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秧歌 第六章》（張愛玲散文）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秧歌 第六章》是中國現代作家張愛玲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金有嫂洗了衣裳，晾在界碑上。那古舊的石樁，斑斑點點一臉麻子。灰黑色的衣服披在碑上，疲軟地垂下來，時而在風中微微飄兩飄。
「噯，金有嫂，飯吃過沒有?」
她抬頭一看，不覺慌了手腳。是王同志向這邊走了過來，還有一個陌生人和他在一起，也穿着制服。她向來一看見王同志就發慌，使他也覺得不安，怕她應對失當。這一次她回答得倒很得體，「噯!吃過了。」她含笑答應着。「你也吃過飯了，王同志?」
他並沒有聽見她說了些什麼，就匆忙地替她遮掩了過去，大聲說：「好極了!好極了!你公公在家吧?」
她慌慌張張走進大讓，嚷着：「王同志來了!」
譚老大與譚大娘滿面笑容迎了出來。王同志把他同來的那穿制服的人介紹給他們。「這是顧岡同志，」他說。「顧岡同志是上海來的，來研究我們這裡的生活情形。他要跟你們住在一起，過一樣的生活。」
他們笑嘻嘻地和顧岡招呼。顧岡有三十來歲的年紀，瘦長身材。戴着黑框眼鏡，眼鏡框再加上他的濃黑的眉毛，仿佛犯了重。他的棉製服是上等的青嗶嘰面子，而且是簇新的，看上去仿佛他沒有穿慣解放裝，有點周身不合褶。他向他們解釋，說他是文聯派下來的一個電影編導，下鄉體驗生活，收集材料。
有一個民兵小張同志，是王同志的勤務員，挑着顧岡的行李，氣喘喘地從後面趕了上來。顧岡似乎覺得他在這情形下，不能不和他極力爭奪，想把行李搶下來，自己搬進去。小張同志又不肯放棄，兩人一路扭打着，挑擔子的腳步歪斜，幾次差一點栽倒在地下。
在土改期間，譚老大家裡也曾經住過知識份子，所以他們也習慣了，相當鎮靜。他們很小心，決不敢向客人道歉，說吃得不好，房子不好，也不說「同志是上海下來的?」一向習慣總是說「由城裡下來」，但那是錯誤，仿佛表示城市的地位比鄉村高。
他們領客人去看他們擱磨盤與農具的一間房。可以把這些東西搬出去，把門卸下來做鋪板，架兩隻板凳上。顧同志說好極了。然後他們回到正房去，大家欣賞他們抽籤抽到的那隻深藍色花瓶，是他們分到的地方的東西。
經王同志要求，譚大娘跑了去把金根和他老婆叫了來。金根是勞模，他老婆又是最近「還鄉生產」的，很能代表現在一般的新氣象。顧岡對他們的印象很深。這些農村婦女倒是的確有非常漂亮的，他想。
譚大娘說的話最多。別人大都只是含着微笑，喃喃地說兩聲「現在鄉下好嘍!」或者「現在兩樣嘍!」譚大娘總是中氣很足地高叫着：「要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我們哪有今天呀?」她永遠在「毛主席」後面加上「他老人家」的字樣，顯得特別親熱敬重。
顧岡可以看出來，她是王同志最得意的展覽品，也許他讓他住在她家裡，就是為了這原因。王同志臨走的時候，顧岡送他出去，王同志用一種寬容的口吻說起那老婦人：「她倒是有一樁——說話非常直爽。」
王同志已經和他提起過這裡的冬學，建議叫他去教書，可以和群眾多一些接觸。現在他又說：「好好的休息休息吧，同志，路上一定辛苦了。明天我來陪你到識字班去，給你介紹介紹。
他又詳細解釋識字班的重要性，可以提高農民的政治覺悟。聽他說起來，簡直仿佛顧岡現在要和鎮上的小學生們輪流擔任的這份工作，是全國最偉大最艱巨的工作。 顧岡心時想，這王同志的確是一個很好的宣傳家。王的黨齡也很長，而且據他自己說，從前在蘇北還有過實際戰鬥經驗。他實在應當有一個較好的位置。為什麼到現 在還是在這窮鄉僻壤做一個村幹部呢?也許是因為黨內派系的鬥爭，使他鬱郁不得志。甚至於他也許曾經跟某一個被毛澤樂「清」掉了的中堅份子。如果是那樣，那 他就是個危險人物了，不宜太接近。顧岡因此謹慎了起來，態度也冷淡了許多。王同志一個人走回去，他住在區公所里，區公所就是從前的武聖廟。他離開了顧岡以 後，方才自己覺得，剛才他說了很多的話，關於他的過去……在日本人占領期間作地下工作，後來風聲緊了，又學到蘇北去參加新四軍。他本來並沒有打算提起這些 ——對一個初次見面的人，何必告訴人家這些話。「英雄不道當年勇。」難道他已經成了嘮叨的老年人，只生活在自己的回憶里。自己想覺得很難過。大概是因為顧 岡對他的態度里仿佛帶着點輕視，使他不由得要誇耀自己的過去，「也讓他知道知道我從前的歷史。」他最討厭顧岡和他說起國內新聞的時候，那神氣就像是以為他 除了當地村莊裡的事情之外，一無所知。
