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非閒話》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並非閒話》是魯迅寫的一篇文章。
原文
凡事無論大小，只要和自己有些相干，便不免格外警覺。即如這一回女子師範大學的風潮，我因為在那裡擔任一點鐘功課，也就感到震動，而且就發了幾句感慨，登在五月十二的《京報副刊》上。自然，自己也明知道違了「和光同塵」的古訓了，但我就是這樣，並不想以騎牆或陰柔來買人尊敬。三四天之後，忽然接到一本《現代評論》十五期，很覺得有些稀奇。這一期是新印的，第一頁上目錄已經整齊(初版字有參差處)，就證明着至少是再版。我想：為什麼這一期特別賣的多，送的多呢，莫非內容改變了麼?翻開初版來，校勘下去，都一樣;不過末葉的金城銀行的廣告已經杳然，所以一篇《女師大的學潮》就赤條條地露出。我不是也發過議論的麼?自然要看一看，原來是贊成楊蔭榆校長的，和我的論調正相反。做的人是「一個女讀者」。
中國原是玩意兒最多的地方，近來又剛鬧過什麼「琴心是否女士」問題，我於是心血來潮，忽而想： 又搗什麼鬼，裝什麼佯了?但我即刻不再想下去，因為接着就起了別一個念頭，想到近來有些人，凡是自己善於在暗中播弄鼓動的，一看見別人明白質直的言動，便往往反噬他是播弄和鼓動，是某黨，是某系;正如偷漢的女人的丈夫，總願意說世人全是忘八，和他相同，他心裡才覺舒暢。這種思想是卑劣的;我太多心了，人們也何至於一定用裙子來做軍旗。我就將我的念頭打斷了。
此後，風潮還是拖延着，而且展開來，於是有七個教員的宣言發表，也登在五月二十七日的《京報》上，其中的一個是我。
這回的反響快透了，三十日發行(其實是二十九日已經發賣) 的《現代評論》上，西瀅先生就在《閒話》的第一段中特地評論。但是，據說宣言是「《閒話》正要付印的時候」才在報上見到的，所以前半隻論學潮，和宣言無涉。後來又做了三大段，大約是見了宣言之後，這才文思泉湧的罷，可是《閒話》付印的時間，大概總該頗有些耽誤了。但後做而移在前面，也未可知。那麼，足見這是一段要緊的 「閒話」。
《閒話》中說，「以前我們常常聽說女師大的風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勢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動，可是我們總不敢相信。」 所以他只在宣言中摘出「最精彩的幾句」，加上圈子，評為「未免偏袒一方」;而且因為「流言更加傳布得厲害」，遂覺「可惜」，但他說「還是不信我們平素所很尊敬的人會暗中挑剔風潮」。這些話我覺得確有些超妙的識見。例如「流言」本是畜類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實在應該不信它。又如一查籍貫，則即使裝作公平，也容易啟人疑竇，總不如「不敢相信」的好，否則同籍的人固然憚於在一張紙上宣言，而別一某籍的人也不便在暗中給同籍的人幫忙了。這些「流言」和「聽說」，當然都只配當作狗屁!
但是，西瀅先生因為「未免偏袒一方」而遂嘆為「可惜」，仍是引用「流言」，我卻以為是「可惜」的事。清朝的縣官坐堂，往往兩造各責小板五百完案，「偏袒」之嫌是沒有了，可是終於不免為胡塗蟲。假使一個人還有是非之心，倒不如直說的好;否則，雖然吞吞吐吐，明眼人也會看出他暗中「偏袒」那一方，所表白的不過是自己的陰險和卑劣。宣言中所謂「若離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者，似乎也就是為此輩的手段寫照。而且所謂「挑剔風潮」的」流言」，說不定就是這些伏在暗中，輕易不大露面的東西所製造的，但我自然也「沒有調查詳細的事實，不大知道」。可惜的是西瀅先生雖說「還是不信」，卻已為我輩「可惜」，足見流言之易於惑人，無怪常有人用作武器。但在我，卻直到看見這《閒話》之後，才知道西瀅先生們原來「常常」聽到這樣的流言，並且和我偶爾聽到的都不對。可見流言也有種種，某種流言，大抵是奔湊到某種耳朵，寫出在某種筆下的。
