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孫伏園》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致孫伏園》是魯迅寫的一篇文章。
原文
伏園兄：
今天《副鐫》上關於愛情定則的討論只有不相干的兩封信，莫非竟要依了鍾孟公先生的「忠告」，逐漸停止了麼?
我以為那封信雖然也不失為言之成理的提議，但在變態的中國，很可以不依，可以變態的辦理的。
先前登過的二十來篇文章，誠然是古怪的居多，和愛情定則的討論無甚關係，但在別一方面，卻可作參考，也有意外的價值。這不但可以給改革家看看。略為驚醒他們黃金色的好夢，而「足為中國人沒有討論的資格的左證」，也就是這些文章的價值之所在了。
我交際太少，能夠使我和社會相通的，多靠着這類白紙上的黑字，所以於我實在是不為無益的東西。例如「教員就應該格外嚴辦」，「主張愛情可以變遷，要小心你的老婆也會變心不愛你」，之類，着想都非常有趣，令人看之茫茫然惘惘然;倘無報章討論，是一時不容易聽到，不容易想到的，如果「至期截止」，杜塞了這些名言的發展地，豈不可惜?
鍾先生也還是脫不了舊思想，他以為丑，他就想遮蓋住，殊不知外面遮上了，裡面依然還在腐爛，倒不如不論好歹，一齊揭開來，大家看看好。往時布袋和尚帶着一個大口袋，裝些另碎東西，一遇見人，便都倒在地上道，「看看，看看。」這舉動雖然難免有些發瘋的嫌疑，然而現在卻是大可師法的辦法。
至於信中所謂揭出怪論來便使「青年出醜」，也不過是多慮，照目下的情形看，甲們以為可丑者，在乙們也許以為可寶，全不一定，正無須乎替別人如此操心，況且就在上面的一封信里，也已經有了反證了。
以上是我的意見： 就是希望不截止。若夫究竟如何，那自然是由你自定，我這些話，單是願意作為一點參考罷了。
迅
六月十二日
賞析
孫伏園是魯迅的學生，時任北京《晨報副刊》 主編。魯迅給他的信，所談的都是 《晨報》 副刊《副鐫》 上 「關於愛情定則的討論」 的問題。
事情的起源是這樣： 一位陳姓女士斷了和一位沈姓男士的愛情，而與另一叫譚熙鴻的人相愛，而譚則為當時北京大學教授。1923年4月29日，《副鐫》上刊出張競生就此事所作 《愛情的定則與陳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其中提出所謂「愛情定則」四條——一曰「有條件的」，二曰 「是比較的」，三曰 「可變遷的」，四曰 「夫妻為朋友的一種」。文章刊出後，引起爭論，孫伏園遂在《副鐫》辟出專欄，以「愛情定則的討論」為題，陸續發表文章。從張文發表開始到6月20日結束，歷時五十餘天，發表有關文章24篇，在當時的知識界引起轟動。
魯迅先生顯然是針對當日《副鐫》上發表了與這場討論「毫不相干」的兩封信，心中有所感觸、不吐不快而致函編者的。他始終關注着這場討論，誠如信中所言，他認為「可作參考，也有意外的價值」，「這不但可給改革家看看，略為驚醒他們黃金色的好夢」，並對他自己也「實在是不為無益」。
在此之前《副鐫》所登的20來篇文章，「誠然是古怪的居多」。如5月18日的一篇文中云：譚熙鴻「受過高等教育，又為全國最高學府的師表……所以他受道德的判裁，應該比普通人嚴幾倍」，還有一署名為張畏民的文章說：「譚君若承認張君的定則是對的，那末就應該完全限制陳女士的自由，千萬別叫她再和社會去交際!否則若再遇見一個條件比你優的……」。僅僅是一場極平常的戀愛經歷，竟然引起這多人的大動干戈，唱出這些「古怪」的論調，無非是陳女士的舉動蔑視和衝破了那千百年殘害中國女性的封建節烈觀念。魯迅辛辣地譏諷這些「名言」，「着想都非常有趣，令人看之茫茫 然惘惘然」。
魯迅從來就把男女青年追求愛情與婚姻的自由，看作是對封建節烈觀的反抗。在《娜拉走後怎樣》這篇著名演說中，他認為男女平等、女子的自由等等，都不是一個個孤立的問題，它們必須與整個社會的經濟分配權聯繫起來加以解決。後來他又對婦女們說，「解放了社會，也就解放了自己」。①魯迅清醒地認識到，在一個沒有解放的社會裡，不可能有真正的婦女解放。在他的小說《傷逝》中，涓生拿資產階級的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等「洋鬼子學說」，去拯救封建閨閣牢籠中的子君，可他卻同時又給子君戴上了資產階級的枷鎖，將其推入另一個無底的深淵。最終死於封建禮教和「洋鬼子學說」「病毒併發症」②的子君，實質上成了封建禮教的殉葬之物，而涓生這位用西方資產階級思想武裝自己的「改革家」之「金黃色的夢」，也悲劇般地幻滅。這不是涓生、子君兩個人的悲劇，而是整個社會的悲劇。魯迅期望藉助報紙的討論，讓那些 「一時不容易聽到」 的「名言」 去驚醒那些涓生式的 「改革家」 們，這同他《傷逝》的創作意圖是共通的，更何況不須一槍一彈，坐收其效，這「意外的收穫」，何樂而不為呢! 他真心希望這場討論能持續更久一些。
6月12日 《副鐫》上的兩封信，一個主張對陳女士去沈就譚持「中立態度」，另一個叫鍾孟公的，則攻擊這場討論「除了是為中國人沒有討論的資格的左證之外，毫無別的價值」，因此他「忠告」記者應提出期限，「至期截止」，以免青年「出醜」。看看，這些封建衛道士們終於按捺不住、跳將而出了。
富於戰鬥精神的魯迅，歷來痛恨中庸之道，「中立態度」和第三者的旁觀態度只能招致他的鄙視和譴責。信中，魯迅尖刻地譏諷鍾孟公的所謂「忠告」是：「他以為丑，他就想遮蓋住，殊不知外面遮上了，裡面依然還在腐爛。「這裡所說的「丑」和「腐爛」着的，不就是千百年來禁錮人們思想精神的封建枷鎖嗎!因此，魯迅希望孫伏園莫要依了鍾孟公，以便將那些腐朽的東西儘可能多地揭示出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像五代時的高僧布袋和尚那樣，「不論好歹，一齊揭開來，大家看看好」。
魯迅的希望 「不截止」，還有另一個因素。他說「我交際太少，能夠使我和社會相通的，多靠着這類白紙上的黑字」。報紙作為社會的窗口，是魯迅了解社會動向、獵取批判目標的重要途徑，試想若無這場討論，上述奇談怪論多半是「不容易聽到的」，讓它們充分暴露出來，以警世人，爾後口誅筆伐，無情鞭笞，恐怕這才是魯迅先生的願望吧![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