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徐懋庸》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徐先生： 十九日信收到。那一回發信後，也看見先生的文章了，我並不贊成。我以為那弊病也在視小說為非斥人則自況的老看法。小說也如繪畫一樣，有模特兒，我從來不用某一整個，但一肢
原文
徐先生：
十九日信收到。那一回發信後，也看見先生的文章了，我並不贊成。我以為那弊病也在視小說為非斥人則自況的老看法。小說也如繪畫一樣，有模特兒，我從來不用某一整個，但一肢一節，總不免和某一個相似，倘使無一和活人相似處，即非具象化了的作品，而邱先生卻用抽象的封皮，把《出關》封閉了。關於這些事，說起來話長，我將來也許寫出一點意見。
那《出關》，其實是我對於老子思想的批評，結末的關尹喜的幾句話，是作者的本意，這種「大而無當」的思想家，是不中用的，我對於他並無同情，描寫上也加以漫畫化，將他送出去。現在反使「熱情的青年」看得寂寞，這是我的失敗。但《大公報》的一點介紹，他是看出了作者的用意的。
我當於二十八日(星期五)午後二時，等在書店裡。
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迅 上二月二十一日
注釋和賞析
【析】 這是一封討論文學創作、特別是文學評論問題的信件，離魯迅逝世僅七個月。
徐懋庸是與魯迅通信較多的青年作家之一。他是上虞人，與魯迅是同鄉，從小受魯迅思想與作品的薰陶;後在胡愈之幫助下到上海謀生，開始寫作雜文，頗受魯迅鼓勵與賞識。光《魯迅書信集》就收了魯迅致徐懋庸的信四十三封。1934年初，他由任白戈介紹加入「左聯」，任常委，宣傳那長。次年，任去日本，他繼任書記。1935年9月12日，魯迅聽說「左聯」不發展盟員後又發展了一些盟員，十分氣憤，從此對他產生隔閡。最後裂痕進一步加深，終致在1936年8月寫了《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與他完全決裂。
魯迅寫這一封信時，與徐懋庸關係並未完全破裂，但已有明顯裂縫已明顯可見。1936年2月18日，《時事新報·每周文學》第22期刊出了徐懋庸(署名岑伯作)所寫《<故事新編>讀後感》一文，對魯迅新編歷史小說《故事新編》進行了錯誤的批評與指謫。他在文中雖說 《故事新編》 所寫的 「其實都是現代的事故」，「魯迅先生十分無情地畫出了『近時的學者文士們』」的「醜惡的臉譜」，這並沒有大錯;但對《出關》中的老子的形象，卻錯誤地比之為「是魯迅先生的自況，也是很明顯的。」更令人難以容忍的是，他認為魯迅「似乎是被他所見的醜惡刺激得多悲觀了，所以他的性格仿佛日益變得孤僻起來，這孤僻，竟至使有些熱情的青年誤會他是變得消極了。」 等等。
對這一類由錯誤的理解進而發展為歪曲作品，最後竟然加以「人身攻擊」的論點，魯迅當然難以苟同。所以，這封信一開頭，就明確地告訴徐懋庸，「我並不贊成」。然後，從正面提出自己的觀點：「我以為那弊病也在視小說為非斥人則自況的老看法」，意思是把小說看成是「自傳」或專門攻擊別人的觀點，乃是陳腐的觀點絕不可取。接着，他將自己寫小說的實踐經驗，告知徐懋庸：「小說也如繪畫一樣，有模特兒，我從來不用某一整個，但一肢一節，總不免和某一個相似，倘使無一和活人相似處，即非具象化了的作品，而邱先生卻用抽象的封皮，把 《出關》 封閉了。」
魯迅這一段話，深刻闡明了文學典型化的特點，對理解文學作品的形象及其意義，有重大指導意義。顯然，文藝作品尤其小說，來自生活，反映生活;但這種反映是能動地去反映，決不是照搬照抄。否則，就會成為自然主義的東西(如過去有人把《紅樓夢》看成曹雪芹自傳一樣)，就把作品深刻的社會意義縮小了，創作也就失去了應有的價值和效應。但這封信畢竟不是談文學典型問題的專門論文，不可能全面展開並進一步闡述，故說「關於這些事，說起來話長，我將來也許寫出一點意見。」可惜，七個月後，魯迅就與世長辭了，所以我們終於未能看到魯迅全面闡述文學與生活、文學的形象與典型的長篇論文。
這封信第二段是進一步談《出關》這部新編歷史小說。「其實是我對於老子思想的批評，結末的關尹喜的幾句話，是作者的本意。這種 『大而無當』的思想家，是不中用的，我對於他並無同情，描寫上也加以漫畫化，將他送出去。」這體現了魯迅對老子和老子思想的辯證看法和態度。這裡所說的關尹喜，是《出關》中的人物，相傳為函谷關關尹。在《出關》這篇小說的結尾，關尹喜曾對眾人說過：「他(指老子)那裡會有戀愛故事呢? 他壓根兒就沒有過戀愛……他說 『無為而無不為』。這傢伙真是 『心高於天，命薄如紙』，想 『無不為』，就只好 『無為』。一有所愛，就不能無不愛，那裡還能戀愛，敢戀愛?」此處關尹喜對老子及其思想的諷刺，確是漫畫化的。它代表了著者的看法，表示出對老子 「無為而無不為」「大而無當」的思想的否定。魯迅在信末，還說《大公報》的一點介紹，倒是「看出了作者的用意的。」這是指宗珏1936年2月7日在天津《大公報· 文藝》第89期「書報簡評」上所寫的《海燕》一文。文中說： 「《出關》 雖然是歷史題材，但是運用新的觀點，針對着某角落的現象，在大眾面前揭露出一些曾經使許多人迷信的偶像的原形，還是極有意義的。」魯迅同意他的看法。
信的最後還約徐懋庸28日午後二時在內山書店見面。可見魯迅儘管不同意徐的某些觀點，但當時與徐還是保持着聯繫並時常見面的。
這封信僅300多字，卻坦率地談了對《出關》某些評論文章的看法。尤其是對文學形象與創造典型問題的看法，是符合文學作品源於生活、高於生活、文學應當塑造典型形象反映社會生活本質的基本原理的。直到今天，對於文學創作與文學研究，仍具有很大社會價值與指導意義。[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