他從來沒聽見過這顧岡的名字。但是從文聯負責人寫的那封介紹信的口氣上面，可以看出他是「解放」後才加入他們的陣營的。
「我自己算算，為黨服務不止二十年了，永遠在鬥爭的核心裡，」王同志對自己說，「現在倒在這裡招待這投機份子，還要被他看不起。真是活回去了!——這麼一個不要臉的機會主義者，膽小如鼠的知識份子，統治階級的走狗，搖身一變，也前進起來了，還要看不起人!」
他自己也知道不應當濫發脾氣，對於顧岡的估計也不一定正確，但是心裡總覺得鬱塞得厲害。他很希望他回到廟裡的時候，有兩個農民在他的辦公室等候着，有些什 麼糾紛要等着他解決。那也許會使他胸中悶氣稍微疏散些。他很會對付農民。做一件自己善於做的事，那總是相當愉快的。而且在農民的心目中，他就是政府。他們使他感覺到他是龐大的機器上的一個不可缺少的輪齒，而不是一個過時的工具，被丟在一個黑暗的角落裡。
他平常總是從早忙到晚，沒有片的閒空，但是今一下午似乎竟是無事可做。他回到廟裡之後，在他的寫字檯前面坐了一會，無聊得很，又站起來，背着手踱到外面去。小張同志替他管家，坐在門前一隻薄團上，在那裡剝蒜。破舊的薄團，藍布綻開來，露出裡面一根根的稻草。
小張同志洗了衣服，在那裡雕花檻上穿了一根繩子晾着。淡淡的一塊日影，照在那慘紅的廟牆上，一動也不動。
王同志忽然想起來，他似乎永遠是住在廟裡，在那些寬廣的殿堂上，黑洞洞的空房裡；被逐出的神道仿佛陰魂不散，仍舊幢幢來往着。他從前和沙明結婚的時候，也是住在廟裡。他知道的——反正只要一想起從前的事，馬上就會想起她來，那似乎是最容易記起的一部份。
第一次見到她，是有一次幹部開大會。他在蘇北的新四軍里——那時候他就用着現在的名字，叫王霖。那次把所有的幹部都集中在一個小縣城裡上大課，借一個地主的住宅。地主本人不在那裡，搬到蕪湖去了。那陰黑 的大廳，豎着一根根青石柱子，風颼颼的，有點像戶外的黃昏。大家都坐在磚的地下聽演講，各人記筆記，膝蓋上頂着一本拍紙簿。演講照例是以喊口號作為結束。 大家一律站起來跟着喊，「毛主席萬歲!」同時把帽子紛紛毛到空中去，用盡力氣，能丟多高就丟多高。但是帽子落下來的時候，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有本事接到自 己那一頂。大家正手忙腳亂滿地搶帽子，演講的人倒已經又高高豎起一隻手臂，嘶啞也跟着往上一提。「史達林萬歲!」他高叫着
「史達林萬歲!」大家跟着一聲吶喊，一隻只帽子又黑雨似地飛上天去。
散會以後，王霖注意到一個女幹部手裡拿着帽子站在那裡，很為難的樣子。她搭錯了一個帽子。她年紀非常輕。別的女幹部的頭髮都是剪短了，油膩膩地披在面頰 上，她卻是梳了兩隻辮子，盤在頭頂上，藏在帽子時面，完全看不見。所以平時一眼看上去，會把她當作一個男孩子，尤其因為她那清的沒有血色的臉，兩隻眼睛分 得很開，是一個清俊的男孩子的面貌。但是現在沒戴帽子，露出辮子來，就完全像一個女學生了。她穿的一套制服太大了，穿在身上，倒更顯得身材纖弱。
王霖把自己頭上的一頂污舊的帽子摘下來，拿在手裡翻過來看了看，顯然是他自己的。實在不好意思走上去問她是不是她的帽子被他拾了來了。有好幾個男幹部都拿 着帽子去問她，但是沒有一個是她的。後來有一個人發現有一頂帽子高棲在一根屋樑上。一個姓俞的青年馬上設法弄了一舊梯子來，爬上去替她拿了下來。王霖離開 會場的時候，俞同志還站在那裡和她說話。王霖雖然明知道俞同志職位太低，還沒有結婚的資格，但是並不因此就覺得安心。
「剛才鬧丟了帽子的那個是誰?」他仿佛很不耐煩地問另一個幹部。「真是笑話!」
「我沒有看見過她。是新來的——怎麼，你對他有意思?」「別胡說!」
飯後，他又試着問另一個人。「那梳辮子的那個——她的愛人是不是姓陳?」
「她沒結過婚吧?你是說沙明是不是?她來了還不到一年，在電訊組，沒結婚。」
「大概我認錯了!」他喃喃地說：「還當她是陳同志的愛人。」
女幹部都在合作社裡過夜。他第二天早上一早就到合作社去，要求和沙明同志談話。
