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維特之煩惱》序引》
作品欣賞
近世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采氏(Benedetto Croce)批評歌德此書，以為是首「素樸的詩」(Naive Dichtung)。我對於歌德此書，也有這個同樣的觀感。此書幾乎全是一些抒情的書簡所集成，敘事的分子極少，所以我們與其說是小說，寧說是一部散文詩集。
詩與散文的區別，拘於因襲之見者流，每每以為「無韻者為文，有韻者為詩」，而所謂韻又幾乎限於腳韻。這種皮相之見，不識何以竟能深入人心而牢不可拔。最近國人論詩，猶有兢兢於有韻無韻之爭而詆散文詩之名為悖理者，真可算是出人意表之外，不知詩的本質，決不在乎韻腳之有無。有韻者可以為詩，而有韻者不必儘是詩。告示符咒，本是有韻，然吾人不能說它是詩。詩可以有韻，而詩不必一定有韻。讀無韻之抒情小品，吾人每每稱其詩意蔥蘢。由此可以知道，詩之生命別有所在。古人稱散文其質而採取詩形者為韻文，然則稱詩其質而採取散文形者為散文詩，此正為合理而易明的名目。韻文=Prose in poem，散文詩=Poem in prose。韻文如男優之坤角，散文詩如女優之男角。衣裳雖可混淆，而本質終竟不能變易。——好了，不再多走岔路了。有人始終不明散文詩的定義的，我就請他讀這部《少年維特之煩惱》吧!
這部《少年維特之煩惱》，我存心移譯已經四五年了。去年七月寄寓上海時，更經友人勸囑，始決計移譯。起初原擬在暑假期中三閱月內譯成，後以避暑惠山，大遭蚊厄而成瘧疾，高熱相繼，時返時復，金雞納霜倒服用了多少瓶，而譯事終不能前進。九月中旬，折返日本，晝為校課所迫，僅以夜間偷暇趕譯，草率之處，我知道是在所不免。然我終敢有舉以紹介於我親愛的讀者之自信，我知道讀此譯書之友人，當不至於大失所望。
我譯此書，於歌德思想有種種共鳴之點，此書主人公維特之性格，便是「狂飆突進時代」(Sturm and Drang)少年歌德自己之性格，維特之思想，便是少年歌德自己之思想。歌德是個偉大的主觀詩人，他所有的著作，多是他自己的經驗和實感的集成。我在此書中，有所共鳴的種種思想：
第一，是他的主情主義。他說，「人總是人，不怕就有些微點子的理智，到了熱情橫溢，衝破人性底界限時，沒有什麼價值或至全無價值可言。」這種事實，我們大都經歷過來，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無須乎證明的事理。侯爵重視維特的理智與才能而忽視其心情時，他說「我這心情才是我唯一的至寶，只有它才是一切的源泉，一切力量底，一切福佑底，一切災難底」。他說，他智所能知，什麼人都可以知道，只有他的心才是他自己所獨有。他對宇宙萬匯，不是用理智去分析，去宰割，他是用他的心情去綜合，去創造。他的心情在他的身之周圍隨處可以創造出一個樂園;他在微蟲細草中隨時可以看出「全能者底存在」，「兼愛無私者底傍徨」。沒有愛情的世界，便是沒有光亮的神燈。他的心情便是這神燈中的光亮，在白壁上立地可以生出種種畫圖，在死滅中立地可以生出有情的宇宙。
第二，便是他的泛神思想。泛神便是無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現，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現。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現。人到無我的時候，與神合體，超絕時空，而等齊生死。人到一有我見的時候，只看見宇宙萬匯和自我之外相，變滅無常而生生死存亡之悲感。萬物必生必死，生不能自持，死亦不能自阻，所以只見得「天與地與在他們周圍生動着的力，除是一個永遠貪婪、永遠反芻的怪物而外，不見有別的」。此力即是創生萬匯的本源，即是宇宙意志，即是物自身——Ding an sich。能與此力瞑合時，則只見其生而不見其死，只見其常而不見其變。體之周遭，隨處都是樂園，隨時都是天國，永恆之樂，溢滿靈台。