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是魯迅寫的一篇文章。 有許多事情，有人在先已經講得很詳細了，我不必再說。我以為在現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為什麼呢?第一，倘若不和實際的社會鬥爭接觸，單關在玻璃窗內做文章，研究問題，那是無論怎樣的激烈，「左」，都是容易辦到的;然而一碰到實際，便即刻要撞碎了。關在房子裡，最容易高談徹底的主義，然而也最容易 「右傾」。西洋的叫做「Salon的社會主義者」，便是指這而言。「Salon」是客廳的意思，坐在客廳里談談社會主義，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並不想到實行的。這種社會主義者，毫不足靠。並且在現在，不帶點廣義的社會主義的思想的作家或藝術家，就是說工農大眾應該做奴隸，應該被虐殺，被剝削的這樣的作家或藝術家，是差不多沒有了，除非墨索里尼，但墨索里尼並沒有寫過文藝作品。(當然，這樣的作家，也還不能說完全沒有，例如中國的新月派諸文學家，以及所說的墨索里尼所寵愛的鄧南遮便是。)
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情形，也容易變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穢和血，決不是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現實的事，需要各種卑賤的，麻煩的工作，決不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當然有破壞，然而更需要建設，破壞是痛快的，但建設卻是麻煩的事。所以對於革命抱着浪漫諦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進行，便容易失望。聽說俄國的詩人葉遂寧，當初也非常歡迎十月革命，當時他叫道，「萬歲，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說「我是一個布爾塞維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後，實際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麼一回事，終於失望，頹廢。葉遂寧後來是自殺了的，聽說這失望是他的自殺的原因之一。又如畢力涅克和愛倫堡，也都是例子。在我們辛亥革命時也有同樣的例，那時有許多文人，例如屬於「南社」的人們，開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們抱着一種幻想，以為只要將滿洲人趕出去，便一切都恢復了「漢官威儀」，人們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帶，大步地在街上走。誰知趕走滿清皇帝以後，民國成立，情形卻全不同，所以他們便失望，以後有些人甚至成為新的運動的反動者。但是，我們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情形，也容易和他們一樣的。
還有，以為詩人或文學家高於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貴，也是不正確的觀念。舉例說，從前海涅以為詩人最高貴，而上帝最公平，詩人在死後，便到上帝那裡去，圍着上帝坐着，上帝請他吃糖果。在現在，上帝請吃糖果的事，是當然無人相信的了，但以為詩人或文學家，現在為勞動大眾革命，將來革命成功，勞動階級一定從豐報酬，特別優待，請他坐特等車，吃特等飯，或者勞動者捧着牛油麵包來獻他，說：「我們的詩人，請用吧!」這也是不正確的;因為實際上決不會有這種事，恐怕那時比現在還要苦，不但沒有牛油麵包，連黑麵包都沒有也說不定，俄國革命後一二年的情形便是例子。如果不明白這情形，也容易變成「右翼」。事實上，勞動者大眾，只要不是梁實秋所說「有出息」者，也決不會特別看重知識階級者的，如我所譯的《潰滅》中的美諦克(知識階級出身)，反而常被礦工等所嘲笑。不待說，知識階級有知識階級的事要做，不應特別看輕，然而勞動階級決無特別例外地優待詩人或文學家的義務。
現在，我說一說我們今後應注意的幾點。
