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蕭軍、蕭紅》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劉吟先生： 八夜信收到。我的病倒是好起來了，胃口已略開，大約可以漸漸恢復。童話兩本，已托書店寄上，內附譯文兩本，大約你們兩位也沒有看過，順便帶上。《豎琴》上的序文，後來被
原文
劉吟先生：
八夜信收到。我的病倒是好起來了，胃口已略開，大約可以漸漸恢復。童話兩本，已托書店寄上，內附譯文兩本，大約你們兩位也沒有看過，順便帶上。《豎琴》上的序文，後來被檢查官刪掉了，這是初版，所以還有着。你看，他們連這幾句話也不准我們說。
如果那邊還有官力以外的報，那麼，關於 「腦膜炎」的話，用「文藝通信」的形式去說明，也是好的。為了這謠言，我記得我曾寫過幾十封正誤信，化掉郵費兩塊多。
中華書局譯世界文學的事，早已過去了，沒有實行。其實，他們是本不想實行的，即使開首會譯幾部，也早已暗中定着某人包辦，沒有陌生人的份兒。現在蔣死了，說本想托蔣譯，假如活着，也不會托他譯的，因為一托他，真的譯出來，豈不大糟?那時他們到我這裡來打聽靖華的通信地址，說要托他，我知道他們不過玩把戲，拒絕了。現在呢，所謂「世界文學名著」，簡直不提了。
名人，闊人，商人……常常玩這一種把戲，開出一個大題目來，熱鬧熱鬧，以見他們之熱心。未經世故的青年，不知底細，就常常上他們的當;碰頂子還是小事，有時簡直連性命也會送掉，我就知道不少這種賣血的名人的姓名。我自己現在雖然說得好象深通世故，但近年就上了神州國光社的當，他們與我訂立合同，托我找十二個人，各譯蘇聯名作一種，出了幾本，不要了，有合同也無用，我只好又磕頭禮拜，各去回斷，靖華住得遠，不及回復，已經譯成，只好我自己付版稅，又設法付印，這就是《鐵流》，但這書的印本一大半和紙版，後來又被別一書局騙去了。
那時的會，是在陸上開的，不是船里，出席的大約二三十人，會開完，人是不缺一個的都走出的，但似乎也有人後來給他們弄去了，因為近來的捕，殺，秘密的居多，別人無從知道。愛羅先珂卻沒有死，聽說是在做翻譯，但有人寄信去，卻又沒有回信來。
義軍的記載看過了，這樣的才可以稱為戰士，真叫我似的弄筆的人慚愧。我覺得文人的性質，是頗不好的，因為他智識思想，都較為複雜，而且處在可以東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堅定的人是不多的。現在文壇的無政府情形，當然很不好，而且壞於此的恐怕也還有，但我看這情形是不至於長久的。分裂，高談，故作激烈等等，四五年前也曾有過這現象，左聯起來，將這壓下去了，但病根未除，又添了新分子，於是現在老病就復發。但空談之類，是談不久，也談不出什麼來的，它終必被事實的鏡子照出原形，拖出尾巴而去。倘用文章來鬥爭，當然更好，但這種刊物不能出版，所以只好慢慢的用事實來克服。
其實，左聯開始的基礎就不大好，因為那時沒有現在似的壓迫，所以有些人以為一經加入，就可以稱為前進，而又並無大危險的，不料壓迫來了，就逃走了一批。這還不算壞，有的竟至於反而賣消息去了。人少倒不要緊，只要質地好，而現在連這也做不到。好的也常有，但不是經驗少，就是身體不強健 (因為生活大抵是苦的)，這於戰鬥是有妨礙的。但是，被壓迫的時候，大抵有這現象，我看是不足悲觀的。
賣性的事，我無所聞，但想起來是能有的;對付女性，南方官大約也比北方殘酷，血債多得很。
此復，即請
儷安
迅 上 十二月十夜。
賞析
這是魯迅給蕭軍蕭紅的第九封回信。
信一開始，魯迅仍談到自己的身體，繼續釋慰兩個年輕人對他的擔心。接着對蕭軍提議用「文藝通信」的形式在報紙上對目前所謂魯迅患「腦炎」的事闢謠，表示同意。因為天津《大公報》別有用心轉載偽滿《盛天時報》上捏造的這則謠言，造成許多關心魯迅健康的親友和讀者的驚憂，魯迅為此「曾寫過幾十封正誤信。」對一些人的陰謀詭計，必須尋找適當時間、方法徹底予以揭穿。
