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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調子已經唱完》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事實揭露 揭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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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調子已經唱完》是魯迅寫的一篇文章。   

原文

今天我所講的題目是「老調子已經唱完」:初看似乎有些離奇,其實是並不奇怪的。

凡老的,舊的,都已經完了!這也應該如此。雖然這一句話實在對不起一般老前輩,可是我也沒有別的法子。

中國人有一種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孫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很長久,永遠不死;及至知道沒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卻希望自己的屍身永遠不腐爛。但是,想一想罷,如果從有人類以來的人們都不死,地面上早已擠得密密的,現在的我們早已無地可容了;如果從有人類以來的人們的屍身都不爛,豈不是地面上的死屍早已堆得比魚店裡的魚還要多,連掘井,造房子的空地都沒有了麼?所以,我想,凡是老的,舊的,實在倒不如高高興興的死去的好。

在文學上,也一樣,凡是老的和舊的,都已經唱完,或將要唱完。舉一個最近的例來說,就是俄國。他們當俄皇專制的時代,有許多作家很同情於民眾,叫出許多慘痛的聲音,後來他們又看見民眾有缺點,便失望起來,不很能怎樣歌唱,待到革命以後,文學上便沒有什麼大作品了。只有幾個舊文學家跑到外國去,作了幾篇作品,但也不見得出色,因為他們已經失掉了先前的環境了,不再能照先前似的開口。

在這時候,他們的本國是應該有新的聲音出現的,但是我們還沒有很聽到。我想,他們將來是一定要有聲音的。因為俄國是活的,雖然暫時沒有聲音,但他究竟有改造環境的能力,所以將來一定也會有新的聲音出現。

再說歐美的幾個國度罷。他們的文藝是早有些老舊了,待到世界大戰時候,才發生了一種戰爭文學。戰爭一完結,環境也改變了,老調子無從再唱,所以現在文學上也有些寂寞。將來的情形如何,我們實在不能豫測。但我相信,他們是一定也會有新的聲音的。

現在來想一想我們中國是怎樣。中國的文章是最沒有變化的,調子是最老的,裡面的思想是最舊的。但是,很奇怪,卻和別國不一樣。那些老調子,還是沒有唱完。

這是什麼緣故呢?有人說,我們中國是有一種「特別國情」。——中國人是否真是這樣「特別」,我是不知道,不過我聽得有人說,中國人是這樣。——倘使這話是真的,那麼,據我看來,這所以特別的原因,大概有兩樣。

第一,是因為中國人沒記性,因為沒記性,所以昨天聽過的話,今天忘記了,明天再聽到,還是覺得很新鮮。做事也是如此,昨天做壞了的事,今天忘記了,明天做起來,也還是「仍舊貫」的老調子。

第二,是個人的老調子還未唱完,國家卻已經滅亡了好幾次了。何以呢?我想,凡有老舊的調子,一到有一個時候,是都應該唱完的,凡是有良心,有覺悟的人,到一個時候,自然知道老調子不該再唱,將它拋棄。但是,一般以自己為中心的人們,卻決不肯以民眾為主體,而專圖自己的便利,總是三翻四復的唱不完。於是,自己的老調子固然唱不完,而國家卻已被唱完了。

宋朝的讀書人講道學,講理學,尊孔子,千篇一律。雖然有幾個革新的人們,如王安石等等,行過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贊同,失敗了。從此大家又唱着老調子,和社會沒有關係的老調子,一直到宋朝的滅亡。

宋朝唱完了,進來做皇帝的是蒙古人——元朝。那麼,宋朝的老調子也該隨着宋朝完結了罷,不,元朝人起初雖然看不起中國人,後來卻覺得我們的老調子,倒也新奇,漸漸生了羨慕,因此元人也跟着唱起我們的調子來了,一直到滅亡。

這個時候,起來的是明太祖。元朝的老調子,到此應該唱完了罷,可是也還沒有唱完。明太祖又覺得還有些意趣,就又教大家接着唱下去。什麼八股咧,道學咧,和社會,百姓都不相干,就只向着那條過去的舊路走,一直到明亡。

