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曹靖華》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汝珍兄： 二月一日信收到。那一種刊物，原是我們自己出版的，名《文學生活》，原是每人各贈一本，但這回印出來，卻或贈或不贈，店裡自然沒有買，我也沒有得到。我看以後是不印的了，
原文
汝珍兄：
二月一日信收到。那一種刊物，原是我們自己出版的，名《文學生活》，原是每人各贈一本，但這回印出來，卻或贈或不贈，店裡自然沒有買，我也沒有得到。我看以後是不印的了，因為有人以文字抗議那批評，倘續出，即非登此抗議不可，惟一的方法是再不出版——到處是用手段。
《准風月談》一定是翻印的，只要錯字少，於流通上倒也好;《南腔北調集》也有翻板。但這書我不想看，可不必寄來。今年我還想印雜文兩本，都是去年做的，今年大約不能寫的這麼多了，就是極平常的文章，也常被抽去或刪削，不痛快得很。又有暗箭，更是不痛快得很。
《城與年》的概略，是說明內容(書中事跡)的，擬用在木刻之前，使讀者對於木刻插畫更加了解。木刻畫想在四五月間付印，在五月以前寫好，就好了。
農兄如位置還在，為什麼不回去教書呢?我想去年的事情，至今總算告一段落，此後大約不再會有什麼問題的了(我雖然不明詳情)。如果另找事情，即又換一新環境，又遇一批新的搶飯碗的人，不是更麻煩嗎?碑帖單子已將留下的圈出，共十種，今將原單寄回。又霽兄也曾寄來拓片一次，留下一種，即《漢畫象殘石》四幅，價四元，這單子上沒有。
這裡的出版，一榻胡塗，有些「文學家」做了檢查官，簡直是胡鬧。去年年底，有一個朋友收集我的舊文字，在印出的集子裡所遺漏或刪去的，鈔了一本，名《集外集》，送去審查，結果有十篇不准印。最奇怪的是其中幾篇系十年前的通信，那時不但並無現在之「國民政府」，而且文字和政治也毫不相關。但有幾首頗激烈的舊詩，他們卻並不刪去，
現在連譯文也常被抽去或刪削; 連插畫也常被抽去; 連現在的希忒拉，十九世紀的西班牙政府也罵不得，否則——刪去。
從去年以來，所謂「第三種人」的，竟露出了本相，他們幫着它的主人來壓迫我們了，然而我們中的有幾個人，卻道是因為我攻擊他們太厲害了，以至逼得他們如此。去年春天，有人在《大晚報》上作文，說我的短評是買辦意識，後來知道這文章其實是朋友做的，經許多人的責問，他答說已寄信給我解釋，但這信我至今沒有收到。到秋天，有人把我的一封信，在《社會月報》上發表了，同報上又登有楊邨人的文章，於是又有一個朋友(即田君，兄見過的)，化名紹伯，說我已與楊邨人合作，是調和派。被人詰問，他說這文章不是他做的。但經我公開的詰責時，他只得承認是自己所作。不過他說：這篇文章，是故意冤枉我的，為的是想我憤怒起來，去攻擊楊邨人，不料竟迴轉來攻擊他，真出於意料之外云云。這種戰法，我真是想不到。他從背後打我一鞭，是要我生氣，去打別人一鞭，現在我竟奪住了他的鞭子，他就「出於意料之外」了。從去年半年來，我總覺有幾個人倒和「第三種人」一氣，惡意的在拿我做玩具，
我終於莫名其妙，所以從今年起，我決計避開一點，我實在忍耐不住了。此外古怪事情還多。現在我在選一部別人的小說，這是應一個書店之託，解決吃飯問題的，三月間可完工。至於紹介文學和美術，我仍照舊的做。
但短評，恐怕不見得做了，雖然我明知道這是要緊的，我如不寫，也未必另有人寫。但怕不能了。一者，檢查嚴，不容易登出;二則我實在憎惡那暗地裡中傷我的人，我不如休息休息，看看他們的非買辦的戰鬥。
我們大家都好的。
專此布復，即請
春安。
弟豫 上二月七日
賞析
30年代的舊中國，大夜彌天，黑雲壓城。1933年10月，國民黨當局發布了查禁革命文藝書刊的密令。1934年2月，國民黨中央黨部又下令，查禁上海出版的書籍149種。魯迅在給曹靖華的信中反映了這一令人窒息的黑暗現實： 朋友編印魯迅的《集外集》送去審查，「結果有十篇不准印。」「連譯文也常被抽去或刪削;連插畫也常被抽去;連現在的希忒拉，十九世紀的西班牙政府也罵不得，否則——刪去。」「就是極平常的文章，也常被抽去或刪削。」文網如此森嚴，文壇如此黑暗，社會如此暴虐，令魯迅憤怒至極!
