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司徒喬君的畫》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我知道司徒喬君的姓名還在四五年前，那時是在北京，知道他不管功課，不尋導師，以他自己的力，終日在畫古廟，土山，破屋，窮人，乞丐。 這些自然應該最會打動南來的遊子的心。在黃埃
原文
我知道司徒喬君的姓名還在四五年前，那時是在北京，知道他不管功課，不尋導師，以他自己的力，終日在畫古廟，土山，破屋，窮人，乞丐……。
這些自然應該最會打動南來的遊子的心。在黃埃漫天的人間，一切都成土色，人於是和天然爭鬥，深紅和紺碧的棟宇，白石的欄干，金的佛像，肥厚的棉襖，紫糖色臉，深而多的臉上的皺紋……。凡這些，都在表示人們對於天然並不降服，還在爭鬥。
在北京的展覽會裡，我已經見過作者表示了中國人的這樣的對於天然的倔強的魂靈。我曾經得到他的一幅「四個警察和一個女人」。現在還記得一幅「耶穌基督」，有一個女性的口，在他荊冠上接吻。
這回在上海相見，我便提出質問：
「那女性是誰?」
「天使，」他回答說。
這回答不能使我滿足。
因為這回我發見了作者對於北方的景物——人們和天然苦鬥而成的景物——又加以爭鬥，他有時將他自己所固有的明麗，照破黃埃。至少，是使我覺得有「歡喜」(Joy)的萌芽，如脅下的矛傷，儘管流血，而荊冠上卻有天使——照他自己所說——的嘴唇。無論如何，這是勝利。
後來所作的爽朗的江浙風景，熱烈的廣東風景，倒是作者的本色。和北方風景相對照，可以知道他揮寫之際，蓋諗熟而高興，如逢久別的故人。但我卻愛看黃埃，因為由此可見這抱着明麗之心的作者，怎樣為人和天然的苦鬥的古戰場所驚，而自己也參加了戰鬥。
中國全土必須溝通。倘將來不至於割據，則青年的背着歷史而竭力拂去黃埃的中國彩色，我想，首先是這樣的。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四日夜，於上海。
注釋和賞析
【析】《看司徒喬君的畫》寫於1928年3月14日，是魯迅為司徒喬在上海舉行「喬小畫室春季展覽會」目錄寫的序言。後載4月2日 《語絲》周刊第4卷第14期。
司徒喬是魯迅頗喜歡的青年畫家。1926年6月魯迅在北京中央公園觀看他的畫展時，曾買他的二幅作品，一幅就是雜文中提到的炭筆素描 《四個警察一個○》，畫的是「一間施粥廠門前，突然有四個全副武裝的警察，高舉着棍棒，手推腳踢把一個拖着兩個孩子的孕婦扑打出來。」畫題中的「○」代表那被打的孕婦。另一幅是水彩畫《饅店門前》，畫的是「一個半裸着的瘦削老人，在初冬的早晨，走過饅頭店門前，剛出籠的饅頭熱氣騰騰，面香撲鼻，但飢餓着的老人卻只好背過臉朝着深深的胡同走去」。(司徒喬《魯迅先生買去的畫》)《四個警察一個○》這幅畫，魯迅把它掛在自己的工作室「老虎尾巴」東壁藤野先生的照片旁邊。以後魯迅與司徒喬時有往來。司徒喬還到魯迅住處為魯迅畫速寫像。1928年3月13日午後，魯迅與許廣平一起「往司徒喬寓所觀其所作畫」，14日，就寫了這篇《看司徒喬君的畫》。
魯迅喜歡司徒喬的畫，是因為他的畫反映勞苦人民的生活，表達嚮往光明的強烈願望，具有現實性和戰鬥性。這個觀點也就是貫串文章始終的中心論點。但魯迅並不是在寫一般性的藝術評論，他是用「文藝性的論文」 ——兼有文學性和評論性的雜文在評價司徒喬的繪畫作品，因而在寫作手法上呈現出如下特色：以邏輯思維與形象思維相結合的方式進行評議，抓住繪畫特有的色彩對比來立論。
