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蕭軍》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劉先生： 廿二信並書一包，均收到。又曾寄《新小說》一本，內有金人譯文一篇，不知收到否?寄給《文學》的稿子，來信說要登，但九月來不及，須待十月，只得聽之。良友也有信來，今附上
原文
劉先生：
廿二信並書一包，均收到。又曾寄《新小說》一本，內有金人譯文一篇，不知收到否?寄給《文學》的稿子，來信說要登，但九月來不及，須待十月，只得聽之。良友也有信來，今附上。悄吟太太的稿子退回來了，他說「稍弱」，也評的並不算錯，便中似交胡，拿到《婦女生活》去看看，倘登不出，就只好擱起來了。
《死魂靈》作者的本領，確不差，不過究竟是舊作者，他常常要發一大套議論，而這些議論，可真是難譯，把我窘的汗流浹背。這回所據的是德譯本，而我的德文程度又差，錯誤一定不免，不過比起英譯本的刪節，日譯本的錯誤更多來，也許好一點。至於《奧羅夫婦》的譯者，還是一位名人，但他大約太用力於交際了，翻譯就不大高明。
我看用我去比外國的誰，是很難的，因為彼此的環境先不相同。契訶夫的想發財，是那時俄國的資本主義已發展了，而這時候，我正在封建社會裡做少爺。看不起錢，也是那時的所謂「讀書人家子弟」的通性。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親才窮下來，所以我其實是「破落戶子弟」，不過我很感謝我父親的窮下來 (他不會賺錢)，使我因此明白了許多事情。因為我自己是這樣的出身，明白底細，所以別的破落戶子弟的裝腔作勢，和暴發戶子弟之自鳴風雅，給我一解剖，他們便弄得一敗塗地，我好像一個「戰士」了。使我自己說，我大約也還是一個破落戶，不過思想較新，也時常想到別人和將來，因此也比較的不十分自私自利而已。至於高爾基，那是偉大的，我看無人可比。
前一輩看後一輩，大抵要失望的，自然只好用「笑」對付。我的母親是很愛我的，但同在一處，有些地方她也看不慣。意見不一樣，沒有好法子想。
又熱起來，痱子也新生了，但沒有先前厲害。孩子的幼稚園中，一共只有十多個人，所以還不十分混雜，其實也不過每天去關他四個鐘頭，好給我清淨一下。不過我在擔心，怕將來會知道他是誰的孩子。他現在還不知我的名字。一知道，是也許說出去的。
此復，即請
儷安。
豫 上八月廿四日
注釋和賞析
【析】 這封信寫於1935年8月24日，是對蕭軍兩日前來信的答覆。據《魯迅日記》： 1935年8月22日「晚得蕭軍信並書一包」; 24日 「復蕭軍信」
覆信正文共寫了五段文字。首段主要告以蕭軍、蕭紅兩人所寄文稿的下落，表達了先生對兩位青年作家始終如一的愛護和幫助。第二段談《死魂靈》翻譯情況。作者其時正着手翻譯果戈理《死魂靈》第一部，常對其中某些「大套議論」作反覆推敲。《魯迅日記》載，當時上海正值連晴高溫;透過「汗流浹背」一語，我們仿佛可以看到先生伏案工作的身影。信中批評了「英譯本的刪節」和「日譯本的錯誤」，同時又對一位名翻譯家的「太用力於交際」而至影響翻譯質量表示不滿。魯迅早說過：一個人做事不專，是不易把事情辦好的;因此他寄希望於革命文學工作隊伍的擴大，以便使「翻譯的可以專翻譯，創作的可以專創作，批評的專批評」①。凡此說明，魯迅對待文學翻譯工作何等重視，他自己的實踐又是何等認真、嚴肅!
這封信特別重要的是第三段。在這裡，作者首先不同意將他「去比外國的誰」，因為「彼此的環境先不相同」，是「很難」比的。從這裡出發，他進一步坦露了自己的出身和性情等等。「祖父是做官的，到父親才窮下來，所以我其實是『破落戶子弟』。」但正是這種特殊的家世，使他「因此明白了許多事情」，並且對於「別的破落戶子弟的裝腔作勢，和暴發戶子弟之自鳴風雅」看得更為清楚、明白; 這些人經他 「一解剖」，往往「便弄得一敗塗地」。無論從哪方面看，魯迅都是一個偉大的戰士;但他自己卻說： 即便現在，「我大約也還是一個破落戶，不過思想較新，也時常想到別人和將來，因此比較的不十分自私自利而已」，同偉大的高爾基是不可比的。魯迅在《墳》的後記里說：「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②這封覆信正足以說明他的自我「解剖」的勇氣。
覆信第四段談到前、後輩之間的隔膜，這顯然也是來信中提到的問題。魯迅意見，兩輩人閱歷懸殊，彼此「意見不一樣」，並不奇怪;對於前輩的善意苛責，是可以「用 『笑』對付」的。他為此特別舉出自己與母親之間的關係作譬，使人倍感親切。行文既已涉及家中人、事，信的末段再告訴一些自己和海嬰的生活近況，自然也就水到渠成，順理成章了。
五段文字的內容，大多是針對來信而發的，彼此並無內在的必然聯繫，但是卻有一條無形的線索貫串着，這就是作者同收信人——他所始終愛護着、關懷着的進步文學青年之間的互相溝通和理解。正是這條無形的感情線索，將互不相關的內容組成了一個有機整體，使人讀來受到鼓舞，感到溫馨，看到了魯迅先生偉大的人格和坦蕩的胸懷![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