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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黎烈文》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事實揭露 揭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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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文先生: 來函收到。日前見啟事,便知大碰釘子無疑。放言已久,不易改弦,非不為也,不能也。近來所負筆債甚多,擬稍稍清理,然後閉門思過,革面洗心,再一嘗試,其時恐當在六月中   

原文

烈文先生:

來函收到。日前見啟事,便知大碰釘子無疑。放言已久,不易改弦,非不為也,不能也。近來所負筆債甚多,擬稍稍清理,然後閉門思過,革面洗心,再一嘗試,其時恐當在六月中旬矣。

以前所登稿,因早為書局約去,不能反汗,所以希給我「自由」出版,並以未登者見還,作一結束。將來所作者,則當不以諾人,任出單行本也。

此復,並頌

時綏。

迅 啟上五月廿七夜

賞析

【析】 1932年底,黎烈文主持《申報》副刊《自由談》的編輯工作後,即向魯迅約稿。時當國民黨文化圍剿加劇,左聯刊物因為壓迫而日益縮小範圍。打破這種「圍剿」,擴大社會影響,堅持以筆為槍,同反動派與黑暗社會作韌性的戰鬥,就成為這一時期魯迅新的戰略考慮。而《申報》作為中國最早的報紙,在讀者中有極大的影響,而其副刊《自由談》在讀者中也頗受歡迎。這正切合了魯迅的希望。因此,對黎烈文的約稿,他慨然應允,並成為此時期《自由談》最重要的撰稿人之一。平均每月供給的文稿即達八、九篇之多。

但所謂《自由談》其實並不自由。國民黨當局所准許的只能是假自由。魯迅成為《自由談》撰稿人的消息不久即為當局所偵知。《自由談》遂感到了日益加重的壓迫。魯迅及其他作者的文稿被刪或不登的情況時有發生。對此,魯迅是深予體諒的。他在五月四日致黎烈文的兩信中表明了魯迅堅守和保持陣地的靈活而又堅定的態度。到了五月間,《自由談》所受的壓迫更重,許多文稿不能發表,黎烈文不得不刊出啟事說:「這年頭,說話難,搖筆桿尤難」,「籲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並致信魯迅,報告他所寄的數篇文稿不能刊布並解說因由,對以後的稿件提出要求。這裡所錄的即是魯迅的覆信。

這封信寫得很短。先是針對黎烈文來信中所述的回答,「日前見啟事,便知大碰釘子無疑。」語中充滿對編者的體諒。稿件不能刊出,早在意料中,責在當局。「放言已久」指的是魯迅文章的激烈的無所顧忌的批判揭露的特點。一種風格的形成,非止一日,要即改變,也非一日,所以解釋: 「不易改弦,非不為也,不能也」。所謂「閉門思過,革面洗心,再一嘗試」,指的是對過去戰術的反思,當此之時,原來 「放言」的方式,已難以發表,必須採取新的戰術,即是「韌」的壕塹戰,以隱晦曲折的方式,來堅守陣地,堅持戰鬥。這是信中最重要的內容。

信末一段,涉及在《自由談》上所刊的文稿及未刊稿的出版事宜。從中可以看出魯迅重然諾,守信用的為人之道。已許書局的稿子,即不 「反汗」,不失約。但對黎烈文, 語頗周全, 婉轉, 「希給我 『自由』 出版」。以希望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意願,又不使黎感難堪,繼而允許「將來所作者,則不當以諾人,任出單行本也。」又是對黎的約稿的支持,讀來使人感受到魯迅對人的真誠和用心的細密。[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

參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