文章一開始便敘述了司徒喬畫作在題材和內容上的特色： 「終日在畫古廟，土山，破屋，窮人，乞丐……」這些畫面都是舊中國現實社會的真實反映，下層窮苦人民不幸生活的真實寫照。但畫家並不是自然主義地照抄生活，而是在畫面上透露出鮮明的理想色彩和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在「一切都成土色」的「黃埃漫天的人間」，卻突出了 「深紅和紺碧的棟宇，白石的欄干，金的佛像，肥厚的棉襖，紫糖色臉，深而多的臉上的皺紋……凡這些，都在表示人們對於天然並不降服，還在爭鬥。」魯迅認為這正是司徒喬繪畫作品最大的特色和長處。
接着，文章進一步以司徒喬一幅《耶穌基督》的畫為例，說明畫家以 「固有的明麗，照破黃埃」，從而「表示了中國人的這樣的對於天然的倔強的魂靈」。《耶穌基督》這幅畫的畫面上畫着受難的基督，有一天使在吻着基督的荊冠。但魯迅對畫家關於吻基督荊冠的女性是天使的回答不能滿足，因為在魯迅看來，這是有象徵意義的。是經過不屈不撓的鬥爭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勝利的一種象徵。司徒喬後來在《憶魯迅先生》中說：「他也到過我那巴掌般大的喬小畫室看畫，為我的展覽寫文章。當我畫那天使吻着耶穌的荊冠時，心裡無非是對那些為人民獻出自己生命的殉難者表示景仰和悼念;但魯迅先生卻說： 『那是勝利』……這篇文章給我的啟示極大。我在當時，由於看不見人民的力量，勝利的觀念是薄弱的，先生卻一語點醒。」魯迅寫這篇文章時，正是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不久，革命正處在低潮時期，魯迅不僅要求藝術家們要正面描繪黑暗的現實(黃埃)，更肯定和鼓勵他們去正面反映與黑暗現實的「爭鬥」，以及鬥爭後的「勝利」。這正是魯迅推崇司徒喬畫作的緣由，也表現了魯迅先生堅定的革命信念和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
雜文的第三部分，魯迅又進一步把司徒喬那些表現「爽朗的江浙風景，熱烈的廣東風景」的畫作與他的「北方風景」畫在色彩上加以對比，指出自己更歡喜看有着一片「黃埃」的後者。原因不是別的，正是因為後者接近中國的現實，也更富於戰鬥性，更能顯露出畫家鮮明的藝術個性。
文章在最後滿懷深情地預言，中國的將來應當是「明麗」 的：
「中國全土必須溝通。倘將來不至於割據，則青年的背着歷史而竭力拂去黃埃的中國彩色……」
這就賦予畫面上的色彩以象徵意義，從而也就從評價司徒喬畫作生髮引申開去，含蓄而鮮明地表達了一種美好的社會理想：漫天的黃埃一定會被拂去，明麗的顏色將鋪滿全中國的大地。而這個歷史使命將由青年們去完成，「舊貌換新顏」，這是當代青年們的首要任務。雜文的中心思想在此得到了升華。
如上所述，這篇雜文緊緊抓住司徒喬繪畫作品在色彩上的特色，深刻發掘畫作的思想意義，既鮮明地表達了作者的政治觀和藝術觀，又避免了空洞的議論和抽象的概括。將評論形象化，這正是本文在寫作上的高明之處。此外，本文雖短，卻有描寫，有敘述，有議論，也有一點抒情;時而回顧，時而推測，還插上一段對話，再加上色彩斑斕的文字，比喻和象徵的妙用，大大增加了文章的藝術感染力和理性力量，也使文章搖曳多姿，熠熠生輝。這些，都值得我們在寫作文藝短評時好好學習借鑑的。[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