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時候》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正是時候》是魯迅寫的一篇文章。 「山樑雌雉，時哉時哉！②」東西是自有其時候的【首先由論語中句子引出一個觀點，即「東西是自有其時候的」，照應題目「正是時候」，所謂「東西是自有其時候的」，意思是說，一切思想、文化的興衰、物品價值的高低甚至人的際遇都受到「時運」的影響】。
聖經，佛典，受一部分人們的奚落已經十多年了，「覺今是而昨非」③，現在就是復興的時候。關岳④，是清朝屢經封贈的神明，被民元革命所閒卻；從新記得，是袁世凱的晚年，但又和袁世凱一同蓋了棺；而第二次從新記得，則是在現在。
原文及解析
這時候，當然要重文言，掉文袋⑤，標雅致，看古書。【此段是對「東西是自有其時候的」的實例說明，「佛典」、「關岳」以及「古書」等本已經沒落的東西，竟然時來運轉，再次興起而受到推崇，實際上，這是對當時復古現象的揭露，作者後文即對此進行分析批駁。】
如果是小家子弟，則縱使外面怎樣大風雨，也還要勇往直前，拚命掙扎的，因為他沒有安穩的老巢可歸，只得向前干【此處的「小家子弟」，是指氏族家底不深厚且受傳統文化習俗影響較小的「子弟」，雖然「勇往直前，拚命掙扎」，卻是無奈之舉，其自身還是希望以有深厚文化傳統為榮，所以一旦有條件還會「修家譜，造祠堂」，成為復古派的一分子】。雖然成家立業之後，他也許修家譜，造祠堂，儼然以舊家子弟自居，但這究竟是後話。倘是舊家子弟呢，為了逞雄，好奇，趨時，吃飯，固然也未必不出門，然而只因為一點小成功，或者一點小挫折，都能夠使他立刻退縮【此處所謂的「舊家子弟」是指出身於世家大族、名門望族等受中國文化薰陶較深且延續傳承不斷的「子弟」，由於當時社會變革劇烈，封建制度解體，固有的封建文化因為其僵化、保守、愚昧而無法跟上時代的發展，所以其家族傳承的文化也就成為了作者所謂的「古老破爛的大宅子」，但由於「舊家子弟」受其影響甚深，一旦擺脫困境則又復古而顯擺自己文化底蘊深厚，而一旦遭遇挫折又往往以為可以在所傳承的舊文化中找到解決辦法，也就是作者所謂的「只因為一點小成功，或者一點小挫折，都能夠使他立刻退縮」，此處的「退縮」就是指復古】。這一縮而且縮得不小，簡直退回家，更壞的是他的家乃是一所古老破爛的大宅子。【此段用打比方的方式，對前文復古現象進行議論，分析和揭示復古現象再次出現的原因。】
這大宅子裡有倉中的舊貨，有壁角的灰塵，一時實在搬不盡。倘有坐食的餘閒，還可以東尋西覓，那就修破書，擦古瓶，讀家譜，懷祖德，來消磨他若干歲月。如果是窮極無聊了，那就更要修破書，擦古瓶，讀家譜，懷祖德，甚而至於翻骯髒的牆根，開空虛的抽屜，想發見連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寶貝，來救這無法可想的貧窮。這兩種人，小康和窮乏，是不同的，悠閒和急迫，是不同的，因而收場的緩促，也不同的，但當這時候，卻都正在古董中討生活，所以那主張和行為，便無不同，而聲勢也好像見得浩大了。【此段接上文意思，細緻地描寫了「舊家子弟」退縮到自己的「古老破爛的大宅子」里的所作所為。實際上，表現了復古派躲到舊文化中或尋求心理安慰和脫貧救急的辦法的無聊、可憐相。】
於是就又影響了一部分的青年們，以為在古董中真可以尋出自己的救星。他看看小康者，是這麼閒適，看看急迫者，是這麼專精，這，就總應該有些道理。會有仿效的人，是當然的。然而，時光也絕不留情，他將終於得到一個空虛，急迫者是妄想，小康者是玩笑。主張者倘無特操，無灼見，則說古董應該供在香案上或擲在茅廁里，其實，都不過在盡一時的自欺欺人的任務，要尋前例，是隨處皆是的。【此段敘述這種復古現象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指出其最終結果還是歸於空虛，最後點明主張復古者的。
六月二十三日
【注釋】
①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六日《申報·自由談》。
②「山樑雌雉，時哉時哉！」：語見《論語·鄉黨》。
③「覺今是而昨非」：語見晉代陶淵明《歸去來兮辭》。
④關岳：指關羽和岳飛。萬曆四十二年（1614），明朝政府封關羽為「三界伏魔大帝」，並在宮中設廟奉祀。清朝對關羽累加封號，稱「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贊、宣德關聖大帝」。清末民初祭祀漸廢。一九一四年袁世凱在稱帝前重新下令合祀關岳。一九三四年廣東軍閥陳濟棠又向國民黨政府提議恢復孔丘及關岳祀典，並於該年三月二十八日舉行「仲春上戊祀關岳典禮」。
⑤掉文袋：又叫掉書袋。《南唐書·彭利用傳》：「言必據書史，斷章破句，以代常談，俗謂之掉書袋。」[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