「在『無限』之前，在永恆的擁抱之中，我與你永在。」人之究竟，唯求此永恆之樂耳。欲求此永恆之樂，則先在忘我，忘我之方，歌德不求之於靜，而求之於動。以獅子搏免之力，以全身全靈以謀剎那之充實，自我之擴張，以全部的精神以傾倒於一切!維特自從與夏綠蒂姑娘相識後，他說：「自從那時起，日月星辰儘管靜悄悄地走它們的道兒，我也不知道晝，也不知道夜，全盤的世界在我周圍消去了。」如此以全部的精神愛人!以全部的精神陶醉!以全部的精神煩惱!以全部的精神哀毀!一切徹底!一切究竟!所以他對於瘋狂患者也表極端的同情，對於自殺行為，他絕不認為罪過而加以讚美。完成自我的自殺，正是至高道德——這決不是中庸微溫者流所能體驗的道理。
第三，是他對於自然的讚美。他認為自然是唯一神之所表現。自然便是神體之莊嚴相，所以他對於自然絕不否定。他肯定自然，他以自然為慈母，以自然為友朋，以自然為愛人，以自然為師傅。他說：「我今後只皈依自然。只有自然是無窮地豐富，只有自然能造就偉大的藝術家……一切的規矩準繩，足以破壞自然的實感，和其真實的表現!」他親愛自然，崇拜自然，自然與之以無窮的愛撫、無窮的慰安、無窮的啟迪、無窮的滋養。所以他反抗技巧，反抗既成道德，反抗階級制度，反抗既成宗教，反抗浮薄的學識，以書籍為糟粕，以文字為死骸，更几几乎以藝術為多事。他說，「我完全忘機於幽居底情趣之中，我的藝術已無所致其用了。」他說，「甚麼是詩?是畫?是牧歌?我們得享自然現象的時候，定要去矯揉造作嗎?」不錯，人到忘機於自然的時候，便有時候連詩歌、美術也覺其多事，更何有於學問、道德、宗教、名位呢!
第四，是他對於原始生活的景仰。原始人的生活，最單純，最樸質，最與自然親睦。崇拜自然、讚美自然的人，對於原始生活自然不能不發生景仰。所以他對於詩歌，則喜悅荷默和莪相。在井泉之旁，覺得有古代之精靈浮動。岩穴幽棲，毛織衣，棘帶，是他靈魂所渴慕着的慰安。他對於農民生活亦極表同情：「自栽白菜，菜成拔以為蔬，食時不僅嘗其佳味，更將一切種之植之時的佳日良晨，灌之溉之從而樂其生長之進行時的美夕，於一瞬間之內復同時而領略之。」他說，這種作為人的單純無礙的喜悅，他的心能夠感受到，真是件快心事。要這種人才有極真實的至誠，極虔敬的努力，極熱烈的慈愛，極能以全部精神灌注於一切，極是剎那主義、全我生活的楷模!
第五，是他對於小兒的尊崇。美國現代兒童心理學家和邇氏——Hall以為「兒童時期是人類的天國，成人生活是從此而墮落者」。(Childhood is the paradise to the race from which adult life is a fall)此種言論，近今為保護兒童運動的前驅。兒童之可尊崇，在古昔數千年前的東西哲人已先後倡導。老子教人「專氣致弱如嬰兒」。孟子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猶太的預言者以賽亞，說是預言者的黃金時代實現時，「狼要和綿羊兒同居;豹要和山羊兒同臥;小犢要和稚獅肥畜同游;一個小孩兒要牽引它們。」(《舊約•以賽亞書》第十一章)耶穌說：「小孩子是天國中的最大者。」小兒如何有可以尊崇之處?我們請隨便就一個小朋友來觀察吧，你看他終日之間無時無刻不是在傾倒全我以從事於創造、表現、享樂。小兒的行徑正是天才生活的縮型，正是全我生活的規範!然我們成人對於小兒時無今古，地無東西，卻同一地加以虐待、束縛、鞭笞、叱咤，不許有意志的自由，視之如奴隸囚徒。我們且聽歌德替小兒們道不平吧!「小孩子是我們的模範，我們應得以他們為師，而我們現在卻把他們當作下人看待，不許他們有意志……這種特權定在那裡?」
「《少年維特之煩惱》出版了!」
「文壇的明星出現了!」
《少年維特之煩惱》在1774年出版。一般青年讀者大起共鳴，追慕維特遺風而效學其裝束。青衣黃褲的「維特熱」(Werther'Sfieber)流行於一時。苦於戀愛不自由的青年讀此書而實行自殺者有人，自殺之後在衣囊襟袋中每每有挾此小書以殉者。偎馬公國(Weimar)的一個宮女也因失戀之故溺死於依爾牟河(Ilm)中，胸中正懷着這本《少年維特之煩惱》!種種傳說喧動一時，佛朗克府(Frankfurt am Main)二十四歲的青年作家，一躍而成為一切批評、贊仰、傾羨之的。