但在《閒話》的前半，即西瀅先生還未在報上看見七個教員的宣言之前，已經比學校為「臭毛廁」，主張「人人都有掃除的義務」了。為什麼呢?一者報上兩個相反的啟事已經發現;二者學生把守校門;三者有「校長不能在學校開會，不得不借鄰近的飯店招集教員開會的奇聞」。但這所述的「臭毛廁」的情形還得修改些，因為層次有點顛倒。據宣言說，則「飯店開會」，乃在「把守校門」之前，大約西瀅先生覺得不「最精彩」，所以沒有摘錄，或者已經寫好，所以不及摘錄的罷。現在我來補摘幾句，並且也加些圈子，聊以效顰——
……迨五月七日校內講演時，學生勸校長楊蔭榆先生退席後，楊先生乃於飯館召集校員若干燕飲，繼即以評議會名義，將學生自治會職員六人揭示開除，由是全校譁然，有堅拒楊先生長校之事變。……」
《閒話》里的和這事實的顛倒，從神經過敏的看起來，或者也可以認為「偏袒」的表現;但我在這裡並非舉證，不過聊作插話而已。其實，「偏袒」兩字，因我適值選得不大堂皇，所以使人厭觀，倘用別的字，便會大大的兩樣。況且，即使是自以為公平的批評家，「偏袒」也在所不免的，譬如和校長同籍貫，或是好朋友，或是換帖兄弟，或是叨過酒飯，每不免於不知不覺間有所「偏袒」。這也算人情之常，不足深怪;但當侃侃而談之際，那自然也許流露出來。然而也沒有什麼要緊，局外人那裡會知道這許多底細呢，無傷大體的。
但是學校的變成「臭毛廁」，卻究竟在「飯店招集教員」之後，酒醉飯飽，毛廁當然合用了。西瀅先生希望「教育當局」打掃，我以為在打掃之前，還須先封飯店，否則醉飽之後，總要拉矢，毛廁即永遠需用，怎麼打掃得乾淨?而且，還未打掃之前，不是已經有了「流言」了麼?流言之力，是能使糞便增光，蛆蟲成聖的，打掃夫又怎麼動手? 姑無論現在有無打掃夫。
至於「萬不可再敷衍下去」，那可實在是斬釘截鐵的辦法。正應該這樣辦。但是，世上雖然有斬釘截鐵的辦法，卻很少見有敢負責任的宣言。所多的是自在黑幕中，偏說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卻以局外人自居;滿肚子懷着鬼胎，而裝出公允的笑臉;有誰明說出自己所觀察的是非來的，他便用了「流言」來作不負責任的武器：這種蛆蟲充滿的「臭毛廁」，是難於打掃乾淨的。丟盡「教育界的面目」的醜態，現在和將來還多着哩!
注釋和賞析
五月三十日。
【析】 二十年代中期，在圍繞着北京女師大風潮所展開的嚴峻鬥爭中，資產階級文人陳西瀅以《現代評論》為陣地，用寫作《閒活》的形式，詆毀學潮，中傷魯迅，為反動勢力張目。他散布流言蜚語卻又故作「中庸」之狀。魯迅與之針鋒相對，寫了一批犀利深刻的雜文，給予無情揭露與有力批駁。《並非閒話》即是其中一篇頗具特色的論辯性雜文。
同敵手論戰，魯迅認為，與其辯誣，不如別闢蹊徑，給論敵以猝不及防的沉重打擊。《並非閒話》即是如此。面對陳西瀅在《粉刷毛廁》這篇「閒話」中的攻訐誹謗，魯迅不予置辯，而是着意於審「丑」觀照中，將叭兒文人的卑劣行徑攝入筆端，通過藝術「曝光」，予以再現，從而克敵制勝。其藝術表現手法多樣。
首先，就近取譬，類比映照，諷喻論敵。《並非閒話》的「由頭」(即開端)匠心獨運，並未先拋論敵，樹立靶子。而是採用 「題外話」方式，從《現代評論》 第一卷第十五期的再版與賣送談起，由遠及近，以虛帶實，切入本題。5月12日，魯迅在 《京報副刊》 上「發了幾句感慨」①，為學生申張正義。時隔三四天，便「忽然接到一本《現代評論》十五期」。這期刊物系新印再版，且「特別賣的多，送的多」，使人頓生疑竇。經校勘，它與初版顯然不同處，只是去掉了末葉的廣告，使 《女師大的風潮》這篇 「贊同楊蔭榆校長」 的文章「赤條條地露出」。而 「做」 文者未署真名，「送」 刊者也隱匿了身份。