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命運》是魯迅寫的一篇文章。
原文
電影「《姊妹花》②中的窮老太婆對她的窮女兒說：『窮人終是窮人，你要忍耐些！』」宗漢③先生慨然指出，名之曰「窮人哲學」（見《大晚報》）。【由電影的台詞引出「窮人哲學」，所謂「窮人哲學」就是讓窮人接受自己命運的安排，安分守己，甘受奴役剝削和壓迫，而不要有「非分之想」。由此可見，這種「窮人哲學」是有利於統治者的，所以後文以統治者維護自己統治的角度，模仿統治者的心思展開分析和議論。】
自然，這是教人安貧的，那根據是「運命」。古今聖賢的主張此說者已經不在少數了，但是不安貧的窮人也「終是」很不少。「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這裡的「失」，是在非到蓋棺之後，一個人的運命「終是」不可知。【此段由「窮人哲學」引出「運命」，照應文章題目，此處的「運命」正是統治者推行「窮人哲學」的理論基礎，也就是說每個人的貧富貴賤都是由命運決定的，所以要「認命」，而這種「運命」理論並不「完善」，因為每個人的「運命」都是不可預知的，此時窮困潦倒，也不排除將來有時來運轉、飛黃騰達的可能性，所以要想用「運命」之說而完全讓窮人都安分守己是不可能的，這也就是作者所謂的「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此處的「智者」就是統治者。後文對此進一步說明。】
賞析
豫言運命者也未嘗沒有人，看相的，排八字的，到處都是。然而他們對於主顧，肯斷定他窮到底的是很少的，即使有，大家的學說又不能相一致，甲說當窮，乙卻說當富，這就使窮人不能確信他將來的一定的運命。【此段說明，雖然有各種算命的方法，但卻都未必準確，而且算命很少非常肯定的說某人一生窮苦貧困毫無任何希望和轉機的，而且不同算命者和算命方法各執一詞、莫衷一是，這就導致窮人不會完全相信算命。】
不信運命，就不能「安分」，窮人買獎券，便是一種「非分之想」。但這於國家，現在是不能說沒有益處的。不過「有一利必有一弊」，運命既然不可知，窮人又何妨想做皇帝，這就使中國出現了《推背圖》④。據宋人說，五代時候，許多人都看了這圖給自己的兒子取名字，希望應着將來的吉兆，直到宋太宗（？）抽亂了一百本，與別本一同流通，讀者見次序多不相同，莫衷一是，這才不再珍藏了。然而「九·一八」那時，上海卻還大賣着《推背圖》的新印本。【此段接上一段意思，說明窮人因為不完全相信算命，所以認為自己命運還存在轉運的可能性，進而產生「非分之想」，甚至有可能產生像劉邦、項羽那樣的造反心思，如此則對統治者的統治不利。】
「安貧」誠然是天下太平的要道，但倘使無法指定究竟的運命，總不能令人死心塌地。現在的優生學⑤，本可以說是科學的了，中國也正有人提倡着，冀以濟運命說之窮，而歷史又偏偏不掙氣，漢高祖⑥的父親並非皇帝，李白的兒子也不是詩人；還有立志傳，絮絮叨叨的在對人講西洋的誰以冒險成功，誰又以空手致富。【此段對當時提出的「優生學」的「缺陷」進行分析，從作者的敘述可以看出，此處的「優生學」所宣揚的就是上等人所生子女必然是優良人種，下等人所生必然是劣種。由此可見，這種「優生學」也就是變相的告訴窮人要甘於接受命運安排，和「運命」之說本質相通，也就是作者所謂「濟運命說之窮」，但通過中國歷史和外國的實例又都證明了「優生學」之謬誤，所以這種「優生學」也和「運命說」一樣黔驢技窮，無法起到讓窮人安分的作用。】
運命說之毫不足以治國平天下，是有明明白白的履歷的。倘若還要用它來做工具，那中國的運命可真要「窮」極無聊了。【此段總結前文，進一步重申自己的觀點，也就是「運命說」在發揚「窮人哲學」方面的「缺陷」已經很明顯了，若還想通過「運命說」來妄圖讓窮人安分守己可謂是痴人說夢。】
二月二十三日
【注釋】
①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六日《申報·自由談》。
②《姊妹花》：鄭正秋根據自己編寫的舞台劇《貴人與犯人》改編和導演的電影，一九三三年由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攝製。影片以一九二四年軍閥內戰為背景，描寫了一對自幼離散的孿生姊妹，因處境不同，妹妹成了軍閥的姨太太，姊姊成了囚犯。結局是姊妹相認，與父母闔家團圓。
③宗漢：即邵宗漢，江蘇武進人。他的《窮人哲學》一文發表在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日《大晚報》「日日談」。
④《推背圖》：參看本卷第93頁注⑥。
⑤優生學：英國哥爾登創立的學說，他認為人或人種在生理和智力上的差別由遺傳所決定，研究如何改進人類的遺傳性。
⑥漢高祖：即劉邦（前247—前195），字季，沛縣（今屬江蘇）人，漢王朝的建立者。[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