第一，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舊社會的根柢原是非常堅固的，新運動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動搖它什麼。並且舊社會還有它使新勢力妥協的好辦法，但它自己是決不妥協的。在中國也有過許多新的運動了，卻每次都是新的敵不過舊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沒有堅決的廣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滿足。譬如白話文運動，當初舊社會是死力抵抗的，但不久便容許白話文底存在，給他一點可憐地位，在報紙的角頭等地方可以看見用白話寫的文章了，這是因為在舊社會看來，新的東西並沒有什麼，並不可怕，所以就讓它存在，而新的一面也就滿足，以為白話文已得到存在權了。又如一二年來的無產文學運動，也差不多一樣，舊社會也容許無產文學，因為無產文學並不厲害，反而他們也來弄無產文學，拿去做裝飾，仿佛在客廳里放着許多古董磁器以外，放一個工人用的粗碗，也很別致;而無產文學者呢，他已經在文壇上有個小地位，稿子已經賣得出去了，不必再鬥爭，批評家也唱着凱旋歌：「無產文學勝利!」但除了個人的勝利，即以無產文學而論，究竟勝利了多少?況且無產文學，是無產階級解放鬥爭底一翼，它跟着無產階級的社會的勢力的成長而成長，在無產階級的社會地位很低的時候，無產文學的文壇地位反而很高，這只是證明無產文學者離開了無產階級，回到舊社會去罷了。
第二，我以為戰線應該擴大。在前年和去年，文學上的戰爭是有的，但那範圍實在太小，一切舊文學舊思想都不為新派的人所注意，反而弄成了在一角里新文學者和新文學者的鬥爭，舊派的人倒能夠閒舒地在旁邊觀戰。
第三，我們應當造出大群的新的戰士。因為現在人手實在太少了，譬如我們有好幾種雜誌，單行本的書也出版得不少，但做文章的總同是這幾個人，所以內容就不能不單薄。一個人做事不專，這樣弄一點，那樣弄一點，既要翻譯，又要做小說，還要做批評，並且也要做詩，這怎麼弄得好呢?這都因為人太少的緣故，如果人多了，則翻譯的可以專翻譯，創作的可以專創作，批評的專批評;對敵人應戰，也軍勢雄厚，容易克服。關於這點，我可帶便地說一件事。前年創造社和太陽社向我進攻的時候，那力量實在單薄，到後來連我都覺得有點無聊，沒有意思反攻了，因為我後來看出了敵軍在演「空城計」。那時候我的敵軍是專事於吹擂，不務於招兵練將的;攻擊我的文章當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罵來罵去都是同樣的幾句話。我那時就等待有一個能操馬克斯主義批評的槍法的人來狙擊我的，然而他終於沒有出現。在我倒是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戰士底養成的，曾經弄過好幾個文學團體，不過效果也很小。但我們今後卻必須注意這點。
我們急於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戰士，但同時，在文學戰線上的人還要「韌」。所謂韌，就是不要像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門磚」似的辦法。前清的八股文，原是「進學」做官的工具，只要能做 「起承轉合」，藉以進了「秀才舉人」，便可丟掉八股文，一生中再也用不到它了，所以叫做「敲門磚」，猶之用一塊磚敲門，門一敲進，磚就可拋棄了，不必再將它帶在身邊。這種辦法，直到現在，也還有許多人在使用，我們常常看見有些人出了一二本詩集或小說集以後，他們便永遠不見了，到那裡去了呢?是因為出了一本或二本書，有了一點小名或大名，得到了教授或別的什麼位置，功成名遂，不必再寫詩寫小說了，所以永遠不見了。這樣，所以在中國無論文學或科學都沒有東西，然而在我們是要有東西的，因為這於我們有用。(盧那卡爾斯基是甚至主張保存俄國的農民美術，因為可以造出來賣給外國人，在經濟上有幫助。我以為如果我們文學或科學上有東西拿得出去給別人，則甚至於脫離帝國主義的壓迫的政治運動上也有幫助。)但要在文化上有成績，則非韌不可。
最後，我以為聯合戰線是以有共同目的為必要條件的。我記得好像曾聽到過這樣一句話：「反動派且已經有聯合戰線了，而我們還沒有團結起來!」其實他們也並未有有意的聯合戰線，只因為他們的目的相同，所以行動就一致，在我們看來就好像聯合戰線。而我們戰線不能統一，就證明我們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為了小團體，或者還其實只為了個人，如果目的都在工農大眾，那當然戰線也就統一了。
魯迅《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原文、注釋和賞析
