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崙與隋那》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拿破崙與隋那》是魯迅寫的一篇文章。 我認識一個醫生，忙的，但也常受病家的攻擊，有一回，自解自嘆道：要得稱讚，最好是殺人，你把拿破崙和隋那去比比看……
我想，這是真的。拿破崙的戰績，和我們什麼相干呢，我們卻總敬服他的英雄。甚而至於自己的祖宗做了蒙古人的奴隸，我們卻還恭維成吉思;從現在的卐字眼睛看來，黃人已經是劣種了，我們卻還誇耀希特拉。
因為他們三個，都是殺人不眨眼的大災星。
但我們看看自己的臂膊，大抵總有幾個疤，這就是種過牛痘的痕跡，是使我們脫離了天花的危症的。自從有這種牛痘法以來，在世界上真不知救活了多少孩子，——雖然有些人大起來也還是去給英雄們做炮灰，但我們有誰記得這發明者隋那的名字呢?
殺人者在毀壞世界，救人者在修補它，而炮灰資格的諸公，卻總在恭維殺人者。
這看法倘不改變，我想，世界是還要毀壞，人們也還要吃苦的。
十一月六日。
注釋和賞析
【析】 這篇雜感短文可以和1930年魯迅作的《題贈馮蕙熹》一詩對讀。那首詩是這樣的：「殺人有將，救人為醫。殺了大半，救其孑遺。小補之哉，烏乎噫嘻!」揭露那些以「殺人」為業的將軍們的橫暴兇殘和毒辣，又指出在那樣的社會裡，由於有「殺人」為業的「將」的存在，「救人」為業的「醫」就只能是「小補之哉」，而 「救」得了身體的病苦，仍難免於被「殺」的命運。詩末發出感慨。全詩把「殺人」者與「救人者」加以對比，在反襯中，突出了 「殺人」者的殘暴與「救人」者的無力。而寫於四年後的這篇文章，比詩的內容更為集中，更為具體，更為深刻。可以看出是魯迅對於這類社會現象的深入思考和發掘。
文章從一個醫生的感嘆「要得稱讚，最好是殺人」入手，議論說： 「這是真的。拿破崙的戰績，和我們什麼相干呢，我們卻總敬服他的英雄。甚而至於自己的祖宗做了蒙古人的奴隸，我們卻還恭維成吉思;從現在的卐字眼睛看來，黃人已經是劣種了，我們卻還誇耀希特拉(希特勒)。」這裡列舉的幾項，都是當時中國的社會思潮的具體表現。拿破崙、成吉思汗、希特拉「都是殺人不眨眼的大災星」，但在當時一些中國人心目中都成為「敬服」「恭維」「誇耀」的對象，這倒確實地證明了前文醫生的感嘆。殺人的拿破崙等受到「稱讚」，發明牛痘接種救活了千千萬萬人的隋那卻被人們遺忘。在這鮮明的對比中，突出了這種社會思潮的荒唐可笑。對此，魯迅議論說：「殺人者在毀壞世界，救人者在修補它，而炮灰資格的諸公，卻總在恭維殺人者。」這原因何在?原因就在於 「炮灰資格的諸公」的麻木不覺悟，就在於他們意識中對於掌握着別人生死的權力的人的崇拜，這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劣根性，魯迅憂慮而沉重地指出： 「這看法倘不改變，我想，世界是還要毀壞，人們也還要吃苦的」，這是一個十分精警沉重的警告。試想，「恭維」「敬服」「誇耀」「殺人不眨眼的大災星」的人們，不就是甘願臣服干強權和侵略者的奴才麼?而這些奴才們一旦掌握了權力，成為主子，又哪有不效法原來的主子而成為新一代「殺人不眨眼的大災星」的呢?有這種「敬服」「恭維」「誇耀」強權的社會思維的存在，「大災星」的產生也就有了深厚的社會基礎，而一代代「災星」的存在.人們又哪有過上好日子的希望呢?這是作品所要表達的最主要的內容。當然，這些議論並不是空谷足音，無端而發。聯繫當時的社會背景，可以看出，這篇文章雖字面無一字直斥現實，但又是針對現實而發的。當時，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侵略東北三省已三年有餘;「一·二八」上海事變亦近三年，而國民黨當局卻奉行不抵抗主義;宣揚復古主義，大搞尊孔讀經，和實施法西斯主義奴化教育，甚而至於有人還向日本侵略者獻上欲征服中華民族，必先征服中華民族的心的計謀，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之類法西斯主義書籍，亦在社會上流傳。種種現象，都表明當時中國社會中法西斯主義思潮的泛濫。知乎此，可知魯迅是從民族的前途命運着眼，針對現實社會現象，站在綜覽歷史的高度，挖掘平常事實中所包蘊的民族心理的病態與劣根性，啟迪人們對於自身思想加以檢視，去尋求人們不再 「吃苦」 的必由之路。
本文的特點，是作者能從人們習見的社會現象中發掘出其中所蘊含的深刻矛盾，並對這些矛盾現象加以深刻的剖析，使文章產生了警醒的作用。寫法上，作者採用對比方法，把「殺人不眨眼的大災星」受到「敬服」「恭維」「誇耀」的事實與發明了牛痘「不知救活了多少孩子」的隋那卻受到冷遇的事實相對照而談，從而顯示出前者受到「敬服」的荒謬性和後者的遭遇的不合理，並進一步指出「這看法」存在的巨大的危害。事實的對比，增強了作品的說服力和啟迪性，使讀者在沉思中得到教益。[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