歌德之聲譽日隆，一時知名之士，如宗教家拉瓦特爾(I.C.Lavater)、教育家白舍陶(J.B.Basedow)，乃至當時德意志詩壇明星克羅普徐妥克(Klopstock)，均先後前來，瞻仰此文壇新星之光耀。扛舉德意志文藝勃興之職命於兩肩之青年歌德，有如朝日之初升，光熊熊而氣沸沸，高唱決勝之歌，以趨循其天定的軌轍。「歌德以前無文藝」的德意志，隨之一躍而成為歐羅巴十八世紀的寵兒。蓋世雄才拿破崙一世遠征埃及時，也手持《少年維特之煩惱》一書，以起臥於金字塔與「司芬克司」間古代文明之廢墟。偎馬公國夫人，佛里德里克大王之妹，安娜亞瑪利亞(Anna Amalia)也遣其子奧古斯特•克爾(August Karl)親來拜訪歌德，歌德不久(1775年)便成為偎馬宮廷的貴客，而偎馬便成為德意志文壇的中心地點。
——一個插曲(Intermesso)——
時——1774年夏。
地——萊茵河畔都益司堡(Duisburg)某旅館的餐廳。
中年紳士數人，挾一青年文士，圍桌暢談，開放着文藝與思索的奇葩。
中年紳士之一人(突向青年發問)足下，你就是歌德君嗎?
青年(頷首)我是。
紳士 你就是做那名揚四海的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一書的嗎?
青年 我是。
紳士 那麼，我覺得我有表示我對於那本有害無益的著作的恐怖之義務。我禱告上帝變換你那偏頗的邪心：因為有罪的人會遭橫禍呀。
(一種不快的沉默，人人屏息凝氣。)
青年(和婉地)從你閣下的立腳點看來，你不能不如此批評我，我是了解你的。我接受你誠懇的叱責。我求你在你的祈禱中別忘記了我的名字。
(座中嬉笑復起，各從暴風雨之豫感中解放。——幕)
青年文士不消說就是歌德，耿直的中年紳士是牧師霍生康普(RectorHosenkampf)，同時還有拉瓦特爾與白舍陶在座。有甚愛必有甚憎。維特一方面大受人們歡迎，另一方面卻又為多少道德憂世之家所反對。霍生康普正是此中的一人。同時有著述兼出版家尼可來(Christoph Friedrich Nicolai)更著了一部《少年維特之喜悅》(Die Freuden des jungen Werthers)以對抗，敘述維特不曾自殺，終至受婚成禮。如我國有《水滸傳》必有《蕩寇志》，有《西廂記》必有《續西廂》，有《石頭記》必有《後紅樓》《續紅樓》《鬼紅樓》……可憐的是功利主義的無聊作家之淺薄喲!續貂狗尾，究竟無補於世!文藝是對於既成道德、既成社會的一種革命的宣言。保持舊道德的因襲觀念以批評文藝，譬之乎持冰以入火。可憐持冰的人太多，而天才的火每每容易被人澆熄!啊!「天才底潮流何故如此罕出，如此罕以達到高潮，使你們瞠目而驚的靈魂們震撼喲!……居在潮流兩岸的沉靜夫子們在提防流水泛濫，淹沒了他們的亭園、花塢、菜畦，知道築堤以抵禦呢!」
關於歌德的生涯，在此本想有所敘述，但是歌德八十三年間光耀燦爛的一生，絕不是短簡的序文所能詳盡的。——歌德生於1749年8月28日，死於1832年3月22日。我在此處，只能把此書的本事略略敘出，以供讀者參考。
歌德以1771年畢業於市堡大學法科之後，翌年5月，游於威刺勒(Wetzlar am Lahn)。此地有德意志帝國法院，當時年少的佛朗克府律師要在本地創業出庭以前，照例當來此視習。
威刺勒帝國判官亨利布胡(Deutsche Ordens Amtmann Heinrich Adam Buff)有女名夏綠蒂(Charlotte)，時年十九歲(一說十五歲)。母親死去，即代母撫育弟妹十人，經營家政。綠蒂金髮碧眼，康健玲瓏。6月9日夜，赴離市二里福培好仁(Volperthausen)舞會之途中，歌德與女友同車偶來尋訪綠蒂。自此以後，兩人十分相慕。然綠蒂已字人，其未婚夫克司妥納(Johann Christian Kestner)乃翰諾威爾公使館之記室，同時與歌德之交誼甚篤。
歌德為此無望之相思所苦，屢萌自殺的念頭。1772年9月11日留書綠蒂，毅然離去威刺勒而回佛朗克府。9月10日，克司妥納日記中有下面一段記事：