這裡也按照普通店堂的布置，一邊擺着一排紅木椅子，兩張椅子夾着一隻茶几。他坐了下來，背後後牆上掛着紅紙對聯，祝賀合作社開張之喜。
「這該是好兆頭!」王霖想：「在一個合作社裡向她求婚。這應當是我們在革命崗位上終生合作的開始。」
清晨的陽光從門外射進來，照亮了他腳邊的一筐筐的米與赤豆，灰撲撲的蘑菇與木耳，還有大片的筍衣，發出那乾枯的微甜的氣味。女幹部們在櫃檯上大聲談講着，捲起她們的鋪蓋。她們昨天晚上還睡在櫃檯上。
然後他看見沙明匆匆地向他走來。王霖自我介紹了一下。「我想跟你談談!」他說。她微笑着坐了下來，顯然是準備着接受批評。後來她苦訴他，她當時以為他一定是為了她打辮子的事，來向她提意見，因為她兩根辮子已經引起了許多批評。
「我聽見說你還沒有結婚，」王霖說。「我也沒有。我提義我們向組織上請求結婚，你認為怎麼樣?」
她倒很鎮靜，他想。當然她仿佛是有一點詫異。我微笑着回答：「考慮考慮吧!」
「在我這一方面，是沒有重新考慮的必要。我已經決定了。」
她仍舊微笑着說：「這是很嚴重的一個步驟，還是再考慮考慮吧!」
他沒有逼迫她馬上決定。在陽光中看見她，使他有一種奇異的感覺——她像一張泛了黃的照片，看上去是那樣年輕，而是褪了色的。他仿佛覺是他得要小心，那照片不能用手指去碰它，不然更要褪色了，變得更淡，甚至完全消失。
兩星期後，他到二十里外的電訊站去找她，她不得不把一個夜班的同事叫醒了，給她做替工，才能夠抽身出去和他說話。
「我們還是遞一個申請書進去吧!」他建議。「如果兩個人裡面有一個是不宜結婚的，你放心，組織上一定會告訴我們的，這樁事盡可以讓組織上替我們決定。」
她仍舊是那句話：「考慮考慮吧!」但是他第二次再去找她，她讓步了，遲疑地說，「好吧!」於是他們遞了申請書進去，得到了上有許可。有一天傍晚，王霖派了勤務員牽着馬上接她。
馬蹄聲在黃昏的寂靜中聽上去特別清脆。他站在廟門前的石階上，等那蹄聲去遠了，方才進去。大殿上黑沉沉的，只有他們房門裡射出來的一些燈光，隱約可以看見旁邊一排神像的青臉紅臉，與他們金色的衣褶。破了的窗紙被風吹得啪喇啪喇響着。在他黑暗中走過，進了東配殿，那是他的房間。今天房間裡打掃了一下，東西也整理過了，燈光照着，仿佛空空洞洞，有一種特殊的感覺。
黨在戰爭期間是比較肯妥協的，所以他們駐紮在這座廟裡，並沒有破壞那些偶像，也容許女尼繼續居留。但是年輕的尼姑全都逃跑了。剩下一個老尼姑，住在後進， 正在那裡作夜間的功課，「托托托托」敲着木魚，均勻地一聲一聲敲着，永遠繼續不斷，像古代更漏的水滴，為一個死去的世界記錄時間。
王霖在他的房間裡走來走去，等着那女孩子來，心裡漸漸覺得恍惚起來，感到那魅艷氣氛漸漸加深。那天晚上她來了，天一亮就走了，還是那接她來的勤務員送她回去，替她牽着馬。此後他每周期接她來一次。她永遠是晚上來，天亮就走，像那些古老的故事裡幽靈的情婦一樣。
有時候他幾乎是掙扎着，想打破那巫魘似的魅力。他寧願把她看得平凡些，也像別人的妻子一樣，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但是不行。只有一次，他覺得他們確實是夫婦。那是有一次召開幹部會議，臨時因為軍事狀況，改在他駐守的小鎮上舉行。共產黨向來最注重會場的布置，開會以前照例有一個高級官員到會場去親自巡視一周，如果認為台上的桌子上擱的一瓶花不如理想，就要大發雷霆，負責的幹部可能受到處分。但是在這戰區內殘破的鄉鎮上，花也沒有，鮮艷的紙帶、戲劇性的燈光裝置，統統沒有。甚至於連一張放大的毛主席像都找不到——那是最不可少的。[1]
作者簡介
張愛玲（1920年9月30日—1995年9月1日左右），原名張煐，筆名梁京，祖籍河北豐潤，生於上海，中國現代女作家。7歲開始寫小說，12歲開始在校刊和雜誌上發表作品。1943至1944年，創作和發表了《沉香屑·第一爐香》《沉香屑·第二爐香》《茉莉香片》《傾城之戀》《紅玫瑰與白玫瑰》等小說。1955年，張愛玲赴美國定居，創作英文小說多部，但僅出版一部。1969年以後主要從事古典小說的研究，著有紅學論集《紅樓夢魘》。1995年9月在美國洛杉磯去世，終年75歲。有《張愛玲全集》行世。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