清朝又是外國人。中國的老調子,在新來的外國主人的眼裡又見得新鮮了,於是又唱下去。還是八股,考試,做古文,看古書。但是清朝完結,已經有十六年了,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們到後來,倒也略略有些覺悟,曾經想從外國學一點新法來補救,然而已經太遲,來不及了。

老調子將中國唱完,完了好幾次,而它卻仍然可以唱下去。因此就發生一點小議論。有人說:「可見中國的老調子實在好,正不妨唱下去。試看元朝的蒙古人,清朝的滿洲人,不是都被我們同化了麼?照此看來,則將來無論何國,中國都會這樣地將他們同化的。」原來我們中國就如生着傳染病的病人一般,自己生了病,還會將病傳到別人身上去,這倒是一種特別的本領。

殊不知這種意見,在現在是非常錯誤的。我們為甚麼能夠同化蒙古人和滿洲人呢?是因為他們的文化比我們的低得多。倘使別人的文化和我們的相敵或更進步,那結果便要大不相同了。他們倘比我們更聰明,這時候,我們不但不能同化他們,反要被他們利用了我們的腐敗文化,來治理我們這腐敗民族。他們對於中國人,是毫不愛惜的,當然任憑你腐敗下去。現在聽說又很有別國人在尊重中國的舊文化了,那裡是真在尊重呢,不過是利用!

從前西洋有一個國度,國名忘記了,要在非洲造一條鐵路。頑固的非洲土人很反對,他們便利用了他們的神話來哄騙他們道:「你們古代有一個神仙,曾從地面造一道橋到天上。現在我們所造的鐵路,簡直就和你們的古聖人的用意一樣。」非洲人不勝佩服,高興,鐵路就造起來。——中國人是向來排斥外人的,然而現在卻漸漸有人跑到他那裡去唱老調子了,還說道:「孔夫子也說過,『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所以外人倒是好的。」 外國人也說道: 「你家聖人的話實在不錯。」

倘照這樣下去,中國的前途怎樣呢?別的地方我不知道,只好用上海來類推。上海是:最有權勢的是一群外國人,接近他們的是一圈中國的商人和所謂讀書的人,圈子外面是許多中國的苦人,就是下等奴才。將來呢,倘使還要唱老着調子,那麼,上海的情狀會擴大到全國,苦人會多起來。因為現在是不像元朝清朝時候,我們可以靠着老調子將他們唱完,只好反而唱完自己了。這就因為,現在的外國人,不比蒙古人和滿洲人一樣,他們的文化並不在我們之下。

那麼,怎麼好呢?我想,唯一的方法,首先是拋棄了老調子。舊文章,舊思想,都已經和現社會毫無關係了,從前孔子周遊列國的時代,所坐的是牛車。現在我們還坐牛車麼?從前堯舜的時候,吃東西用泥碗,現在我們所用的是甚麼?所以,生在現今的時代,捧着古書是完全沒有用處的了。

但是,有些讀書人說,我們看這些古東西,倒並不覺得於中國怎樣有害,又何必這樣決絕地拋棄呢? 是的。然而古老東西的可怕就正在這裡。倘使我們覺得有害,我們便能警戒了,正因為並不覺得怎樣有害,我們這才總是覺不出這致死的毛病來。因為這是「軟刀子」。這「軟刀子」的名目,也不是我發明的,明朝有一個讀書人,叫做賈鳧西的,鼓詞里曾經說起紂王,道:「幾年家軟刀子割頭不覺死,只等得太白旗懸才知道命有差。」我們的老調子,也就是一把軟刀子。

中國人倘被別人用鋼刀來割,是覺得痛的,還有法子想;倘是軟刀子,那可真是「割頭不覺死」,一定要完。

我們中國被別人用兵器來打,早有過好多次了。例如,蒙古人滿洲人用弓箭,還有別國人用槍炮。用槍炮來打的後幾次,我已經出了世了,但是年紀青。我仿佛記得那時大家倒還覺得一點苦痛的,也曾經想有些抵抗,有些改革。用槍炮來打我們的時候,聽說是因為我們野蠻;現在,倒不大遇見有槍炮來打我們了,大約是因為我們文明了罷。現在也的確常常有人說,中國的文化好得很,應該保存。那證據,是外國人也常在讚美。這就是軟刀子。用鋼刀,我們也許還會覺得的,於是就改用軟刀子。我想:叫我們用自己的老調子唱完我們自己的時候,是已經要到了。