「10日 此日歌德博士與余同食於園中。入夜，往『德意志館』(Deutsche Haus——綠蒂之家)，彼與綠蒂與余談及來世事。綠蒂問他：已死的人能夠回來麼?三人相約誰先死者，先報生者以死後之消息。歌德覺無精彩，怕是想到他明日要走的緣故。」
歌德回佛朗克府之後，不久便聞伊魯塞冷之自殺。
伊魯塞冷(Carl Wilhelm Jerusalem)以1747年3月21日生於屋爾分別堤(Wolfenbuttel)，在萊普齊(Leibzig)大學曾與歌德同學。1771年任彭池危克(Brunswick)公使館之書記，得憂鬱之症(Melacholie)，對於耶穌教懷疑，與其友人公使霍爾德氏(Herdt)之妻發生戀愛而失望，託辭旅行，借去克司妥納之手槍，以1772年10月30日之夜自殺。死時着青色燕尾服、黃色肩褂、黃色腿褲、長靴，銅棕色。
伊魯塞冷一死，《少年維特之煩惱》予以誕生。歌德初有作成戲劇的計劃，繼以四禮拜之時日成此小說。以1774年3月初旬脫稿，脫稿後立即付印而風行一時。
《維特》出版了，「維特熱」的流行日見猖獗了。「生的悶脫」(Sentimental感傷)的怨男怨女，以手槍自殺者相隨繼。就中文人克來司德(Herr von Kleist)與其友人之妻情死，尤為世所周知。1778年以後《少年維特之煩惱》卷頭，歌德有弁首一詩刻在上面了。
青年男子誰個不善鍾情?
妙齡女人誰個不善懷春?
這是我們人的至聖至神;
啊，怎麼從此中會有慘痛飛迸?
可愛的讀者喲，你哭他，你愛他，
請從非毀之前救起他的名聞;
你看呀，他出穴的精魂正在向你目語：
請做個堂堂男子喲，不要步我後塵。
1922年1月22—23日脫稿
郭沫若序於福岡[1]
作者簡介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1892年11月16日，出生於四川樂山沙灣。本名郭開貞，字鼎堂，號尚武，乳名文豹，筆名除郭沫若外，還有麥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鴻、羊易之等，中國現代作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 。1914年1月，赴日本留學。1915年，進入岡山第六高等學校。1918年，升入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1919年，組織抵日愛國社團夏社；同年，創作詩歌《抱和兒浴博多灣中》《鳳凰涅槃》等。1921年8月，詩集《女神》出版。1923年，完成歷史劇《卓文君》、詩歌戲曲散文集《星空》。1924年，完成歷史劇《王昭君》。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完成論著《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等。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歸國參加抗戰，在上海主辦《救亡日報》。1938年4月，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1941年12月，寫成五幕歷史劇《棠棣之花》。1942年，完成歷史劇《屈原》《虎符》《高漸離》《孔雀膽》。1943年，完成歷史劇《南冠草》。1944年寫《甲申三百年祭》。1949年10月，任政務院副總理、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10月19日，任中國科學院院長。1953年，當選第二屆中國文聯主席。1958年，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1959年，完成歷史劇《蔡文姬》。1960年1月，完成歷史劇《武則天》；同年，當選第三屆中國文聯主席。1969年，完成論著《李白與杜甫》。1973年，論著《出土文物二三事》出版。1978年，當選第四屆文聯主席；6月12日，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