來自敵人的文化「圍剿」固然使魯迅義憤填膺，而來自戰友的暗箭則更使魯迅 「不痛快得很」。
同一陣營的戰友，卻也會採用一些不太正當的方法對付自己人。左聯秘書處編印的內部油印刊物《文學生活》半月刊，片面批評魯迅等人，又不按原來慣例，寄給他們。批評了人，卻不願讓被批評者知道，還設法控制別人的反批評。這種做法，真正令親者痛、仇者快。特別是當「第三種人」露出真相，幫着其主人來壓迫左翼作家時，同一陣營中「有幾個人」，不是同仇敵愾，反而出來指責魯迅「攻擊他們太厲害了，以至逼得他們如此。」1934年春天，同是左聯成員的廖沫沙，誤解魯迅的雜文《倒提》宣揚買辦意識，也不知署名「公汗」是魯迅的筆名，在《大晚報》上以「林默」之名發表《論「花邊文學」》一文，予以片面攻擊。事後廖沫沙明白了真相，卻正調往蘇區，自己悔恨莫及，也給魯迅留下不快。還有魯迅曾多次在信中提到的1934年秋，田漢署名紹伯發表《調和》一文，指責魯迅 「已與楊邨人合作，是調和派」之事。對這種「他從背後打我一鞭，是要我生氣，去打別人一鞭」的「戰法」，魯迅「真是想不到」。
凡此種種，使魯迅 「總覺有幾個人倒和 『第三種人』 一氣，惡意的在拿我做玩具。」雖說魯迅的這種感覺有過份之處，但卻實實在在把左聯陣營內部鬧意氣，搞宗派主義、小團體主義的惡劣後果揭示了出來，就是： 幫敵人之忙，傷戰友之心。
身處這樣一種複雜環境，魯迅深感悲哀和痛惜。他「決計避開一點」，除了繼續編些書外，「短評，恐怕不見得做了」，雖然他也知道其重要性，但 「一者，檢查嚴，不容易登出; 二則我實在憎惡那暗地裡中傷我的人，我不如休息休息，看看他們的非買辦的戰鬥。」這是魯迅對同一陣營內自相爭鬥、削弱戰鬥力的現象發出的憤激之語。
即便如此，魯迅也沒將這些同志放到敵對陣營去。他一再用「我們中的幾個人」表示他們的身份，顯示出他在立場上劃分的仔細。而對自己的戰友、朋友，魯迅是一貫以火熱心腸相待的。信中提到臺靜農，不僅因其獲釋感到「甚可喜」，還設身處地地為他想到日後的生計。殷殷之情，溢於言表，體現了魯迅對朋友那真誠、細緻的愛。
普通的一封信，把對國民黨當局剿殺革命文藝的憤怒和對左翼陣營內部不團結現象的憎惡，以及對臺靜農等朋友的深切關懷，自然而然地交織在一起，起着對比的作用，表現了魯迅強烈、鮮明的愛和憎。[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