針對蕭軍蕭紅詢問中華書局要翻譯世界文學的事，魯迅告訴他們：此事「早已過去了，沒有實行。」然後，又尖銳地揭出內幕：「其實，他們是本不想實行的。即使開首會譯幾部，也早已暗中定着某人包辦，沒有陌生人的份兒。」蔣光慈死了，他們就推說本來是想托他譯的。這不過是騙人。假如蔣光慈還活着，他們也不會托他譯的，因為他是共產黨員，倘若他「真的譯出來」，書局將會蒙上「赤化」的嫌疑，老闆怎麼會做這種「笨事」?所以，當那些人到魯迅這裡來打聽曹靖華的通信地址，說是要托他翻譯時，魯迅立刻就拒絕了。他告訴涉世未深的蕭軍蕭紅，一些名人、闊人、商人，常常「開出一個大題目來，熱鬧熱鬧，以見他們之熱心」，而實際上，他們或是明里招兵買馬，暗中定人包辦;或是以一些題目為誘餌，把進步青年引將出來，一網打盡。一些未經世故、不知底細的青年常常上他們的當。「碰釘子還是小事，有時簡直連性命也會送掉。」接着，魯迅又用自己親歷的受騙上當之事對此加以證明。告誡蕭軍蕭紅，不可輕信，不可衝動。長期在複雜形勢中的磨鍊，使魯迅積累了豐富的鬥爭經驗，練就了敏銳的政治眼光。
看了蕭軍蕭紅信中寄來的關於東北義勇軍的記載，魯迅非常欽佩，發出了由衷的讚嘆：「這樣的才可以稱為戰士」，並表示了嚴厲的自責：「真叫我似的弄筆的人慚愧」。由此，魯迅聯想到當時的文壇，特別是左聯內部的鬧分裂、誇誇其談、故作激烈等不良傾向。
魯迅用階級分析的觀點，剖析了產生這種狀況的病根所在。他首先指出：左聯由文人們組成，而文人的「智識思想，都較為複雜，而且處在可以東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堅定的人是不多的。」這種狀況的出現絕非偶然，左聯成立以前就「曾有過這現象。」 雖說左聯起來時將它壓了下去，「但病根未除，又添了新分子，於是現在老病就復發。」再有就是「左聯開始的基礎就不大好。」當時還「沒有現在似的壓迫」，於是湧入了大批的人，泥沙俱下，魚龍混雜，一些投機分子也混在其中了。他們「以為一經加入，就可以稱為前進，而又並無大的危險」。當壓迫到來時，他們中的若干人就立即轉向，或逃走，或賣身投靠，甚至賣友求榮。通過以上分析，魯迅深深感到： 一個組織，其成員的素質極其重要，「人少倒不要緊，只要質地好。」這是克敵制勝的堅實保證。
當然，魯迅也看到，左聯內部「好的也常有，但不是經驗少，就是身體不強健。」那時期上海大部分左翼作家生活都極為艱苦，身體也多半病弱，「這於戰鬥是有妨礙的。」
這兩大段文字，是對當時左聯內部組織情況的精闢分析，是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本質的透徹認識，對照魯迅在左聯成立大會上的講話，更顯出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後魯迅偉大的洞察力。
儘管左聯內部的情形令人憂慮，但魯迅還是充滿了樂觀。對於 「現在文壇的無政府情形」，魯迅認為「情形是不至於長久的」，「被壓迫的時候，大抵有這現象，我看是不足悲觀的。」
此外，魯迅還在平靜的敘述中揭出了當時充滿了殺機的形勢。信的開頭，提及自己的譯作《豎琴》上並無什麼「過激」的幾行序文也被刪掉，出席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組織的遠東反戰會議的代表，似乎也有人被秘密捕去。統治者一手舉筆砍削革命文學，一手舉刀砍殺革命者，殘忍暴戾。筆調平靜、舒緩，卻滲透了滿腔的憤怒。
透闢的分析，尖銳的揭示，使這封普通的朋友信札帶着很強的戰鬥性。對中華書局 「組織」 譯書的 「熱鬧」的撕破，對那些「賣血的名人」的「把戲」的戳穿，都帶着一刀見血的勁道，令人警醒而又痛快。形象化的說理，象文人性質的「東倒西歪」，「空談之類……終必被事實的鏡子照出原形，拖出尾巴而去」等，又加強了信件的生動性。[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