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也有》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外國也有》是魯迅寫的一篇文章。
原文
凡中國所有的，外國也都有。
外國人說中國多臭蟲，但西洋也有臭蟲;日本人笑中國人好弄文字，但日本人也一樣的弄文字。不抵抗的有甘地;禁打外人的有希特拉;狄昆希吸鴉片;陀思妥夫斯基賭得發昏。斯惠夫德帶枷，馬克斯反動。林白大佐的兒子，就給綁匪綁去了。而裹腳和高跟鞋，相差也不見得有多麼遠。
只有外國人說我們不問公益，只知自利，愛金錢，卻還是沒法辯解。民國以來，有過許多總統和闊官了，下野之後，都是麵團團的，或賦詩，或看戲，或念佛，吃着不盡，真也好像給批評者以證據。不料今天卻被我發見了： 外國也有的!
「十七日哈伐那電——避居加拿大之古巴前總統麥查度……在古巴之產業，計值八百萬美元，凡能對渠擔保收回此項財產者，無論何人，渠願與以援助。又一消息，謂古巴政府已對麥及其舊僚屬三十八人下逮捕令，並扣押渠等之財產，其數達二千五百萬美元。……」
以三十八人之多，而財產一共只有這區區二千五百萬美元，手段雖不能謂之高，但有些近乎發財卻總是確鑿的，這已足為我們的「上峰」雪恥。不過我還希望他們在外國買有地皮，在外國銀行里另有存款，那麼，我們和外人折衝樽俎的時候，就更加振振有辭了。
假使世界上只有一家有臭蟲，而遭別人指摘的時候，實在也不大舒服的，但捉起來卻也真費事。況且北京有一種學說，說臭蟲是捉不得的，越捉越多。即使捉盡了，又有什麼價值呢，不過是一種消極的辦法。最好還是希望別家也有臭蟲，而竟發見了就更好。發見，這是積極的事業。哥侖布與愛迪生，也不過有了發見或發明而已。
與其勞心勞力，不如玩跳舞，喝咖啡。外國也有的，巴黎就有許多跳舞場和咖啡店。
即使連中國都不見了，也何必大驚小怪呢，君不聞迦勒底與馬基頓乎?——外國也有的!
十月十九日。
賞析
《外國也有》是篇機巧四布、睿智橫溢的雜文。魯迅在論戰，但不直截了當陳述自己的對立觀點; 魯迅也批判，卻不爽利明白的直刺論敵的癥結所在。他是用了別一戰法的。所謂別一戰法，就是《儒林外史》式的諷刺手法：「無一貶詞，而情偽畢露。」①魯迅故意模擬論敵，模擬其滿不在乎的口吻，混亂的邏輯思維，隱曲醜陋的心思。被模擬的一切，本身充滿了荒謬可笑的內涵，因此，即使不加諸貶詞，情偽也畢現無遺了。
為了不用貶詞而奏「情偽畢露」之效，魯迅機智地賦予論敵有滔滔雄辯的才能，讓他們有條件充分地表現自己。這些雄辯者的特點，是擅長通過形式上的比較，為自我辯解。「外國人說中國……」，他們總能施以詭辯的一擊：「凡中國所有的，外國也都有。」且能廣徵博引，言之鑿鑿，立於似乎無可辯詰之地。然而，因為這種比較只重形式，謬誤終難遮掩。他們只比丑的事物有無，如臭蟲，好弄文字，賭博，吸毒，綁匪，搜刮民膏、聚斂私財等;不比美的事物有無，只論現象的相似，如希特勒禁打外人，言下之意，國民政府不抵抗帝國主義侵略，亦屬正常;不察現象後本質的迥異，只看事情絕對、孤立的同的一面，如「狄昆希吸鴉片;陀思妥夫斯基賭得發昏」，不看事情發展、變化的整個過程，只談抽象的一致，如「發見，這是積極的事業」，不問發現什麼，發現的價值何在。如此抽去階級的民族的特性，無視事物的動態聯繫，抹煞對比對象普遍存在的深層次區別，強辭奪理、鹿馬混淆式的比較，必然給人滑稽、荒唐感。
顯然，論敵越出常規的演繹、推論，不是為了做形式遊戲，而是為了使不合理的社會存在合理化。他們不僅是說，既然外國也有丑，則外國人就失卻了批評中國丑的先決條件。也不僅是說，他們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之法，為自我的丑「更加振振有詞」的辯解，無可非議。更是為了證明，丑在中外皆有份，本不足為怪，何必還要捫心自問，反省自新，另謀積極的追求、建設之道?由此可知，論敵的詭辯，對人民大眾有消蝕鬥志、麻醉靈魂的作用，對反動統治者有積極幫閒的效用。
為了揭示問題的嚴重性，魯迅一方面模擬着論敵越出常規的演繹、推論，一方面加以歸謬。他先拈出論敵的中心論點：「凡中國所有的，外國也都有」，以一系列排比句，加以論證。繼而着重為以往「沒法辯解」的「只知自利，愛金錢」 自辯，說明 「發見「丑的積極價值，簡直可以和哥侖布、愛迪生的發見媲美。而捉臭蟲不舒服、真費事，也未必有效。再以外國也有舒服痛快的「玩跳舞，喝咖啡」，既否定了捉臭蟲式的不舒服的「勞力」，也否定了真費事的孜孜於發現的「勞心」。最後，得出長此以往，即便「連中國都不見了」，也不應「大驚小怪」的結論。因為，失去球籍，外國古已有之。從而，論敵是民族��蟲的本相，已洞若觀火了。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在歸謬的相反方式下，被觸目驚心地提了出來。
對此類論敵作尖刻諷刺，魯迅是一以貫之的。早在五四之際，魯迅就揭露他們常以「外國的東西，中國都已有過」盲目樂觀自傲，又以「外國也有叫化子，……臭蟲」，掩飾自己的丑。認為這是論敵「競爭失敗後，不能再見振拔攻進」②的心態反映。如果說五四時魯迅側重的還是思想文化批判，那麼，在階級、民族矛盾激烈時，《外國也有》的批判，除了思想文化的層面外，已更深刻觸及了政治、經濟的層面。
由於魯迅沒有直陳自己的正面觀點，《外國也有》為讀者留下不少闡釋空白。但魯迅那種寄沉痛於幽默，寓悲憤入滑稽的情感旋律，已為讀者提供了合理的想象和填補空白的內在規範。[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