【析】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無產階級單獨負起領導中國革命的責任。在文藝戰線上，儘管國民黨反動派實行瘋狂的反革命文化「圍剿」，鬥爭形勢非常嚴峻，但是馬列主義文藝理論仍然廣泛傳播，革命文學運動蓬勃開展，年輕一代文藝工作者在鬥爭中迅速成長。為了使革命文學陣營團結起來，一致對敵，1929年秋，中共中央宣傳部和江蘇省委宣傳部，指示創造社、太陽社成員與魯迅等作家聯合，共同籌建革命作家組織。次年3月2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正式成立。本文是魯迅在成立大會上的講演。
這篇講演從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高度，密切聯繫當時文藝戰線鬥爭實際，深刻總結了1928年以來的革命文學運動; 對於文藝隊伍的建設及建立發展文藝界的統一戰線，提出了綱領性的意見。它是三十年代文化寶庫中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獻之一，對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而長遠的指導意義。
由於本篇是「左聯」內部的講演，因此不同於其他對敵戰鬥的文章。通篇不用曲筆、反語，沒有嘻笑怒罵、冷嘲熱諷和旁敲側擊，而是親切誠懇，熱烈明快，直抒胸臆。行文過程中，適應講演訴諸聽覺「一次過」特點，形成結構和論證方法的單純明了性與論據豐富多彩性相結合的顯著特色。
全篇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對左翼文壇存在的問題作透闢分析。作者嚴峻指出「左翼」作家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精湛地闡述其三點原因。第二部分提出「左聯」今後戰鬥的四點意見。論點明確，結構單純，層次清晰，論述簡明。主要採取易為聽眾理解的舉例直接證明法，在短短3000字的講演中，引用了涵蓋中外古今的眾多人物、事例，思想開闊、氣勢縱橫。例如從「沙龍的社會主義者」，到意大利的法西斯頭子墨索里尼及其寵愛的唯美主義作家鄧南遮; 從俄國十月革命的「同路人」作家畢力涅克和葉遂寧、愛倫堡，到德國革命詩人海涅以及中國的新月派文人梁實秋; 從封建文人的「敲門磚」，到古董瓷器以及工人用的粗碗;從白話文運動，到革命文學論爭及當前無產階級文學發展現狀，等等。這些豐富的史實、事例、比喻，似乎信手拈來，卻又恰到好處，惟妙維肖安排在單純明了的論述框架中，做到論據充分確鑿，內容豐沛生動。
抽象判斷與具體形象相結合是本篇又一重要特徵。這篇講演，無論中心論點或分論點均鮮明準確，其中不乏精當有力的判斷。但是由於這些表明作者觀點的判斷，一般都比較抽象，為了使其具象化，作者在論說中充分調動了生動具體的形象，避免了行文的空泛板滯。例如分析文藝界的現狀，指出「倘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情形，也容易變成 『右翼』」時，作者不僅作出這個判斷，而且將其化作具體形象，以俄國詩人葉遂寧和南社文人為例，描繪他們在革命初期如何熱烈昂奮，葉遂寧甚至激情高叫：「萬歲，天上和地上的革命!」然而接觸到革命實際就失望、頹廢，乃至自殺或走向反動。這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使抽象判斷具體化，加深了聽眾的理解。又如論述對舊社會、舊勢力的鬥爭必須注重實力，提出因為無產階級文學「並不厲害」，於是舊社會「也來弄無產文學，拿去做裝飾」這個判斷。為了說明這個判斷，作者打了個北方：「仿佛是在客廳里放着許多古董磁器以外，放一個工人用的粗碗，也很別致。」用可感可觸的實物形象，有力證實無產階級文學由於力量不強而淪為「裝飾」的可悲地位，從而說明實力的重要。
主題的嚴肅性與語言的幽默性相結合也是本篇一個特點。講演闡述的是左翼文藝生存、發展的重大問題，主題嚴肅。但作者並不因此板着面孔說教。通篇用生動鮮明，風趣談諧的語言來表述。例如論述左翼文藝隊伍建設問題，批評「以為詩人或文學家高於一切人」的錯誤觀念時，舉到海涅認為詩人最高貴，死後圍着上帝坐着，上帝請他吃糖果;無獨有偶，現實生活中也有詩人、作家認為將來革命成功，勞動階級一定從豐報酬，「請他坐特等車，吃特等飯，或者勞動者捧着牛油麵包來獻他，說： 『我們的詩人，請用吧!』」兩例都以誇張諧謔的口吻，俏皮調侃的語言，繪聲繪色描繪其可笑無知。使聽眾在哈哈一笑中認識其觀念的乖謬，從而揭示左翼文藝隊伍思想建設的必要性。又如批判對革命抱浪漫蒂克幻想的人時，舉到南社文人企圖恢復「漢官威儀」，人們都穿着大袖衣服，峨冠博帶，大步地在街上走。語言幽默談諧，設想奇特，妙趣橫生，使聽眾於忍俊不住的一笑中，領會其深刻雋永的含義。充分顯示出作者對喜劇美技巧的精深把握。[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