中國的文化,我可是實在不知道在那裡。所謂文化之類,和現在的民眾有甚麼關係,甚麼益處呢?近來外國人也時常說,中國人禮儀好,中國人肴饌好。中國人也附和着。但這些事和民眾有甚麼關係?車夫先就沒有錢來做禮服,南北的大多數的農民最好的食物是雜糧。有什麼關係?

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換來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凡是稱讚中國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

以前,外國人所作的書籍,多是嘲罵中國的腐敗;到了現在,不大嘲罵了,或者反而稱讚中國的文化了。常聽到他們說:「我在中國住得很舒服呵!」這就是中國人已經漸漸把自己的幸福送給外國人享受的證據。所以他們愈讚美,我們中國將來的苦痛要愈深的!

這就是說:保存舊文化,是要中國人永遠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雖是現在的闊人富翁,他們的子孫也不能逃。我曾經做過一篇雜感,大意是說:「凡稱讚中國舊文化的,多是住在租界或安穩地方的富人,因為他們有錢,沒有受到國內戰爭的痛苦,所以發出這樣的讚賞來。殊不知將來他們的子孫,營業要比現在的苦人更其賤,去開的礦洞,也要比現在的苦人更其深。」這就是說,將來還是要窮的,不過遲一點。但是先窮的苦人,開了較淺的礦,他們的後人,卻須開更深的礦了。我的話並沒有人注意。他們還是唱着老調子,唱到租界去,唱到外國去。但從此以後,不能像元朝清朝一樣,唱完別人了,他們是要唱完了自己。

這怎麼辦呢?我想,第一,是先請他們從洋樓,臥室,書房裡踱出來,看一看身邊怎麼樣,再看一看社會怎麼樣,世界怎麼樣。然後自己想一想,想得了方法,就做一點。「跨出房門,是危險的。」自然,唱老調子的先生們又要說。然而,做人是總有些危險的,如果躲在房裡,就一定長壽,白鬍子的老先生應該非常多;但是我們所見的有多少呢?他們也還是常常早死,雖然不危險,他們也胡塗死了。

要不危險,我倒曾經發見了一個很合式的地方。這地方,就是: 牢獄。人坐在監牢里,便不至於再搗亂,犯罪了;救火機關也完全,不怕失火;也不怕盜劫,到牢獄裡去搶東西的強盜是從來沒有的。坐監是實在最安穩。

但是,坐監卻獨獨缺少一件事,這就是: 自由。所以,貪安穩就沒有自由,要自由就總要歷些危險。只有這兩條路。那一條好,是明明白白的,不必待我來說了。

現在我還要謝諸位今天到來的盛意。

賞析

本文是1927年2月19日魯迅在香港青年會的演講詞。

這篇講演直接針對的是當時香港的情況。當時英帝國主義為維護其在香港的統治,大肆提倡尊孔讀經。香港總督、英國人金文泰鼓吹「中國人應該整理國故」,說什麼「華人子弟」「徒然側重外國科學文學,對於中國歷代相傳的大道宏經,反轉當作等閒,視為無足輕重的學業,豈不是一件大憾事」。他們利用孔子的生日,由香港總督親自督促,大搞尊孔活動。一些反動分子公然宣稱,他們這樣搞,就是為了對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播——所謂「免於赤化宣傳」,反對青年參加革命。可見,當時香港的尊孔讀經是為英帝國主義者統治香港、鎮壓革命服務的,是英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的一部分。

然而,這一講演還有其更為深刻的歷史背景。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社會出現了一股復辟倒退逆流,以章士釗為代表的「甲寅」派,以吳宓、梅光迪為代表的「學衡」派,就是這股逆流在文化上的代表。「現代評論」派的胡適、陳西瀅等買辦文人,大肆提倡整理國故,妄圖引導青年鑽入故紙堆。這兩股勢力的合流,反映了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互相勾結,利用老調子反對革命。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魯迅在香港作了這篇著名的講演。