這段敘中帶刺的文字，於隱約其詞中示諭人們：身居黑幕的「幫閒文人」不過是心懷叵測、怕見光明的 「鬼蜮」。作者由此聯想到 「琴心女士」②的醜聞，以此類比，緣事生議，佯裝搗鬼乃「正人君子」慣用的伎倆。然後由此及彼，筆鋒直刺論敵，「想到近來有些人，凡是自己善於在暗中播弄鼓動的，一看見別人明白質直的言動，便往往反噬他是播弄和鼓動，是某黨，是某系」。其靈魂之卑劣，「正如偷漢的女人的丈夫，總願意說世人全是忘八，和他相同，他心裡才覺舒暢」。《並非閒話》的 「由頭」取類設喻，以 「丑」為鏡，使陳西瀅的「二丑」本相已露端倪。文章起始即先發制人，將論敵置於狼狽境地，為論辯的有力展開積蓄了文勢。
其次，描繪特徵，揭開假面，示其本相。《並非閒話》對「丑」的否定性觀照，不重在外形，而是着力描繪與揭示其荒謬可憎的表現特徵，活畫出「叭兒文人」的醜惡靈魂。
表徵之一： 曲折吞吐，欲蓋彌彰。五月二十七日，魯迅邀集六名教員，聯名發表了支持女師大風潮的《宣言》。僅過兩天，陳西瀅抨擊學潮，中傷魯迅的 《閒話》也見諸《現代評論》。魯迅不無揶揄地指出：「這回的反響快透了」。一個「快」字，形象地再現了陳西瀅那急不可奈的「幫閒」心態。為了掩蓋本相，《閒話》閃爍其詞，煙罩霧繞：《閒話》正要付印時，才在報上看見《宣言》。魯迅一眼洞穿，這是障眼法，並給以剔膚見骨地剖析。《閒話》 以洋洋三段訾議 《宣言》，也是「文思泉湧」，有感而發。況且付印，「總該頗有些耽誤」，但出籠之快，是「後做而移在前面，也未可知」。由此足見，這並非局外人的閒談偶議，而是蓄意之作。陳西瀅急於為主人 「幫閒」 的醜態昭然若揭。
表徵之二： 流言公論，貌似中庸。陳西瀅在 《閒話》中施放暗箭，誣陷魯迅，卻又故作敦厚：「還是不信我們平素所很尊敬的人會暗中挑剔風潮」，但「宣言一出」，流言更甚，很覺可惜。魯迅高屋建瓴，洞幽燭微，抓住敵論的要害是流言公論，貌似中庸。由是「伺隙乘虛」③砉然一擊。因聯名發表 《宣言》 的七人中，有六人都是浙江人和北大國文系教授，陳西瀅便以「某籍某系」影射魯迅等人是結黨營私，鼓動風潮，傳布流言。魯迅就其荒謬邏輯，加以歸謬推論，陳氏與楊蔭榆同為無錫人，那麼「也不便在暗中給同籍的人幫忙了」。僅此一例，寥寥數語，戳敵要害。陳西瀅自以為鋼鞭的「據說」，卻「只配當作狗屁!」《閒話》者，實乃流言也。而所謂「尊敬」、「可惜」這些堂皇之詞，所表白的不過是自己的陰險與卑劣。以流言公論為武器，正是陳西瀅「幫忙」嘴臉的自我暴露。
表徵之三：顛倒是非，為虎作倀。大凡兩面派都慣用謠言惑眾的手法。陳西瀅也是如此。他詈責學生「鬧得太不象樣」，理由之一，是竟然出現了 「校長不能在學校開會，不得不借鄰近的飯店招集教員開會的奇聞」。魯迅以 《宣言》之摘錄舉證，怒而戟指，陳西瀅對「教育家在杯酒間謀害學生」④的醜惡與兇殘，視而不見，隻字不提，反而顛倒事實，為 「屠夫」 粉飾。「偏袒」二字，恰好成了他的自我寫照。更甚者，陳西瀅 「比學校為 『臭毛廁』」，寄望於反動當局清除打掃「萬不可再敷衍姑息」。魯迅憤激難抑，外化為辛辣的反諷，將叭兒文人替主子嗅着味道，助紂為虐的「幫凶」面目昭示於眾。
文人「弄臣」，古已有之，而陳西瀅集幫閒、幫忙、幫凶三任於一身;其卑劣醜惡，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假面被揭原形畢露，陳西瀅喬裝打扮的「正人君子」相即刻崩毀，而他的流言公論也「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並非閒話》以「丑」為象的審美圖式，融情於事，結情為理，寓理於形。內在情思與外在形式的「異質同構」，將腐朽化為神奇。它既是戰鬥的「匕首」或「投槍」，也是一朵溢香流彩的藝術之花。[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