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曹聚仁》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致曹聚仁》是魯迅寫的一篇文章。
原文
聚仁先生：
惠函頃奉到。《南腔北調集》於月初托書局付郵，而近日始寄到，作事之慢，令人咋舌。多傷感情調，乃知識分子之常，我亦大有此病，或此生終不能改; 楊邨人卻無之，此公實是一無賴子，無真情，亦無真相也。
習西醫大須記憶，基礎科學等，至少四年，然尚不過一毛胚，此後非多年練習不可。我學理論兩年後，持聽診器試聽人們之胸，健者病者，其聲如一，大不如書上所記之瞭然。今幸放棄，免於殺人，而不幸又成文氓，或不免被殺。倘當崩潰之際，竟尚倖存，當乞紅背心掃上海馬路耳。
周作人自壽詩，誠有諷世之意，然此種微辭，已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則多近於肉麻，於是火上添油，遽成眾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擊文字，此外近日亦無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負亡國之責，近似亦有人覺國之將亡，已在卸責於清流或輿論矣。
專此布復，即請
道安。
迅 頓首 四月三十日
鑑賞
【析】 曹聚仁是30年代頗有影響的刊物《濤聲》的主編，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作家和新聞記者。同時，曹聚仁與魯迅年齡相差二十餘，但卻有着非比尋常的友誼關係，可稱忘年之交，書信往還，多見於《魯迅全集·書信卷》。
這封信是對曹聚仁來函的回覆。魯迅此前曾寄贈《南腔北調集》，曹聚仁來函即為他收到書後的回信。其時，曹正籌劃寫作《魯迅評傳》，故信中亦詢及有關魯迅習醫之情況和當時文壇上沸沸揚揚的 「周作人自壽詩」事，此信即就以上諸項表達自己的意見。
魯迅肯定「多傷感情調，乃知識分子之常，我亦大有此病，或此生終不能改;」這是對來信中的帶自責性感嘆的回答。作為人，尤其是知識分子，更尤其是有特操、關心民族命運、人民苦痛的知識分子，「多傷感情調」正為其必然現象。反之，魯迅以楊邨人為例，說明雖曾入「左聯」，又倡「小資產階級文學」，轉換不定者，「實是一無賴子，無真情，亦無真相」，他是沒有「傷感情調」 的。表現了對楊邨人的不屑之情。
第二部分談自己曾「習西醫」而終放棄事。「我學理論兩年後，持聽診器試聽人們之胸，健者病者，其聲如一，大不如書上所記之瞭然。今幸放棄，免於殺人，而不幸又成文氓，或不免被殺。倘當崩潰之際。竟尚倖存，當乞紅背心掃上海馬路耳。」這裡在笑談中寓入沉痛。「或不免被殺」並非故弄玄虛，1933年6月18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幹事楊杏佛遭到國民黨特務暗殺，而魯迅也上了當局的暗殺黑名單。魯迅曾於上年7月11日致曹聚仁信中談到此事。此處提及，彼此心照，而沉痛之慨，盡蘊言中。
周作人自壽詩，載於同月5日出版的《人間世》第一期。題為 《偶作打油詩二首》，其中有「街頭終日聽談鬼，窗下通年學畫蛇」 句。此後，《申報·自由談》、《人言周刊》等相繼發表文章批評。有投寄者在4月14日《申報·自由談》上以《人間何世》為題，作詩挖苦周作人「自甘涼血懶如蛇」，「怕惹麻煩愛肉麻」等。而此前，1933年12月出版的《汗血月刊》第二卷第3期上發表署名「本俊」的《明代士大夫之矯激牢下及其誤國的罪惡》一文，文章說：「明代士大夫因為陷於卑下無恥，所以便改附和宦官亂政，因以流於虛矯偏激，便造成劇烈的黨爭，貽誤抗清之大計，結果明朝社稷，便告顛覆;民族史上又添上沉痛之一頁。」聯繫種種情況。魯迅深刻地看出這正是當局「卸責於清流或輿論」的把戲。他即在《小品文的生機》等文中加以揭露和批判。在與友人的通信中，也多提及。但魯迅於周作人自壽詩，也有自己的看法，這裡所談的，就體現了魯迅對這一事件辯證的全面分析的態度。他指出，「周作人自壽詩，誠有諷世之意，然此種微辭，已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則多近於肉麻，於是火上添油，遽成眾矢之的」，然後又指出，「而不作此等攻擊文字，此外近日亦無可言。此亦 『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負亡國之責。近似亦有人覺國之將亡，已在卸責於清流或輿論矣」。這裡既有對周作人自壽詩的客觀的評價分析，也表現了對於「群公相和」的看法，對於別有用心者的攻擊，魯迅一針見血的指出其用心，態度鮮明，是非分明，表現出魯迅觀察分析問題的銳敏深刻。
文章是寫給有着極深友誼關係的友人的，故而無所顧忌，直陳胸臆。無論評人，論事，均極率直，而對於周作人，並不因兄弟已失和而對其所受攻擊幸災樂禍，又不為其是兄弟而曲為回護;對於別有用心者的深心，卻又一語破的，表現了思想家的氣度和對於事物深細的體察，這封信對於我們全面認識了解魯迅為人處事，具有很大幫助。[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