這篇講演一氣呵成,有力地抨擊了帝國主義支持下的國內反動派,南北呼應,華洋合流,利用封建文化,藉以達到維護其反動統治的罪惡目的。為了揭露帝國主義提倡尊孔讀經的用心,魯迅對老調子——孔孟之道,進行了深刻分析,把它比作殺人不見血的 「軟刀子」。魯迅追溯歷史,總結出 「老調子將中國唱完,完了好幾次」。宋元明清一代一代就是這樣滅亡的。「軟刀子」 的比喻,形象地揭露了老調子的反動作用。

進而,魯迅通過與 「鋼刀」 的對比說明 「軟刀子」的危害。老調子這把「軟刀子」和刀槍等「鋼刀」不同。「軟刀子」 割頭不覺死,而 「用鋼刀來割,是覺得痛的」。歷代統治者之所以崇奉孔孟之道,不僅由於看中了它的反動性,而且也由於看中了它的欺騙性。

講演的重點既在揭露帝國主義唱老調子的罪惡目的,文章發展下去,就必然要追溯到帝國主義侵略者在對待中國的態度的轉變上。魯迅說,過去「外國人所作的書籍,多是嘲罵中國的腐敗,用槍炮來打我們的時候,聽說是因為我們野蠻」,後來「反而稱讚中國的文化了」,說什麼「中國的文化好得很,應該保存」,這就是「改用軟刀子」。透過這種策略的變化,魯迅識破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反革命兩手。從武裝侵略到利用中國自己的文化來收買和麻痹人民,這表明了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的不斷加深,「這就是中國人已經漸漸把自己的幸福送給外國人享受的證據」。魯迅一針見血地指出,帝國主義稱讚中國舊文化,是「利用了我們的腐敗文化「來治理中國人民,讓你腐敗下去」。這「那裡是真在尊重呢,不過是利用!」「他們愈讚美,我們中國將來的苦難要愈深的!」這是多麼深刻的揭露,多麼憤怒的控訴啊!所以保存中國的舊文化,就是「要中國人永遠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

講演通篇是用具體事例和歷史事實來說明問題的,沒有從概念到概念的文字遊戲,沒有空洞抽象的大道理,而是具體生動、深入淺出,很有說服力。如第3段說明凡是老的、舊的事物都應該死亡。這個道理比較抽象,論證起來不容易,可是魯迅只舉了一個例子就把它說明白了。魯迅說,中國人要子孫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很長久,永遠不死;及至知道沒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卻希望自己的屍身永遠不腐爛。如果真的永遠不死,則地面上早就擠滿了人,後人無法容身了;如果真的屍體不爛,則地面上早已堆滿了屍體,連掘井、造房子的空地都沒有了。這就從反面證明了上述道理。又如第11——14段,分別舉出宋、元、明、清四個朝代的歷史事實,證明反動統治者唱老調子是只顧自己便利,不管人民的死活,其結果是唱完了國家,唱完了民族。這樣就把深刻的道理寓於歷史事實之中,使聽眾或讀者感到實在、生動。

這篇講演注意用辯論的方法來論證說理。抓住錯誤論調的要害給以反駁,在反駁中說明道理,戰鬥性強,有說服力。如當有人說: 「我們看這些古東西,倒並不覺得於中國怎樣有害,又何必這樣決絕地拋棄呢?」魯迅反駁說:「是的。然而古老東西的可怕就正在這裡。倘使我們覺得有害,我們便能警戒了,正因為並不覺得怎樣有害,我們這才總是覺不出這致死的毛病來。因為這是『軟刀子』。」不覺得有害,恰恰說明有害。魯迅緊緊抓住關鍵性的一點,進行反駁,說明當本來是藉口中國人 「野蠻」 而來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者改用「軟刀子」,讚美中國古代文化,那就是「叫我們用自己的老調子唱完我們自己的時候,是已經到了」。這樣,寥寥數語,斬釘截鐵,把對錯誤觀點的駁斥和對帝國主義的揭露,緊密地結合了起來,具有極強的說服力,不容對方置辯。[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

參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