三十年代以寫實藝術為正格的模式，從而淡化了人物和情節的典型性，而以情感為引線，卻造成了跳脫的散文化趨向;那麼北方人民的「生的堅強」和對於「死的掙扎」，則是這部作品「力透紙背」的真精神。魯迅的序言，似乎是點點評評，卻以蜻蜓點水之勢，在領悟中捉住了作品的要旨，從而闡發了這部中篇的美學價值。
然而，魯迅更為執着拓展的是作品的多層意蘊。就作品來說，大片土地、民眾生生死死的病態，自然是它的主要旨趣，然而那三分之一篇幅的民族抗敵景觀的攝入，則使這片土地充滿了躁動和不寧。使得這部作品更加「明麗」與「新鮮」起來。魯迅在作序時，正是把這一層民族的憂患的情思融貫到序言中去了。他在聯想中，浮現出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時，婦孺陷於「閘北火線」的情思，也深感到1935年上海民眾隨時都有淪為奴隸之苦的隱痛。為此，這篇序言，才情思萬千，凝重轉化，構成一篇現實與作品交相糅匯的國難悲歌的憂憤二重唱。人們說，作品的解讀，是一種闡釋，也是一種創造。魯迅的 《生死場》序，正是闡釋、引發、聯想與創造的統一。它容納着魯迅的主體意識，是魯迅雜文的特徵之一。
應該指出的是，序言的多層意蘊，至此遠未消盡。當民族危難的氛圍造成作家的奴隸之苦時，對於當局所製造的「訓政」之道，魯迅是不會放過的。他的雜文就是知人論世，砭斥時弊的。不過，這裡並無宏闊高論，它緊緊地從《生死場》的出版事宜入手，生髮點化，寫出了國民黨書報檢查官的行徑。魯迅說，他們的「不許可」這部奴隸叢書的問世是自然的。因為「對於生的堅強和死的掙扎，恐怕也確是大背 『訓政』之道的」。序言從事實引發，一語點化出官場的壓迫與統治。
《生死場·序》是一篇不足千言的短文，卻層巒疊起，氣象萬千。它似乎處處在談作品中的人生，又似乎無處不談現實中的社會。現實中的世界似乎就是作品的襯托; 作品中的生生死死和現實中的憂患，映襯互補。有主體情思的外化，有客體意味的藝術點染和引伸、抒情、議理、審美的領悟，給人以多方的藝術感知，形成一篇藝術品評與時代論析契合的序言。[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